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老板/陈慧隽 编辑：储松竹 支持：远川研究所私募研究组 2018年10月，上海虹桥站飘着些细雨，一群年轻人背着沉重的背包，互相目送对方踏上了离沪的火车。 他们沿着三条铁路干线，一路向西深入到内陆省份。车厢上的铭牌显示火车终点是攀枝花、延安和惠州，但他们会在铁轨途经的小城市下车，待个几天后再搭火车赶往下一个地方。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人跑遍了不同省份的15个城市，做的事情却是同样一件：调研拼多多。 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就会找一个当地的酒店住下，并马上开始访谈提前联系好的拼多多用户，半个小时一位。访谈对象大都由当地的市场调研公司负责组织张罗，有商贩，有工人，有主妇，这些用户对拼多多的喜爱、吐槽和建议，都会被仔细聆听，一字不差地敲进笔记本电脑里。 这群年轻人并非来自拼多多的友商，而是来自一家著名的投资公司——私募基金景林资产（GreenwoodsAsset）。在一个多月前，成立仅三年的拼多多上市，首日市值即达300亿美元。景林在零售和电商领域耕耘已久，但对拼多多却感到一阵陌生——周围几乎没有人是它的深度用户。 更重要的是，尽管拼多多历史业绩增速惊人，但由于其备受争议的价格策略和不怎么透明的财报披露，拼多多始终像蒙了层面纱般神秘。而在上市前后，有关拼多多平台上商品低质、假货泛滥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有的投资人被争议吓退，有的投资人则认为拼多多毫无价值。 景林并没有停留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而是组织了这次深入三四五线城市的调研。除了对15个内陆城市的用户进行了访谈外，分析师们还前往义乌、武汉和广州等待走访平台商家和产业人士。而凭借着几百位产业链参与者反馈的上百万字调研纪要，拼多多的真实面貌也被逐渐勾勒出来。 这种认知上的突破，几乎是立刻就反应在了投资上。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景林在一片唱衰的声音中开始逐步买入拼多多，并一路买到接近重仓。根据2020年Q2景林提交美国SEC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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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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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的最后一战
对于籍贯安徽的“通达系”快递员老俞来说，这份每天14小时的工作就是一个算术游戏。 首先是派件。老俞累死累活每天能送300件，每件派费1块，这样就有300块；不过为了省事，至少有80单他会放快递柜或驿站，一单交租5毛，这样收入只剩300-80×0.5=260元。老俞一个月干满30天，节假日无休，能赚到30×260=7800块钱。 其次是收件。派件收入天花板明显，要想多挣点还得靠收件。不过老俞负责的区域只有些做酒水的散客，每天仅能收30件左右，每件收客户5块钱，抛掉打包、胶带等成本后交给网点一个能赚2块，这样一天还能多60块，一个月就是60×30=1800元。 这些散客什么时候能出一个日发1000件的大客，就是老俞每天睡前祈祷和意淫的事情。 进出小区也是个数学题。老俞覆盖的片区包括两个高档电梯小区和一个大型老破旧小区，后者都是6层没电梯的拆迁房，送一单耗时是电梯房的2倍，耗的体力则更多。有时看到单子上全是一堆5楼6楼，1楼2楼寥寥无几，他就喉头一甜，特别想吐血。 7800+1800=9600不是老俞的纯收入，还要扣掉电动三轮的租金200，每月话费200，还有无处可逃的罚款——丢件要罚，投诉要罚，签收率低了也要罚。老俞刚开始干的时候一个月能被扣两三千，现在业务熟稔了，但每月也少不了1000块。 所以老俞的收入公式是：纯收入=派件费7800+收件差价1800-三轮租金200-话费200-罚款1000=8200元。 这份勉强够用的收入，背后是每天至少14个小时的工作：早晨6点起床到网点去拣货，扫描，装车，配送，晚上回来后要接着扫描，分拣，集包，平时9点下班，遇到双11或者618，那肯定要干到凌晨，平时吃饭也是在配送途中，随便对付几口。 尽管单量持续增多，但老俞2019年后明显感到挣钱越来越难：派件费以前都要1块多，现在经常降到8毛甚至6毛，而网点和总部的罚款也在飞涨，“找各种理由扣你
快递的最后一战
危险的分工：从苹果陷阱，到特斯拉幻影
