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来迄今的十年历史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2019年是一个清晰的分界线。创始人李斌的出圈始于“2019年最惨的人”这顶大帽子，蔚来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几乎处于死亡边缘。年底深圳湾体育中心的NIO Day，李斌说蔚来“被左一拳又一拳地打趴在地上”，车友会在自创歌曲里唱道：补电要拖辆油车，牛屋投一亿接客。长安街上也趴过窝，股票跌成一块多。2019年蔚来NIO Day拿到合肥国资70亿的救命钱后，李斌摇身一变成为2020年最得意的人，蔚来的股价在一年里翻了二十倍，从一家总部设立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变成了公众舆论中的一个话题和现象。与蔚来有关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2019年之后的五年，李斌那句“不理解为什么还有人买油车”，其实问世于2021年ET5发布会后的媒体车主沟通会。但决定这家公司特质的许多细节，恰恰发生在之前的五年。《纽约时报》说蔚来是家“亏损但胸怀大志”的汽车生产商，蔚来是在中国建设充换电设施数量最多的汽车品牌，但依然有许多人讨论这是不是个划算的生意。在一片争议声中，蔚来把中国车卖到了50万的价格带，用商标之外的东西定义高端车的价值和内涵。华尔街精英会从财务、市场和估值审视这家公司的方方面面，但蔚来的车主会从车内不太会被注意到的麂皮而非织物材质以及专属群里12对1的服务，理解自己与蔚来的契约。当价格战的炮火蔓延到汽车市场，蔚来反而准备开始交付预售价80万人民币的ET9。蔚来迄今的十年是一段跌宕但迷人的往事，汽车工业用百年时间建立的森严秩序里，还没有相信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故事。从EP9到ET92023年底蔚来ET9在NIO Day上亮相，有媒体问为什么这么早亮相一款两年后才会交付的车，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的回答是：ET9是NIO IN（蔚来科技创新日）上一系列技术方案开题后的一次汇报总结。2023年NIO Day，蔚来发布ET9在这之前，蔚来只有一个年度保留

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国制造最凶恶的敌人、上届川普政府的贸易沙皇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新一届内阁任命中“出局”了。 出生于1946年的莱特希泽跟川普年龄一样大，今年都已78岁。在上一轮的贸易战中，他成为中国眼里“对华最强硬的美国人”之一。而在本次美国大选中，莱特希泽一直是川普的智囊顾问，为其贸易和关税主张出谋划策，因此呼声很高，一度被传可能接任级别更高的商务部长甚至财政部长。 华盛顿的衙门数量不比西城区少，但贸易政策和谈判通常由“两部一办”说了算：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莱特希泽在上一届川普政府中，就是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不过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算白宫直属的“部级”单位，但明显要比财政部和商务部矮上一头。 美国商务部是对外贸易政策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中国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其下属负责“实体清单”的工业与安全局（BIS）让很多企业恨之入骨。上届拜登政府的商务部积极构建半导体等领域的小院高墙，部长雷蒙多女士（Gina Raimondo）更是出镜频繁，喜提华为手机代言人的荣誉称号。 美国财政部主要覆盖贸易和金融交叉的部分，比如货币操纵和跨境资本流动等，表面上离贸易和关税有些远，但财政部长在内阁的位次仅次于国务卿，历史上诞生过很多对贸易政策影响极大的财长，比如奠定关税作为战略工具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和主导《广场协议》的詹姆斯·贝克（里根政府）。 而相比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一个小机构，大概只有200多名公务员——商务部和财政部的雇员数量分别是4.7万和11.2万。它隶属总统行政办公室序列，通常直接汇报给白宫幕僚长，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和争端处理，每年著名的《特别301报告》就是由该部门编写。 显然，在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这三个岗位中，美国贸易代表是权力排位最低的。但在上一届川普政府中，莱特希泽在“宫斗”中战

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AI教父”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一度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掀起“人工智能算不算物理”的大讨论。今天产业界的百花齐放很容易让人忽视，仅仅十年之前，人工智能这门年轻的学科还在争议中匍匐前进。辛顿对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这门学科的缩影，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历史坐标系。过去十多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2012年，辛顿带着两个学生参加了ImageNet图像识别比赛（ILSVRC），以惊人的84%识别准确率夺得冠军。这个成绩深深震撼了学术界和正在投资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从“之一”变成了“唯一”。《深度学习革命》中说：辛顿和他的学生改变了机器看待世界的方式。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2017年，在谷歌工作的八位程序员经过数月的合作，创造了一种处理语言的架构，简称为“Transformer”，并在当年7月的一篇名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论文中描述了该架构。这篇划时代的论文，拉开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幕。·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过去十年的发展浓缩在一个聊天窗口里，全世界见证了一个用美元和GPU堆起来的理想主义故事，也极其直观的感受到了人工智能身上散发着的下一个时代的气息。短短十年时间，人工智能经历了万马齐喑后又爆裂般的成长，即便对前沿技术最敏锐的人也有可能漏掉它狂奔途中重要的时刻。全球范围内，完整参与了三个关键节点的科技公司寥寥无几。在中国，它是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名字：百度。广招天下英雄辛顿早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曾多次请求学校聘任另一位教授跟自己一起工作，被校方无一例外拒绝，理由是[1]：“一个疯狂的人做这件事就够了”。这代表了2012年之前学术界对深度学习的主流态度——说好听点是百家争鸣，说难听点是死路一

