当我谈口罩时,我谈些什么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最近的疫情,对于病毒传播的缘起以及扩散,他愤愤然的评论道:国人是不是有劣根性啊?
我这位朋友依然愤青,依然幼稚的可爱,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纯粹、直率、爱憎分明,这样的品质离我越来越远。
朋友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人频频转发疫情进展,有人声讨武汉揭露野味儿圈;也有人声援受害者,有人赞美一线医务人员;还有人拿疫情吐槽,有人叫卖口罩……社交网络俨然浮世绘,并且能看到的内容都惊人的相似。
信息边界
老虎社区有篇帖子,大意是说,不同的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不一样的。比如面对同样的疫情信息,有些人提前就买好了防护镜,而另一些人连最基本的口罩都不愿意戴。
这种差异是致命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用楼主的说法,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对信息的敏感度,二是信息量。这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的:信息积累得越充足,遇到相关或相似信息就越敏感;越是对事件敏感,就越是会主动搜集更多信息。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对这种疫情事件就没有那么敏感,包括才过去不久的杀医事件,我都是因为老婆才关注的——她作为医疗工作者,自然有最快的信息获取渠道(比如医生群),同时也具备“当事人”才有的嗅觉和共情心理。反过来,对于特朗普的刺杀行动或是中美贸易谈判进展,我老婆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是她没看到相关的新闻吗?不是,只是她选择性忽略而已。相对的,我不仅看新闻,还对有关历史和双方舆情求之不得,因为这些都关乎着我的投资决策。说到投资,有些人开始关注这次疫情,并不是出于对健康的考虑,而是由于事件引起的医疗板块股价的异动——当信息本身的扩散和影响足够大的时候,信息的触角“跨界”了。
这种对不同人群有不同意义的信息特质,不妨称为“信息边界”。正是信息边界决定了接收主体是否有利益相关(职业)或共情心理(兴趣),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其接受信息的敏感度和信息量。
短视
还有一点,人更容易只对即时发生的后果做出反应。比如对身体、对肺的伤害来说,PM2.5不比新型冠状病毒弱,只是后者“立竿见影”,前者可能要潜伏个数十年才“收网”。所以你看这短短几天里口罩被抢购一空,而平时雾霾严重时也未见有多少人戴口罩出门。反过来讲,大多数人做不到延时满足也是一个道理。就像王小波说的:眼睛的距离只够看见面前的碗。
幸存者偏差
影响决策的因素除了短视,还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看到一个幸存者,就认为大多数人都能幸存,尤其是自己。就像中午吃饭时,老婆提议这次过年尽量少串亲戚,孩子姥姥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当年非典时我跟你爸该干啥干啥,这不也没事?
类似的观念在喝酒的话题上也经常发生:你看那家谁谁,那老头每天都喝二三两白酒,现在都九十多岁了,身体多好。
可是你怎么能和王八比长寿、和蜈蚣比穿鞋呢,你会因为有人从五楼跳下来没摔死而去尝试跳楼吗?
我没法用这种理由去说服自己喝酒,我的一个亲人两个同学都是因为喝酒离开的,芳华未尽难再续,青葱触目如眼前,我怎么能?
代际沟通
网上看到个对联,上联是:60后叫90后别熬夜;下联是:90后叫60后戴口罩;横批:谁也不听。很揶揄,事实确实如此。只是我感觉,这不仅是对疫情态度的问题,也不仅是卫生观念的问题,更是代际沟通的问题。就好像孩儿他姥姥从外面回来,老婆让她去洗手,她怀疑地说:我不是戴口罩了吗,怎么还要洗手。我连忙解释:“这病毒除了空气传播还有接触传播,所以不仅要戴口罩,还要洗手消毒。”可是老人家左耳进右耳出,一声不吭干自己的事情去了,让人哭笑不得。
关于为什么老人对“知识”不为所动这个问题,我是花了好几年才弄明白。
大概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我妈被一个叫做3m的跨国集团骗走了几万块钱。记得当时家里人都劝她,那么高的收益率肯定有问题,她不听,非要投钱,结果把自己气的够呛,家庭氛围也因此一度紧张。问题是,在这之前,她已经不止一次被类似的传销组织骗过,为什么还会上当?那时我下定决心,要把类似的骗局研究透彻,以防止家人重蹈覆辙。
就这样,曾经对金融毫无兴趣的我开始自学,很快我知道了“正经”的投资标的收益是怎么来的,知道了原来所有传销和资金盘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庞氏骗局”,甚至那时你告诉我一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和收益率,我能用公式当场计算出这个项目大概多久之后会跑路……
然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即使我清楚地为她甄别出项目本质,依然拦不住她偷偷送钱给操盘手——和其他广大的“投资”大妈一起手牵手,阴沟里翻船不回头,不回头呀不回头……
这种事情持续了两三年,期间我曾和我妈吵过架,也曾和拉我妈上贼船的我妈的朋友(也是我的长辈)吵过架,无意之间南辕北辙;我一度幼稚的以为考了几个金融证书就能让老人家听我的话,结果还是螳臂当车。这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我虽然是儿子,可也只有一张嘴,她周围能忽悠的那是好多张嘴;我即使声色俱厉,怎奈远在天边,对方却可以整日围在跟前花言巧语。这如何敌得过?
