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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熟悉的“双抢”配方，但短期恐难奏效。 网约车的江湖，看似平静但又暗流涌动。 日前滴滴旗下的20多款App遭遇下架，其留下的市场也被各家迅速争抢。这个争抢的名单中，不仅有重新上架的美团打车，还有高

郑志刚：监管机构用“事后应急式监管”代替原本应有的“事前合规监管”，使中国对新经济企业监管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并付出昂贵的代价和学费。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郑志刚 就在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后一天”的7月2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公告称对滴滴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受此消息影响，滴滴当日股价大跌超5%。包括Rosen等在内的四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发起对滴滴围绕上市风险评估不足的集体诉讼。滴滴目前在国内政府监管和国外股东诉讼的“内外夹击”下发展陷入空前的困境。 无独有偶。就在蚂蚁科技在2020年11月在A股科创板和港交所即将“同步上市”的“前一天”，由于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有望成为全球最大IPO的蚂蚁“暂停上市”。此后不久，蚂蚁启动有1000万人参与认购的战略配售基金的退款，而何时重启上市目前仍遥遥无期。 无论提供金融服务，必然关联国家严加防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蚂蚁，还是提供出行服务，必然涉及数据安全，甚至所谓“国家安全”的滴滴都是互联网时代新经济企业的典范，对理论和实践更多停留在对传统产业总结的监管实践无疑构成巨大挑战，当然需要选择适合的窗口期尽快确立良好的监管规范。然而，由于在监管操作策略选择上，相关监管机构用“事后应急式的监管”代替原本应有的“事前合规监管”，使中国对新经济企业监管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和学费，乃至于业界有“蚂蚁上市前一天，滴滴上市后一天”的说法。 我们以滴滴为例。由于事发突然，围绕滴滴的各种所谓“传闻”和“解密”甚嚣尘上，不胫而走。一些传言称，滴滴的主要股东是外国资本，一些传言则称滴滴的一位独立董事是前美国军官。当然传言最为广泛的是滴滴可能把影响国家安全的道路数据“打包交给美国”。一些人更是拿出5年前新华社刊发的一篇滴滴提供的主要部委行车大数据分析作为佐证。众说纷纭之下，滴滴即使浑身长满嘴，一时间也都真假难辨。 一些人也许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