作者：刘芮/陈帅 编辑：董指导/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支持：申万宏源电子首席分析师骆思远 刷屏整个2020年的特斯拉，在2021年初因为Model Y继续在中国媒体上刷屏。但在热闹中人们似乎忘记一个事实：特斯拉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核心研发团队。 这家曾被中国制造业工人和消费者拉出泥潭的公司，仍然把几乎所有的研发力量都布局在美国加州。比如连线杂志就曾报道过特斯拉在加州的“神秘二楼”——特斯拉以电池、传动、动力电子等先进制造技术全部孕育于此，催生了特斯拉最多每周50次的工艺改进[3]。 而在中国，特斯拉不仅没有独立研发团队，其网站上面向中国大陆招聘的1831个职位中，大多数都属于生产、交付、销售、客户支持等岗位，制造技术的研发岗位极少，软件和人工智能的更是几乎没有。换句话说，特斯拉的核心秘密，仍然在千里之外的加州。 以Model Y为例，这辆刷屏车之所以能顺利国产化，上海临港超级工厂里的工人不分昼夜的三班倒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还是特斯拉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 比如在去年12月，一家外媒就通过航拍捕捉到了临港工厂里一台长19.5米、高5.3米、篮球场大的巨型机器。这是特斯拉与意大利工业机械巨头意德拉（IDRA）联合研发的铝铸工艺压铸机。这台压铸机几个月前才刚刚抵达上海，在调试完成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运行[1]。 这台机器名为GigaPress，重量高达410吨，相当于5架航天飞机之和。它可以将传统车架中的需要加工再组装70个零件，焊接1000至1500次的复杂生产过程，变成一次简单压铸加工，让焊接两小时变成压铸两分钟，同时也为Model Y省下了20%的成本[2]。 GigaPress压铸机，Fremont, California 为了让这台压铸机能够有用武之地，特斯拉甚至还挖来了苹果合金专家查尔斯·柯伊曼研发相应的铝合金材料。苹果合金团队的成名作是MAC电脑的一体化铝
危险的分工：从苹果陷阱，到特斯拉幻影
“碳中和”背后的中国能源大三角
作者：陈帅/张假假 编辑：董指导/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支持：中泰电新首席苏晨/新能源分析师花秀宁 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和“能源体系的创新革命”紧密相关。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就离不开其打造的最具时代性的“原油体系”： 在生产端，洛克菲勒创办了标准石油公司，通过改良设备、以及高效的冶炼技术，提高了炼化效益，继而控制了美国95%的市场，又通过价格战、雇文痞、收买黑帮等方式，一度控制了全球85%的市场； 在运输端，洛克菲勒放弃了当时广泛流行的铁路运输，开创性地建立了庞大的输油管道，大幅降低了石油成本； 在消费端，亨利·福特开创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搞出了廉价的T型车，把洛克菲勒的石油消化的干干净净。 “高效炼化技术-全新输油管道-创新汽车生产线”，最终形成了“生产-传输-利用”的循环体系，成功取代了由英国主导的“煤炭体系”，大大加速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在1929年时，美国拥有全球78%的汽车，汽油和燃油料占石油总消费量85%[1]，工业文明遥遥领先。 所以等到二战时，在希特勒小心翼翼呵护着罗马尼亚的油田、日本绞尽脑汁在印度尼西亚搜刮原油时，美国可以毫无顾忌的挥霍燃油资源，驱动着同盟国的坦克洪流和庞大舰队淹没法西斯。到1945年，其石油产量（2.35亿吨）是轴心国产量总和的89倍。 “生产-传输-利用”的循环体系也成为了二战后美国石油霸权的基石。即使到了21世纪，美国在传统能源界的实力依旧在不断膨胀。在生产端，美国通过页岩油在2019年重新登上了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的宝座。中东即使打成焦土，对美国的影响也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并非贫油国，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每年在进口石油超过2000亿美元，而如果算上与俄罗斯、伊朗签下石油管道输送合同，以及为了越过马六甲海峡，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修建的港口等，我国在能源安全上的投资则是天文数字。 而要真正打破这个局面，中国
“碳中和”背后的中国能源大三角
为什么波音值100个苹果？