2024年10月27日，郑钦文夺得WTA500东京站冠军，细心的网友在镜头里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比赛时，郑钦文手上只带了白色的护腕，但在颁奖时，她的手上却多了一只劳力士手表。 劳力士是郑钦文的赞助商，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但也有有不少人觉得这种“植入”略显刻意，毕竟没有球员会在打球时真的带一只沉重的手表，在颁奖前的间隙特意把去把手表换上，有一种“被迫营业”的感觉。 WTA500 东京站颁奖仪式上的郑钦文，2024年 但无论营业是不是“被迫”，郑钦文很早就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了，环绕在她身边的团队已经构成了一家小型的商业公司，赞助商的支持和比赛奖金一样，都是郑钦文用来支付各类账单的来源。 而放眼望去，如今活跃在世界网坛上的职业球员，绝大多数都通过组建专业团队来提升自己的球技和身心素质，用赛事奖金和广告赞助来支付交通、场地、餐饮和团队工资，扣完税之后，还要留下用来抵御风险的发展资金，最后才是属于自己的净利润。 所以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打球就如同创业，不乏亏本的风险。郑钦文飞遍全世界参加各种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做好Queen Wen，也是为了当好Boss Zheng，赚奖金拿赞助，为整个团队提供经费。 随着世界排名的上升，郑钦文对“老板”这一岗位也越来越驾轻就熟。比如在2024年9月的美网8强赛里，当时郑钦文刚刚拿下奥运女单冠军，势头正猛，但还是 0:2 输给了萨巴伦卡。 赛后郑钦文不留情面地批评了陪练，认为是他的频繁失误导致训练效率低下，并对教练“和稀泥”式的调解感到不满。之后，她毫不犹豫解雇了这名来自西班牙的陪练，向外界展现了自己作为Boss Zheng的一面。 2024年11月10日，郑钦文在WTA年终总决赛中摘得亚军，拿到1654万人民币（230万美金）的赛事奖金，个人年度奖金也逼近4000万人民币，而加上各类赞助，郑钦文和她的这家小型商业公司在营收层面上

自2020年开始中国电商行业围绕“反垄断”所激起的一系列震荡，终于在五年之后画上了休止符。2024年10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告，称将支付4.34亿美元，对其在美国纽约南区法院遭到的一起集体诉讼案进行和解——阿里否认任何过错和指控，但通过拿出这笔折合人民币30.87亿的和解金，彻底了结了这桩长达数年的官司。在此之前，阿里和关系紧密的蚂蚁集团经历了多轮的调查、处罚和诉讼：2021年4月阿里被市场监管总局处以182.28亿的罚款，2023年7月蚂蚁集团被金融监管部门处罚71.23亿元，2023年12月京东胜诉阿里“二选一”案件，阿里赔偿10亿元人民币。但在阿里低头接受整改的这些年里，中国电商江湖早已经沧海桑田。从2020年到2024年，阿里+京东的市占率下滑超过20个百分点，其丢失的份额被拼多多和直播电商吃下，后者的GMV从2020年的数千亿飙涨到了2024年的接近6万亿；同时，平台对消费升级的押注全部挫败，“低价为王”的逻辑横扫全行业，平台之间的价格战重燃战火，成为电商竞争的主旋律。而在另一面，整个电商行业的生态却呈现出一副亚健康的模样：商家的抱怨日益沸反盈天，工厂的利润逐渐薄如纸片，消费者针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一度愈演愈烈，带货主播们则接二连三地“塌房”，“仅退款”等平台政策又引发无数争议，最终“内卷”一词则成为全行业共识。在很多从业者的眼里：过去5年，是中国电商行业“原地踏步”的5年。01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中国电商行业的集中度在过去这些年一直在持续下降。在2014年，仅阿里和京东两家公司的GMV总和就占到了中国电商行业总规模的80%，断崖式领先第二梯队的电商公司。但十年后的2023年，昔日的“喋血双雄”变成了“五军之战”，组成80%占比的公司扩大到了5家：32%的阿里、17%的拼多多、15%的京东、11%的抖音和5%的快手。中国电商平台GMV份额变化：2014-2

