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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鹤岗化”可能是大部分小城市的命运》，现在来看可能非常有预见性。这不前几天阆中这个四川东北部的小城，在前些日子搞收费测核酸之后，因为一笔不到2亿的拍卖再次上了热搜。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拍卖有点不正常，所谓“把缺钱写在脸上”。根据报道，和很多三、四线城市一样，现在阆中的财政压力太大，不得不依靠一些非正常手段弄钱。分析的文章很多了，我就不具体说阆中的问题，今天说说大家共有的问题。现在有个说法，说以前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以前那么穷，当时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尚平衡，现在经济发达了反倒这么多地方弄得资不抵债。甚至有人说金融市场开放，容易借到钱了，所以造成了这次地方财政紧张问题。这个比较复杂。1978年之前，我国采取的是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制度，中央统一收钱，然后按照计划把钱划拨下去。有什么事情就向上面打报告。批了就有钱干，没批就想法子缠着批，弄到批文和划拨资金才能开工。这种财政方式，好处就是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缺点是过于僵化，可能有个比较好的项目，等到上边终于给批了，项目也不赚钱了。改开之后，为了动员基层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始大规模搞“承包制”。大家知道小岗村的几个农民搞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吧，那时候啥都在搞承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是搞承包，地方上约定好每年上交一个固定的数，剩下的归自己。“承包”这个词当时火得不得了，一直到90年代，很多村里的墙上依旧刷着“承包为本”，能承包出去的几乎都承包了。当时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政府收入快速增加。而同时因为分权后，中央的收入增加很慢，花钱的地方反而多了，比如军队、公路什么的开支，使得财政捉襟见肘，甚至最严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需要向地方伸手要钱，名义叫“借”实际就没想过还。但是要钱哪里那么容易？财政会议要开大半个月，基本都在扯皮。不过问地方要钱只能是权宜之计，关键还是找银行要。直到1992年中央财政到了很严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