作者：喻隽哲/张假假 编辑：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智库：天风证券副所长、机械军工首席邹润芳 天风证券军工联席首席李鲁靖$波音(BA)$ 2020年7月美国疫情肆虐，航空制造业深陷泥潭，美国空军掌握采购大权的副部长威尔·罗珀（Will Roper）抛出一个建议：是否应该把部分航空制造公司“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 在美国，“Nationalization ”这个词跟另外一个N开头的单词一样，心里想一万遍没问题，嘴上喊出来一次就会被千夫所指。因此威尔·罗珀的这个提议也只是说说而已。不过他的提议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困境：某些飞机生产商的确快撑不下去了，比如波音。 疫情之前波音就连遭重创，2018年和2019年先后两家波音737max坠毁，这让波音遭遇了全球航空公司的质疑。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下游客户大幅度削减资本开支，让波音雪上加霜。公司二季度营收下滑25%，亏损24亿美元，还将至少裁员1万人。 深陷泥潭的波音，曾经在美国属于无人敢惹的公司。1954年美国政府嫌波音赚的太多，就组织了一场国会听证会。在现场，时任波音董事长比尔·艾伦毫不客气地教训起了议员们：“别一心想着我们赚太多钱，请你们问问自己，波音是否为国家尽到了责任？” 当然，给董事长撑腰的，是波音“我为委座流过血，我为党国立过功”的护国功勋。比如比尔·艾伦举例说，二战期间，光是对日作战波音就生产了4000架B-29轰炸机，把日本24%的房屋变成了废墟。正是这些勋章，让议员们都默不作声，波音顺利过关。 但到了63年之后，画风全变。2019年10月，两次大型空难再次把波音送到国会听证会面前。现场坐满了34
为什么波音值100个苹果？
大麻：美国大选里的最大赢家
作者：周雪玲/吴翠婷/刘千 编辑：奥特快/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谁能想到，二战末期日本神风敢死队员驾驶飞机大喊“天皇万岁”冲向美国航母时，他可能不是真的忠君爱国，而可能只是嗑药嗑嗨了。 根据考证，每个神风敢死队队员在进入飞机驾驶室前，都要先干一杯清酒，再注射一针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冰毒能让人保持长时间的专注与激亢，在欧洲战场也大行其道，嗑完药的德国士兵能在行军中保持长达50个小时的清醒——只要油箱还没空，就不用下车睡觉。 德国药企生产的提神灵药Pervitin，有效成分是冰毒 20年后，美国把欧洲的先进经验用在了越南。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剂类药物，主要成分是比冰毒更强烈的右旋苯丙胺。当时，尼克松总统派特使去越南美军基地了解毒品滥用情况，刚下专机就碰见了一个嗑嗨的士兵：“先生，我来自火星[1]。” 越战结束后，退伍军人开始大规模患上PTSD，但所谓的应激反应不仅因为战场创伤，还源于药物滥用。不过，这并没有阻挡美军嗑药的步伐，海湾战争期间，两名飞行员自曝长距离任务前被命令必须服用冰毒，否则就会被关禁闭。但军方的回应是：“他们纯属自愿”。 当美军士兵在海外磕着冰毒与敌人捉对厮杀时，在美国本土，“软毒品”也在创造着啼笑皆非的一幕幕。2020年美国大选中，虽然红蓝两党选民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却在一个问题上出奇地一致：美利坚人民需要合法地嗑大麻。 1975年到2016年，两党支持大麻合法化人数占比不断增加 要知道倒回到1970年代，两党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数占比约只有20%，其**和党只有15%。但是到2016年，民主党中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已达67.5%，自诩“保守传统”的共和党也有接近50%。这直接导致今年大选后，美国已经有35个州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大麻合法化。 那么问题来了：过去5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促成了美国人民对大麻态度的转
大麻：美国大选里的最大赢家
内卷与血酬：中日韩电子产业搏命史
韩国人黄尚基**三星使用化学药剂浸洗硅晶片 他的女儿在三星工厂工作四年，死于白血病 作者：陈帅 编辑：董指导/李墨天 智库：陈琛，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先进制造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 支持：远川研究科技组 诞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对于其先进工业往往有着严密的保护，也会有意无意卡后进国家的脖子。 以巴西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扶持民族工业，结果不久后，国内就发生了政变，亲美派上台，随之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并大幅提高服务业占比。60年代初，外资控制了巴西90%的汽车制造业、70%的机床制造业[1]。 这种“强行去工业化”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导致原本经济基础好、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拉美地区，被永久地钉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再无力冲击高端产业。 