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红利,不在机器里,不在车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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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陶魏斌再加条生产线吧。在福建小城宁德,新港路2号,宁德时代总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为产能分配而起争执的几个经理,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工厂新产能的扩张上。这几乎是中国所有正在享受红利的企业经常性的一幕——同样在十年前,富士康的经营会上,讨论的最多的是,下一个工厂我们应该建到哪个城市去。“企业的危机在于它们需要不断壮大。”杰弗里·韦斯特并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专家,但这位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在《规模》一书中,试图去阐述“规模”对企业的真正意义。对上一代的企业家来说,规模产生的红利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这一切或许正在起变化。这个话题,事实上还要从亨利•福特那个年代说起。机器上的红利流水线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1913年,纽约的报纸争相报道一个新闻:位于底特律的福特汽车,“每40秒生产一辆汽车”。新闻媒体和民众的兴奋在于,人们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一辆带有四冲程发动机的T型小汽车——这是他们开往美国上个世纪梦幻般的“爵士年代”的必备工具。而受此启发,经济学家们则开始讨论,人类如何能在更短的工作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数以千计的工厂管理者、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开始努力寻找能够节省人工的技术和设备。这是一个生产力快速飞跃的年代。要知道在1750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均收入每隔6000年才翻一番,而在1750年以后,速度变成了每50年翻一番。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无疑是机器的诞生。1985年,瑟斯顿曾经记录过这样的一段话:“为了让人们过上舒适、奢华的现代生活,各种形式的磨坊、工厂、作坊纷纷为此不懈地努力着,而人类社会也逐渐从原始野蛮的状态向着更开化的文明国家转变着。”他还继续写道:“我们现在的生活舒适度要比1880年的时候增加50%,是生活在1850年的父辈们的6倍。”福特汽车新工厂在那个年代引起了足够的轰动。一位记者将福特的工厂比喻为“国家的标志和新尼亚加拉大瀑布”。从纽约州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