2023年底，《金融时报》在关于安踏的报道中这样概括这家公司：安踏是1980年代崛起的“Fujian Tigers”之一，曾为许多西方运动品牌生产产品。2007年上市后，安踏开始不断收购海外品牌，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省级运动鞋生产商，成长为稳居中国第一的运动品牌。作为一家公司，安踏可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最熟悉的中国股票之一，但作为一个品牌，安踏在海外消费市场的影响力也许不及资本市场。按照文章中的说法[12]：丁世忠很早就意识到，附加值位于品牌，而非生产环节。文章刊发几个月后，丁世忠在央视的节目里有一个更贴切的表述[13]：技术可以用时间超越，但品牌不行。这也是安踏品牌新任掌舵者徐阳需要面对的问题——当安踏作为一个品牌面向海外市场时，它更像一个白牌。2023年3月，徐阳成为安踏主品牌CEO，是第一个非销售系统出身的CEO。当时的安踏品牌需要向外界呈现两个角色，一个是他们熟悉的，即如何面对市场群狼环伺的考验。2023年10月，徐阳在投资者日上公布了一系列未来方案和目标，最核心的指标是2023-2026年，安踏品牌流水年复合增长10%-15%。另一个是他们相对陌生的，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己的影响力。衡量它的标尺不是销售额和利润率，而是野球场上有多少人在穿安踏，潮鞋店里有没有卖安踏，TikTok上有多少人在讨论安踏。这个议题还有另外一个标尺，在与波士顿咨询公司中国区主席廖天舒的一次交流中，她问了徐阳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需要安踏[2]？这个问题对徐阳的启发远比他自己预想的深刻，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安踏作为一个品牌，在全球体育消费品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从1991年成立，安踏伴随中国运动员和中国国旗一次次升起，目睹并参与了运动市场在中国诞生和成长的过程，通过一系列并购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但2021年，安踏提出“单聚焦、多品牌、全球化”的十年新战略，关键词显然是最后一个。所以，安踏审

2003年12月7日，六个中年男人在台北圆山饭店拍了一张合影。圆山饭店是台北市的地标，坐落在剑潭山之上，主楼是一座14层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饭店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台湾神社，1952年被蒋宋家族控制，首任总经理是孔二小姐，地下更是修建有防范空袭的逃生密道。以前能在圆山饭店定桌请客的，要么是高官政要，要么是商业显贵。台积电研发六骑士，《今周刊》而照片中这六个脚踩汉白玉石桥的中年男人，属于后者。从左到右，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林本坚、杨光磊、蒋尚义、孙元成、梁孟松和余振华——这六个人都是台积电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当天，台湾行政当局为表彰他们在“0.13微米铜制程”之战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特意在圆山饭店给他们颁奖。其中最左边的林本坚是光学大咖，被誉为“浸润式光刻之父”；左二的杨光磊和左四的孙元成是逻辑制程的专家，擅长提升产线的良率；左三的蒋尚义是当时台积电研发的老大，是其余五人的上司；最右边的余振华则是封装领域的大拿，目前业界最火热的CoWoS封装，正是出自他手。而站在右二的位置，双手插兜，霸气外露的这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孟松了。梁孟松是“0.13微米铜制程”之战的核心人物，正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而你如果仔细观察照片，就会发现这6个人其实是站成了两排：蒋尚义作为研发的老大，站在了第一排的C位，而梁孟松站在前排蒋尚义的左边，两人脸对着脸，丝毫没有下属的感觉，这从侧面反映了梁孟松当时的地位。但在3年后的2006年，蒋尚义功成身退，接任他“研发副总”这一职位的，却是站在后排、跟梁孟松同龄的孙元成。而当年意气风发的梁孟松则是被投闲置散，平调到基础架构专案处长一职，被派去执行一个刚启动的“超越摩尔计划”，管理两座工艺落后的晶圆厂，四舍五入等于打入了冷宫。企业里的权力斗争也是残酷的，接班背后往往是站队问题，失败通常就意味着上升通道的终结。梁孟松一度有8个月没有事情可做，白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因为害怕遇见同

2023年7月22日，薛之谦演唱会在合肥举办，现场挤满了超过5万名观众。在例行的互动环节，导播镜头给到了坐在A区VIP坐席第一排的四个人：小杨哥（张庆杨）大杨哥（张开杨）以及两人的夫人，全场观众马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薛之谦更是用夸张的语气跟一家人问好，并热络地称两位夫人为“嫂子”——尽管他要比95后的大小杨哥年长十几岁。明面上是两大流量的商业互蹭，底子里是老一代明星向新一代网红的“拜码头”。而2023年的小杨哥似乎的确配得上这种“致敬”：不但全网粉丝突破一亿，还豪掷1.03亿在合肥买楼，更是有几乎半个中国的娱乐圈都涌进了他的直播间，从柳岩到汪峰，从王宝强到古天乐，阵容足以排两台春晚。这离他2016年拍“炸墨水”的搞笑视频，仅过去7年；而离他2018年入驻抖音，也只过去5年。但跟之前很多顶流网红一样，小杨哥之后的轨迹似乎也没逃脱“历史周期律”。仅仅过了一年，一场爆发在小杨哥和辛巴之间的撕逼大战，拉开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塌房序幕，争吵的对象也从大闸蟹、白牌月饼一路翻到槽头肉、假茅台、三无吹风机等陈年旧账，持续激发着吃瓜群众的热情。这场隔空对战又引发了一系列破窗效应，从“消失的女主播”，再到“伪造的录音门”，有人针锋相对，有人浑水摸鱼，令小杨哥遭遇了成名以来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昔日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失去了助威的动力，围观的群众更是热闹不嫌事儿大，其中一条热评很能体现此刻的舆论水位：“看到小杨哥哭了，我也哭了，真怕他这次又挺过去了。”直播间里道歉的小杨哥这场风波，最终以三只羊被罚款6894.91万和停业整顿而告一段落。从表面上看，这又是一场“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传统三幕剧，又是一起对网红翻车案例库的补充——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三个月后舆论就会迎来新的案例——哦，不用等三个月，2000多万粉丝的“东北雨姐”好像已经在排队了。但这种解读只停留在了表面。其实从“喊麦之王”的MC天佑开始