但同一时间，饱受战争摧残的东亚，却开始迅速崛起，在电子产业中实现了赶英超美，而且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建制化突破、互亏式发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东亚地区不但生产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还在电子元件生产领域占到了绝对优势。而在四大泛半导体领域（芯片、面板、LED、光伏），东亚的产能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世界。 同时，东亚地区还诞生了大批世界级消费电子品牌，从80年代的索尼松下、到2000年后的三星电子、华硕、HTC、到如今的HVOM。东亚几国“成建制”地实现了突围。 互亏式发展：不同于中东国家建立欧佩克哄抬石油价格，欧洲国家携手保护飞机、汽车价格。东亚几国在面板、存储芯片、半导体代工等领域的对决异常激烈。这种互亏式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在DRAM 存储芯片体现的淋漓尽致： （1）市场规模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增产不增收。从1994年韩国在DRAM技术上追平日本开始，DRAM芯片产能急剧扩大，但市场规模在长达20年内都没有扩大， 甚至多次萎缩，原因就是惨烈的价格战。 1991-2016年
内卷与血酬：中日韩电子产业搏命史
燃油车的“诺基亚时刻”
特斯拉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2019年 作者：张假假 编辑：董指导/陈帅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支持：天风汽车团队邓学、娄周鑫 仔细研究中国新能源车行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小天王”每家背后都站着一家互联网巨头：蔚来身后是腾讯、小鹏身后是阿里、理想身后是美团、威马身后是百度。这些互联网New money就像暴发户一样，出手阔绰。 比如蔚来汽车的李斌创业时，雷军爽快地说道[19]，“你扣动扳机时，直接找我就行。”而去找刘强东时就更痛快了，奶茶妹妹后来传神地还原了整个过程：“当时李斌花了15分钟说了蔚来汽车的构想，我老公用了10秒钟就说：YES。” 虽然新能源车企们拿钱不少，但2019年初，由于量产等问题，行业还是遭遇寒冬，大批公司现金流紧张，而成立最晚的理想汽车，融资也最晚，压力之下颇为被动。甚至一些投资圈大佬放下狠话，“新势力没有一家值得投资”。 但New money不信邪，转身就砸钱给了新势力。2019年8月开始，美团王兴陆续投资了10亿美金给理想汽车，将其推到了热乎乎的纳斯达克。而王兴的持股比例也达到了23%，成为了理想汽车最大股东。他还频繁在饭否上为理想宣传，被评为“2020年最佳车评员”。 汽车被称为工业之王，重资金、重技术、重人才，造车成功概率极低，过去100年全球鲜有成功的创业公司。然而，在塑料姐妹横行霸道的今天，为什么互联网大佬们看到造车兄弟落难，还真的就敢上？ 其实，这并不是纯洁的友谊，而是纯粹的商业逻辑：这批New money们都是享受过“诺基亚时刻”红利的人。 2009年，诺基亚以39%的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享受着行业最高的利润和溢价，苹果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黑莓。一年后，智能机伴随iPhone4的出现迎来爆发，“诺基亚时刻”悄然来临。 2011年，从微软空降到诺基亚的新任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豪言，通过与微软的合作，诺基
燃油车的“诺基亚时刻”
大国隐痛：做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
作者：董指导、刘芮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智库：安信证券计算机首席分析师 吕伟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大国隐痛：做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
2012，改变人类命运的180天
