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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共同基金逾60年的历史上，只有三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明星：彼得·林奇，比尔·米勒，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文章的主角——约翰·内夫。

生于1931年的约翰·内夫，在他33岁时成为了先锋温莎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一待就是31年。从1964年6月至1995年12月，在他的领导下，温莎基金的累计回报率达到5546.40%，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累计回报只有2229.70%。

在这30多年的时间内，约翰·内夫的基金有20年都跑赢了大市，他的投资准则，就是通过购买那些大部分投资者都避之不及的低市盈率股票。内夫曾称：

“我在事业生涯中，曾被贴上几个标签。在某些观察家眼里，我是价值型投资人。其他一些观察家称我是逆向操作者。这是个相当含糊的称呼，意指性喜与人唱反调。我个人喜欢一个另类的标签：低市盈率投资人。这个名词简洁、准确地描述了在我主持下温莎的投资风格。”

这是英为财情“投资大佬”系列第10篇原创。

约翰·内夫

内夫的经典投资案例：花旗银行和福特汽车

也就是说，内夫喜欢发掘那些被忽视的股票。内夫往往会在《华尔街日报》上搜寻创出新低的股票，还会寻找前一天收盘时表现最差的股票——跌幅从8%至30%（甚至以上）不等。他寻找的是具有适度增长、稳健收益、高股息和低市盈率的优秀公司。

投资花旗银行是内夫低市盈率投资的经典战役。

1991年，花旗银行共借出了超过130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其中近43%是不良贷款。随着房屋抵押贷款的表现恶化，花旗银行的这部分债务被主要评级机构降至“垃圾”级。

与此同时，当时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对工业化国家的欠款超过1.3万亿美元。在这部分债务当中，大约有一半是由私有债权人所持有，以商业银行为主——花旗银行是最突出的一个。

商业房地产及海外不良贷款的双重打击之下，花旗陷入困境。在1990年至1992年的三年内，花旗的信贷损失达到100多亿美元，1991年税后利润亏损9.14亿美元。自然，投资者对花旗唯恐避之不及。

当约翰·内夫不这么认为。他仔细权衡了花旗银行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他通过研究发现，影响花旗表现的主要是商业不动产，而它的消费者业务却非常出色，其信用卡业务也在市场上占据着支配地位。

1991年年底，花旗股价一路下滑到8美元/股左右，内夫却买入了更多的花旗股票。最后的证明内夫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过三年的复兴计划（1992年至1994年），花旗银行迅速调整了资本结构，恢复了资本实力。1995年，花旗银行净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5亿美元，资本总额也上升到277亿美元。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上升到192.4亿美元，占总资产的11.9%。

花旗银行不是个案。1984年，由于大量分析师认为福特汽车的销售开始放缓，并纷纷给出“卖出”评级，福特汽车的市盈率也跌至2.5的历史低位。但内夫无视了市场上的噪音，看到了福特汽车巨大的潜力：精益的管理、良好的成本控制以及前景甚好的新车型Taurus。内夫开始收购已经下跌至12美元/股的福特股票。在之后的三年内，其股价反弹至50美元。

如何寻找被低估的优质股票？六大原则

内夫认为，在作出买入决策是，不能单单根据一个参数。“你需要调查一大堆数字和事实，确认自己的观点，或是判断与之是否有出入。”这些参数包括：

1、低P/E比（低市盈率）

如此所述，内夫不认为自己是逆势投资者或价值投资者，更倾向于称自己为“低市盈率投资者”。

2、盈利增长

基本盈利增长在7%以上，但不能太高。长期来看，增长率过高（超过20%）的股票难以维持高增长势头。

3、稳健、持续增长的股息

内夫认为，强劲的股息通常被投资者所忽视，但它是我们击败市场的重要条件。

如果两家公司均提供14%的预期回报，但A公司的盈利增长率为14%但没有股息，而B公司的增长率为7%且有7%的股息，那么最好选择B公司，因为股息使得未来收益更有把握。

4、与市盈率相比的总回报需高于平均水平

对于内夫而言，其目标股票的市盈率需要介乎市场平均水平的40%至60%之间。

他会把预期盈利增长与股息收益率相加，并将其除以市盈率，从而寻找估值较低的优质股票。例如：

A股票：盈利增长率= 10%/收益率= 5%/市盈率= 7.5

B股票：盈利增长率= 10%/收益率= 5%/市盈率 = 15

在这两只股票当中，A股票的吸引力要更高。

5、周期性股票

如果没有低市盈率来抵消其波动性，则不会买入周期性股票。

6、坚实的基本面

良好的现金流、稳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市场是内夫评判一家公司基本面强劲与否的标准之一。

【本文来自英为财情Invest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