在vivo开发者大会（VDC）开幕的几个月前，vivo的研发团队在深圳福田的办公室测试了一项新功能：让手机内置的AI智能体像人一样订餐厅。和大部分AI应用不同，研发团队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构想：用户通过文本或语音下达指令，AI可以像真实用户一样，自己打开App，搜索并选择对应的餐厅，自行拨打餐厅电话订位。整个流程在用户看来，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作手机。一旦这个设想可以实现，理论上人在手机上能完成的操作，都可以交给AI完成。vivo的思路是从订位和点外卖这两项相对基础且高频的场景开始。在点咖啡这个功能中，AI像人一样熟练的进入了商家小程序，按照指令选择了对应的杯型，甚至识别并关闭了促销广告。这次技术探索，在今年10月10号召开的vivo开发者大会上首次亮相。和去年一样，两届开发者大会的主题都是“同心同行”，但内涵却有所差异。去年vivo发布了自研的蓝心大模型与蓝河操作系统，第一次将AI兵工厂中的军火集中批量展示。一年之后，vivo打算直观的向开发者与消费者解释，复杂的参数和代码带来了什么改变。这是vivo尝试用AI重构用户体验的365天，也是他们重新理解AI的365天。重建规则和许多被AlphaGo惊醒的公司一样，vivo对AI的大规模投入始于2017年。周围是这项战略最主要的执行者，他在vivo工作了15年。2017年，周围受命带队vivo的人工智能研发团队，在这个团队组建前，他和其他高管走访了国内外各大高校，意识到学术界在人工智能上的探索，正在孕育产业化的想象空间。ChatGPT出现后，vivo对生成式AI的投资更加坚决。相比新技术的开发，手机厂商更注重如何将新技术应用于终端产品，并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和附加值。ChatGPT像AlphaGo一样，直观的展现出了大模型的应用前景。vivo的副总裁、OS产品副总裁、AI全球研究院院长周围和研究机构不同，vivo是一家消费电子公

从2024年7月开始，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开始了一段久违的全球之旅。他先是飞去了目前全球最大的电视机消费市场——美国，然后南下来到拉美，访问了建有TCL生产基地的巴西和阿根廷，接下来又去了曾经两大跨国并购的发生地法国，最后回到亚洲，来到TCL在1999年的第一家海外工厂所在地——越南，飞行里程超过了4万公里，足足绕地球一整圈。在2024年9月25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论坛”上，TCL给参会者展示了这样的数字：TCL目前在全球布局了46个研发中心、38个制造基地，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十年海外营收从2013年的353.71亿元增长至1253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海外营收增长达17.2%。李东生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论坛上发表《开拓中国制造的大航海时代》演讲，2024年9月这些数字勾勒出了TCL在这些年的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二十五年前，TCL在全球化方面是一个经验尚浅的“初学者”，是一家业务领域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的中国公司；二十五年后，TCL成为对全球化有深刻理解，业务高度聚焦且牢牢掌控产业链上游的全球性企业。全球之旅让李东生检阅了TCL全球化的成绩，也唤起了他很多尘封的记忆。二十年前，李东生也曾有过一次全球之旅。在2004年11月底，李东生来到巴黎的阿尔卡特总部开会，在没有暖气的写字楼里听到了亏损3000万欧元的数字；随后马不停蹄飞往美国，监督另一家并购来的公司汤姆逊的改造进程；当他回到国内时，还要继续处理手机销量下滑的艰难局面。媒体喜欢用“敦刻尔克”时刻来形容当时的处境，而那次全球之旅仅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三年里，TCL面对的冲击由巨浪变成了海啸：海外并购遭遇了巨额的亏损，国内的手机和电脑业务也陆续陷入泥潭，主业彩电面临重大技术换代，领先优势被削弱。TCL一时间黑云压城，内外交困。“我们呛了一口水，但也由此学会了游泳。”李东生9月25日的在论坛上这样