2012年12月初的一天，一场秘密竞拍正在美国滑雪胜地太浩湖（Lake Tahoe）的一家赌场酒店里进行。太浩湖位于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是北美最大的高山湖泊，拥有蓝宝石般的湖面和顶级雪道，《教父2》曾在这里取景，马克吐温曾在此地流连忘返，而由于离旧金山湾区只有200多英里，这里常被称为“硅谷后花园”，扎克伯格和拉里·埃里森等大佬也在此圈地占山，兴建豪宅。秘密竞拍的对象，是一家刚刚成立1个月、仅有3名员工的公司——DNNresearch，创立者是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和他两名学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有形的产品或资产，但追求者的身份暗示出了它的分量——四位买家分别是Google、微软、DeepMind和百度。举行秘密竞拍的Harrah's酒店，太浩湖，2012年65岁的辛顿苍老，瘦削，饱受腰椎间盘的疼痛，他坐在酒店703房间的地板上为竞拍设置规则——起价1200万美元，抬价单位至少100万美元。几个小时后，竞拍者就把价格推到了4400万美元，辛顿有些头晕，“感觉我们像是在拍电影”，于是果断喊停，并决定把公司卖给最后的喊价者——Google。有意思的是，这场4400万美元竞拍的源头之一，就是来自于6个月前的Google。2012年6月，Google研究部门Google Brain公开了The Cat Neurons项目（即“谷歌猫”）的研究成果。这个项目简单说就是用算法在YouTube的视频里识别猫，它由从斯坦福跳槽来Google的吴恩达发起，拉上了Google传奇人物Jeff Dean入伙，还从Google创始人Larry Page那里要到了大笔的预算。谷歌猫项目搭建了一个神经网络，从YouTube上下载了大量的视频，不做标记，让模型自己观察和学习猫的特征，然后动用了遍布Google各个数据中心的16000个CPU来进行训练（内部以过于复杂和
2012，改变人类命运的180天
量化投资发展史：野蛮、乱象、科学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 行业故事 -No.37 量化投资发展史：野蛮、乱象、科学 作者：陈慧隽 支持：远川研究所投资组 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的凄风苦雨中，一场听证会在美国众议院召开，五个西装革履的金融大鳄毕恭毕敬，接受政客们的轮番质询。 这5个人都是美国顶级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从左到右分别是量子基金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文艺复兴的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保尔森基金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先驱资本的菲利普·法尔科(Philip Falcone)和城堡投资的肯·格里芬(Ken Griffin)。 美众议院听证会，2008年，来源：福布斯 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在金融危机里赚了超过10亿美元，但在听证会上，他们不得不收敛锋芒，试图消除“发国难财”的指责，比如保尔森强调自己的成就是由于“艰苦的工作和详尽的研究”，而法尔科则哽咽地说自己来自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能赚这么多钱纯是因为相信美国梦。 十二年过去了，这5位金融大鳄仍然活跃在投资一线，但在这次新冠危机中，他们业绩却有了明显的分化：索罗斯、保尔森和法尔科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西蒙斯的旗舰基金Medallion今年回报高达29%，而格里芬的旗舰基金Wellington也基本没有亏损，顺利躲过股灾。 索罗斯、保尔森和法尔科均是擅长主动投资，而西蒙斯和格里芬则都是从事量化投资，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这是他们业绩分野的重要原因。 与主动投资策略不同，量化交易策略（Quantitative Trading Strategies）不依赖于个人判断，而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来预测投资标的未来价格。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量化基金已经逐渐跻身到美国投资市场的主流，而顶尖的量化机构，也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以AQR为代表的学术量化派，与学术圈深入合作发表大量论文，还专门建了图书馆分享研究
量化投资发展史：野蛮、乱象、科学
OPPO：本分的内核