被逼无奈的我决定打入敌人内部……
那是去年,有一次无意间看到我妈在玩一个APP,那画风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区块链钱包如出一辙。果然,我妈承认这是一个数字货币的项目。我的脑海中立刻弹出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位大妈正站在小黑板前面眉飞色舞地讲解区块链和比特币、以太坊、EOS……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骗子们的与时俱进、抢占“下沉市场”的能力可真厉害。
这一次我没有对老人家言辞激烈,而是循循善诱:我不阻挠你玩,但是你控制一下本金,少一点,就算扔了也别生气。还有,这个项目你要让我监督你玩,免得再被骗得糊里糊涂。
就这样,我每天跟进“项目进展”,还去见了我妈在这个项目上的“上家”,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我和他心平气和地聊天,尽量不去对他们做的事做一刀切的评论,还从专业角度为他解答一些金融方面的疑惑。或许是我的诚意让他有所触动,他主动邀请我下次再给他讲解“真实”的区块链市场和金融市场……经过三次见面,他似乎对我强调的风险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和我达成共识:帮我妈尽可能收回本金,并且不再教唆我妈继续投钱。
结局是,我妈的本金并没有收回来多少,不过也没有追加投资,算是把损失降到了最低。而这位上家已经消失了,我妈再也没联系到他。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老人家似乎是真的想通了什么,那之后对什么项目都避之不及,那些乐此不疲的大妈们也逐渐从我妈的朋友圈淡去了。
我后来突然想明白这事:拉住我妈的,不是什么权威或者什么知识,而是我的陪伴和关心。只有你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你说的话、做的事才容易被接受。
所以戴不戴口罩本质上不是观念之争,而是情感之争。换一种方式表达,可能父母就会带上口罩。即使观念不改变,为了你的爱,他们也愿意做任何事——戴口罩和洗手有什么难的呢?
再看三毛引用《圣经》中的那句话,又会有新的的感悟——请多读几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扯远了。不过也不偏离主题,因为这其实是影响决策的唯一感性因素:情。这似乎是最无法用言语概括的一个变量了——如果你是当年的马伊琍,你会怎么抉择?“且行且珍惜”还是“相忘于江湖”,想必还要听命于自己的内心。
蝴蝶效应
回到口罩上。记得上次有类似的灾难时,食盐也承载了同样的角色——给发国难财的人搭一个舞台,给恐慌情绪一个呈现的载体。在丹泽尔·华盛顿的电影《局内人》中,那个老银行家面对自己在二战期间和纳粹合作的罪行,有这么一段自白:我那时年轻,野心勃勃,我走上了成功的捷径,为此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从此以后我便一直在赎罪。他讲这句话时的“泰然自若”告诉我们,他的赎罪只是自我安慰,并且从未真正奏效过——因为那个窟窿只会随着他的财富一起越来越大,他很清楚这财富建立在大屠杀之上,他的成功和体面背后永远流淌着无辜人的鲜血。
我不知道这次疫情会何时收尾,又会有多少人受难,只是应该没有大盘指数呈现的这般绝望。恐慌蔓延所造成的的危害,或许比灾难本身还要严重。为什么最开始那波人要跑要藏?在本可以减小感染范围的时候,他们的跑和藏使得事情朝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甚至到了现在这种局面,还有些人即使感冒发烧也要自己躲在家里不去医院检查——你说他是淡定吗?其实是胆小。可是又怎么能责备他,换了我们自己又会怎样。你接受过相关的医疗培训吗?进行过疫情演练吗?学校有这方面的素质教育吗?你对政府或者医疗机构有信心吗?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自己的“主”吗?答案是苍白无力的,这种局面似乎注定发生。
所以,灾难能揭露人性,也能检验制度——拨开表面的太平盛世,核儿是好是坏一目了然。
而这才是最令人细思极恐的地方——无论你的决策建立在多么高效精准的系统之上,你的结果也逃不出终极BOS的五指山。你永远料不到某个不认识的人会从武汉带来什么,或者你乘坐的飞机会被某个“决定”击落,或者像《小丑》里讲述的那样,一个脱口秀节目对梦想的嘲笑,最终导致一个小男孩失去了双亲。在意识形态的蝴蝶效应下,没有人可以完全按照既定轨道行进,同时也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轨道的束缚。
总结
不知道这些思考能不能回答朋友的问题——且不说国人的劣根性,先看一看影响我们决策的普遍因素:信息边界(职业和情怀)、视野格局(避免短视和幸存者偏差、延迟满足)和意识形态(情商、蝴蝶效应),掌握这些要件,或许能指导我们做出判断。
用这样的思考模型来为这次疫情建档并指导行动,而这种经验又累积成信息,为我们下次遇到新的事件时增加敏感度,以此正向反馈,良性循环。待量变到质变之时,便是冲出轨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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