2024年，所有车企高管都在抓耳挠腮一个问题：雷军的流量到底是从哪来的？ 小米SU7发布，雷军成为互联网现象，车企市场部连夜讨论董事长的直播方案，数码博主逐字逐句拆解小米发布会的文字技巧，B站up主忙着帮雷军制作新专辑，在听证会上舌战群儒的周受资被小红书网友迅速遗忘，雷军取而代之。 雷军上一次站在社交媒体舆论中央是十年前。2014年是小米封神的一年，手机销量问鼎中国第一和全球第三，全面屏的小米MIX正式立项，海外业务着手布局。印度的小米4i发布会上，雷军说了那句载入小米发展史册的Are you OK。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模式”，医改有“三明模式”，招商引资有“合肥模式”，但2014年的中国互联网只有一种模式，就是小米模式。 十年来，对小米模式的复盘和总结汗牛充栋，但最全面、最详细的解读，很可能来自小米自己。 2014年，一本名叫《参与感：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的商业读物悄悄上架，作者是小米最重要的高管之一黎万强。这本书很多人听过，但没读过。 黎万强是2000年加入金山的老革命，离职后一度准备开影棚，被雷军悬崖勒马。金山时期，黎万强组建了可能是中国软件公司里第一个用户界面设计团队。2004年，雷军希望黎万强能把金山做用户交互的经验写成书，没想到后者稿子一拖就是十年[2]。 黎万强在小米最广为人知的工作是主持MIUI的开发，当时，他在各大安卓论坛上发广告，用这种办法聚集了第一批种子用户。后来小米第一部手机发布前夕，负责营销的黎万强给雷军汇报了一个3000万预算的推广方案。雷军的反馈是：“阿黎，你做MIUI的时候没花一分钱，做手机是不是也能这样？” 除了在微博上酣战友商，黎万强还主导了小米网的从零到一，算得上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拼多多横空出世前，小米是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 关于小米和雷军的很多秘密，都藏在了十年前的这本书里。 01.   “第一现场” 和《奈飞文

2014年8月，数百名美敦力内部股东的怒火点燃了这场本该平淡的年度股东大会。 美敦力在当时“只是”全美医疗器械第二，年度股东大会通常是专家和高管们讨论医疗设备行业的未来以及研发进展的场合。但就在这一年数月前，美敦力宣布了一项430亿美元收购爱尔兰医疗器械企业柯惠医疗的计划，这场收购在规模上成为了医疗器械行业史上最大的并购案的同时，也让美敦力被美国民众戴上了“逃兵”“不爱国”的帽子。 在股东大会上，时任美敦力CEO，常出现在各类商学院经典案例中的奥马尔·伊什拉克甚至还没能开始阐述并购的原因就被愤怒的股东打断，79岁的股东Lee Binger高呼“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利于股东的公司决议”，同时现场超过500名股东热烈的鼓掌支持。 对这些老股东而言，这场并购需要他们付出高昂的金钱成本，原因是他们必须出售手中以极低价格购买的美敦力老股以交换并购后新公司的股票，而这之间的价差让他们承担十分高昂的资本收益税。 尽管伊什拉克努力陈述收购能够带来的好处，包括美敦力的产品将覆盖到150个国家，产品群也将新增脊柱设备、除颤器、起搏器三个新品，年销售额预计可达到247亿美元等等未来的巨大收益，但普遍一头斑白的股东们并不买账： “长期收益？你觉得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么？” 时至今日，对美敦力的种种质疑早已烟消云散，公司从2014年的全美第二到如今连续数年登顶全球医疗器械第一的宝座，大大小小36次收购并购让美敦力在全球市场上不断打开新的市场，成为了医疗器械公司在迈向全球化时都必须要摸一下的石头。 今年初，迈瑞医疗宣布拟收购科创板第一高价股，国产电生理龙头惠泰医疗的控制权，而另一边，则是迈瑞医疗在进入全球医疗器械行业排名前30之后，就定下了稳步发展，5-10年内进入全球前20的战略目标。 中国制造，或许也需要一点耐心和时间。 23年的全球长跑 每年的冬天，全球医疗领域的从业者都会赶往德国的莱茵河畔，参

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首战，日本男足灌了中国男足7:0，球迷失语之余恍然大悟：原来央视没买转播权是未卜先知。 众所周知，国足每次惨败都会贡献新段子，这次也不例外。如“日本23个留洋，国足23号刘洋”；如范志毅外滩直播时记分牌最大6分，但场上输了7个，被气到想跳黄浦江；如日本黑人门将铃木彩艳差点感冒，网友暖心嘱咐：“彩艳啊，长点心吧，以后跟中国队踢多穿外套！” 而在段子之外，日本足球早已脱亚入欧，首发总身价1.95亿欧元，30倍于国足首发的615万。进球的远藤航、南野拓实等人，则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球队。 反观国足这边，上海海港前锋武磊中超进了28个球，但本场连球都碰不到。防线有3人来自本赛季丢球最少的上海申花，但在日本旅欧球员蝴蝶穿花的配合面前，战术素养却近乎石化。 日本足球与中国足球今日的差距，既是融入世界的胜利，也是原地踏步的失败。作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职业化最发达、体系最复杂的运动，足球规律始终有其客观性，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也无法通过金元短期填补。 同样为“土法炼钢”付出代价的，还有愈发男足化的中国男篮，不仅连续两届无缘奥运会，还频频在东南亚球队面前充当送分童子。用篮协主席姚明的话说：我们正在经历和世界“脱轨”的阵痛，这不是换个教练就能解决的。 范志毅吐槽名场面 群众和大佬都不满意，纷纷带来五花八门的建议：比如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就认为，让新能源车企各组一个车队，5到10年就有望赢下日本。而在这一言论之外，类似方案也屡见不鲜，如派特种兵上、派死刑犯上、派女足上、派璃月队上、派国奥国青上、派贵州村超上、派清华校队上…… 比上述论调更流行的，则是网民们针对大球的颓势，量身定制的“走老路”方案：足球在体工队时期还能赢日本，篮球在九十年代就是世界前八，正是完全推向市场腐蚀了体育健儿的拼搏和斗志——仿佛只有重回举国体制、推行“三从一大”，才能扭转“足篮打水一场空”的不利局面。

在当代中国的商业史里，1984年是绕不过去的年份，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的争议与摇摆在这一年里等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尽管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五年，但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旧体制的巨大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扭转，私营经济也很难随着一次会议的召开就变成如空气般所有人习以为常的存在。在1984年的十字路口，民间各种“经商大王”在打击经济犯罪的过程里，身陷“投机倒把”的拉扯中，合法性悬而未决。1983年8月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标题为《怎么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稿。这是前一天召开的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先进代表表彰大会的重头戏，时任总书记让到场的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1]。继“光彩讲话”之后，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又再次强调：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直截了当的中央喊话，加上邓小平随后南下巡视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定下最强音，民间紧绷的思想终于得以解放。1984年前后，王石、张瑞敏、柳传志等人投身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万科、海尔、联想的前身接连成立，史玉柱、段永平等人正准备踏上前往珠三角创业的旅程，任正非也在这一年离开了部队，复员转业南下深圳这片热土。中国的商业周期迎来改开后第一个蓬勃向上的时期。1983年的“深圳第一路”深南大道，深圳卫视但是紧张的气氛并没有完全走远。1984年春，在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即福耀玻璃前身）合资问题面前，曹德旺此前的合伙人们选择退出。他们用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回应曹德旺的办厂热情——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然后就拿着钱走了。孤勇的曹德旺，抱着坚定的信念：改革开放的政策是真的。在这一块具体的时代切片下，是这群被后来人叫

2021年，OpenAI创始人Sam Altman问了前来拜访的张一鸣一个问题：如何做出一款日活10亿的APP？ 这场对话发生在ChatGPT诞生前的一年，折射了当时Sam Altman面临的困境：模型参数量越来越大，但资金消耗量也越来越大，即使OpenAI冒马斯克之大不韪转型营利实体，但融来的钱也捉襟见肘，OpenAI缺乏一款面向C端的产品来完成传播上的出圈，以及商业上的“回血”。 一年后ChatGPT发布，迅速成为历史上最快突破月活10亿的产品。尽管被杨立坤指责为“缺乏创新”和“没什么革命性”，但这款界面简洁的产品却引爆了AGI浪潮，不但让OpenAI的估值直线飙升，也直接带来了可观的订阅收入，到2024年6月已经实现34亿美金的ARR，极大地缓解了资金压力。 Sam Altman有没有从张一鸣身上取到经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找对了咨询对象。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中国在互联网产品创新上的成绩有目共睹，过去十年日活超过1亿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中国公司贡献，很多国内应用的创新模式也在影响全世界的App开发者，甚至连马斯克都想模仿微信。 数据告诉我们，目前全球活跃度最高的20个App，除Telegram之外的其余19家都是来自中美。不但国内市场的各个赛道都被微信、抖音、手淘等本土应用牢牢占据，海外市场也出现了TikTok、Temu、SHIEN、Shopee等中国背景的应用，这打破了对中国移动互联网“只会内战”的质疑。 SHEIN在伦敦街头的广告牌，2021年 起步于桌面互联网，大成于移动互联网，中国企业在互联网浪潮中取得斐然的成绩——但这一切，并非是理所当然。 事实上，在互联网浪潮之前，全球信息革命已经历经了集成电路、大型机、PC机、企业软件和数字通信这五次浪潮，中国只抓住了数字通信这一次浪潮，在剩下的四个领域的商业化方面成绩屈指可数，部分核心环节如操作系统、商业软件、半导体工艺等方面的

2023年8月15日，一家越南汽车公司VinFast在美国上市，市值最高冲到了2000亿美元。VinFast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在越南却家喻户晓，它的母公司是越南最大的民营企业Vingroup集团。这家公司跟恒大有着无数相似之处：老板范日旺根许家印一样都是首富、主业都是房地产、两人都喜欢搞足球、什么赚钱做什么——所以四舍五入，Vinfast差不多就是越南版的恒大造车。2000亿美元市值是什么概念？按排名仅次于特斯拉和丰田，位列全球第三。其实华尔街给Vinfast打榜的时候，也差不多正是越南崛起论最高峰的时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对越南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美好想象——即便全世界除了越南人之外，没几个人见过Vinfast的车。我7月底去胡志明市出差，特地去逛了一家VinFast的专卖店。跟国内新势力一样，VinFast也在高档商场里开体验店，陪我一起调研的越南本地华人朋友告诉我，VinFast电动车基本上是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池是国轩高科的、电机是大连豪森的、雷达是保隆科技的、热管理是奥特佳的……VinFast商场门店，拍摄于胡志明市，2024.7因此这车给人的感觉，跟西贡街头的越南姑娘冲你喊“大哥按摩吗”的普通话口音一样，塑料感严重。历史证明，越南不太适合世界第三这个位置。VinFast很快被打回原型，市值从最高峰时下跌95%。不过在跟越南朋友讨论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VinFast靠华尔街的炒作成为第一个在全球出圈的越南品牌，但除了它，越南还诞生过哪些世界级或者亚洲级的品牌吗？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越南从1986年的“革新开放”开始算，到今年已经是第38年了，至少应该有一批知名本土企业了。于是越南朋友给我们讲了一连串的名字：Vinamilk、Viettel、VietinBank……同行的一个在越南工作十多年的新加坡朋友打断了他，说这些品牌不要说是世界级或者

全球智能手机复苏主题再度确认。在Counterpoint发布的中国智能手机第二季度出货榜上，vivo再次坐上头把交椅，整个上半年同比增幅来到5%，稳居第一[1]。过去的三年，手机品牌的经营其实相当艰难。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创下近十年来新低，将存量博弈时代的肃杀演绎至冰点。与此同时，换机周期拉长至历史最高的51个月[2]，也就是说，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在过去的四年都没有买过新手机。这些因素让2024年的市场复苏显得弥足珍贵，正如Counterpoint中国区研究负责人齐英楠所说，复苏的背后是四五年的积累，是长期经营的沉淀。导演这一轮换机潮的是两大技术趋势：一是硬件层面折叠屏的迅速普及。随着部分机型售价打至10000元以内，折叠手机价格门槛进一步降低，铰链等关键技术的完善改善了使用体验，目前各大品牌进入规律迭代期，Counterpoint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折叠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49%，远高于同期智能手机整体2%的增幅[3]。二是软件层面人工智能的逐步渗透。从最初简单通过API接入大模型，到自研大模型纷纷适配，再到深入系统底层的研发思路，AI手机的发展路径变得清晰，角斗厂规模正在扩大。加上苹果下半年入场，技术研发的军备竞赛重新打响。不变的存量市场现状，给复苏的市场笼罩了足够的火药味。秣马厉兵之际，品牌们开始重新梳理经营策略和组织结构，其中的关键在于，要以哪种姿态，面对全新的市场的校验。vivo给出的答案是：将“用户满意”置于“销量第一”之上。研发是一个体系手机市场上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定格，消费者需求则从“从有到无”开始向“性能更好、性价比更高”升级。市场由增量转向存量、消费者需求“由量转质”，倒逼着手机品牌在功能上推陈出新。创新不敢松懈，手机品牌试图在不断拉长的换机周期里，以更高的利润率换取更长久的生存。然而，在苹果“教鞭”下高度成熟的供应链，使

2020年3月，著名管理学大师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时，这个让年轻一代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曾引发朋友圈悼念狂潮，顺便带动了一波中文版自传的销量。执掌通用电气的二十年里，韦尔奇把它从一家傻大黑粗的制造业企业变成了比肩华尔街大银行的多元化帝国，期间通用电气的业绩增长极其稳健，财务健康水平更是好到难以置信。韦尔奇功成身退时，通用电气市值从100亿美元飙涨到了4000亿美元。前互联网时代，韦尔奇在中国的知名度仅次于比尔·盖茨，也是《读者》、《知音》等杂志励志栏目的长期客座嘉宾。韦尔奇的管理理念其实并不复杂，比如坚持10%末位淘汰让团队保持活力、坚决砍掉没有财务贡献的业务、设定严格的绩效标准等等。杰克·韦尔奇（右）与巴菲特艺术家的伟大创作可以穿越时空，企业家的荣誉勋章总会随着时间褪色。通用电气的八面玲珑是狂飙猛进的格林斯潘时代的浓缩，韦尔奇的管理哲学自然也无法超脱制造业转移与金融自由化的语境。任何管理理念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人手一本《奈飞文化手册》的时代，反倒是韦尔奇自传中他妈妈的生活态度更加前沿和先锋：没必要用降低生活品质换来长寿，我就是要吃我喜欢的东西。风云际会的时代与才华横溢的企业家总是唇齿相依，它的产物往往有两种：一是总结在书本上的管理理念，二是凝结在代码上的数字化工具。微软的Office诞生时，其进步性在于可以把A4纸上的文档原封不动的呈现在屏幕上，把表格里大量枯燥繁琐的运算交由计算机运行，由此提高了商业世界的信息化密度。而当人们开始用电脑和手机浏览文档，用IM工具实时沟通时，Google Docs便取而代之。两者的区别在于，管理理念更多是一种事后的复盘。韦尔奇的管理学并没有延续通用电气的增长神话，后者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险些倒下。而推动商业进步的力量之一，反而是Office这类数字化工具。在技术革命与企业家精神的宏大叙事中，“工具”承载的分量时常被低估。不要把

今年4月，一则泰国人民用哆啦A梦求雨的新闻登上当地电视台，并迅速在全网乐子人之间流传开来。当地的传统是在干旱之时用一只猫举行求雨仪式，但出于人道主义考量，村民们最终改用哆啦A梦。报道这则新闻时，主持人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仪式得用母猫，可哆啦A梦是男的，还是换他妹妹哆啦美吧。好消息：求雨成功；坏消息：是大暴雨。自1982年在泰国国有电视台首次播出，哆啦A梦至今仍是该国最受欢迎的动漫IP之一。不只泰国，菲律宾、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代年轻人，都是看了成百上千集哆啦A梦长大的。哆啦A梦用40年的时间活成泰国民选“雨神”，而成为这届年轻人的“财神”，Labubu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今年5月，一张Labubu的刺符纹身（Yantra）在网上广为流传。刺符纹身本是泰国佛教文化中的一种祈福方式，需要全程诵经，把纹身的痛苦作为一种修行。当年轻人希望融入一些新鲜元素，来自泡泡玛特的Labubu就成了他们的首选[1]。尽管Labubu是泡泡玛特最受欢迎的艺术家IP之一，但其在泰国的火爆程度，依旧让许多国人感到震惊。上至顶流爱豆与皇室公主，下至泰国KOL与普通年轻人，都为这只龇牙咧嘴的坏笑毛怪而倾倒，断货成为当地门店的常态，一布难求的情况持续至今。艺高人胆大的泰国人一路扫荡到中国的各大销售渠道，还逼得泡泡玛特在淘宝直播间挂上泰文公告[2]。就连泰国旅游局都被惊动，在今年7月邀请Labubu推广当地旅游业，接机仪式和粉丝见面会一个不落，如此高的待遇与称号，放眼整个潮玩行业都不多见。如果用一句话总结Labubu的奇幻漂流，就是一只北欧小精灵经由一家中国潮玩公司在泰国活成女明星。但这看似处处偶然的故事，其实是泡泡玛特在海外市场漫长积累下的必然结果。可爱是一种生产力Toffie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和上百名粉丝一起在泰国曼谷的素万那普机场迎接Labubu的到来。她对Labubu的钟情可以追溯至六、七年前，但在

7月4日，欧盟委员会在对中国电动汽车（BEV）进行为期九个月的反补贴调查后，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具体来看，比亚迪17.4%，吉利19.9%，上汽37.6%，其他“合作”但未被抽样的中国生产商将被征收20.8%的加权平均关税，“未合作”的公司税率为37.6%。这一临时关税将于7月5日生效，最长持续四个月，期间欧盟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将其转为为期五年的正式关税，与6月12日预先披露的税率相比，临时关税略有下调，但并没有改变“欧盟强行打压中国电动车”的实质。这种打着公平竞争的旗号破坏公平竞争，一边指责别人补贴，一边给自己人补贴的“双标行为”激怒了中国的政府部门和产业界。中国商务部提出强烈抗议：“欧方有关做法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罔顾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破坏全球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站出揭穿了对方的虚伪，“在调查中，欧方预设调查结果，倾向性地选取抽样企业，滥用调查权，随意扩大调查范围，严重扭曲了调查结果。”作为国内最大汽车集团的上汽被对方指责“不合作”，因此可能要面临最高47.6%的关税，但实际情况却是，欧盟委员会要求上汽提供”电池配方“这样的非必要但却涉及到商业机密的敏感信息，这种动机不纯的行为恐怕是任何一家有底线的企业都无法接受的。这件事不由得让人想起2018年之后美国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对华为的全面封杀和围剿，但最后的结果是，华为并没有被打垮反而在去年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推出了Mate60 Pro，去年营收也重回7000亿元。这也侧面证明这种单边的贸易限制措施不会轻易摧毁一家企业，更不会搞垮一个行业，华为如此，以MG为代表的国产电车亦是。气急败坏的欧盟这次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起的补贴调查很容易让人想起十二年前中国光伏行业遭遇的“双反调查”。同样是美国率先发难，随后欧盟跟进，中国被迫反制，但不同之处在于，当初的调查是由国外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