OPPO未来科技大会，陈明永发表演讲 作者：黄主任 编辑：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1992年，陈明永从浙江大学毕业，去了四川成都一家电子管厂，干了十天，陈明永觉得没意思：“感觉跟书里写的索尼和本田不一样[4]。” 解放思想南下广东后，陈明永很快成为段永平的左膀右臂。1999年，段永平将步步高一分为三，改组成教育电子、视听电子和通讯科技三家毫无从属关系的独立公司，陈明永接过视听电子公司的帅位，即OPPO的前身，主打VCD\DVD和MP3。 段永平后来在博客里回忆，当年小霸王的广告语他也琢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包你三天会打字”到“为了将来打基础”，要保证简单、概括、记得住，只不过大多数人只记住了最后一句“小霸王其乐无穷”。 陈明永显然深谙其法，不然不会有日后的连小孩子都能脱口而出的“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当年OPPO做MP3，X9MP3一度被称为“国产MP3的里程碑之作”，但比MP3更出名的，无疑是当年那首广告曲。 在陈明永眼里，步步高是一家以诚信、本分为文化基因的公司，利他、多赢和长期主义一直是一种追求。“2008年，OPPO第一次做手机，第一批练兵机已经达到上市销售的水平，但我们按住不发，继续打磨提升半年多时间，创造了当时推出产品最慢的纪录。” 段永平对“本分”有过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描述：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其中“有借有还”就是“本分”，“再借不难”其实是“功利”。不再想着“再借不难”的时候，就真的“本分”了。 2004年，陈明永把“本分”确立为OPPO的核心价值观，他觉得初期的本分，指的是“该做什么”、“你该做的、有没有做”；之后的本分，指的是“被外界影响了”、“被利益驱动”。在公司内部，他经常问员工：别人朝你扔石头的时候，你要不要扔回去？ 4年后，OPPO入局手机市场，在这个技术迭代极快的行业，十多年下来，不但没掉队，还一度登顶，显然不是一句“师承步步
OPPO：本分的内核
和历史赛跑：科技强国的百年求索
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 作者：董指导/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互联网组 科学界最著名的两大期刊，一个是1869年创刊的《Nature》（自然），一个是1880年创刊的《Science》（科学），能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论文，基本上就等于叩开了国际顶级学术圈的大门。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时间，是1881年。 1881年，《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名字叫做《声学在中国》。论文对著名的伯努利定律提出质疑，并用现代的科学矫正了这项古老的定律。对此《Nature》编辑部高度评论道：“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 这篇英文论文其实是翻译自一篇拗口的中文论文，叫做《考证律吕说》。论文的作者徐寿生于无锡一个地主之家，少时研究经史百家，但在童生考试不幸折戟。落榜后的徐寿深感“学八股救不了中国人”，索性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发展道路，他开始涉猎数学、物理、化学等书籍。 晚清科学家徐寿 时值晚清洋务运动高潮，徐寿在1867年来到曾国藩治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向后者呈送了四项建议，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翻译西书”。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挂牌开馆，徐寿主导推出了《化学鉴原》、《化学考质》、《法律医学》等译著，并创造了汉字命名的化学元素。 1874年，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联手创办格致书院（现为上海格致中学），座落在上海广西北路66号，是一所完全新型的近代学堂，主讲矿物、测绘、制造等课程，称得上是一个西学传播的中心。后来徐寿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英文版便是由傅兰雅操刀翻译。 在发表论文3年后，徐寿便因病逝世。其创办的翻译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坚持了45年后，以“翻译西书又造不出大炮”为由，被时任北洋政府一把手的段祺瑞下令关闭。从《Nature》发表徐寿论文的1881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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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这十年
作者：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2011年8月16日，北京798艺术中心，台下是800多名观众，台上是雷军和“一款顶级智能手机”。还有一排“小米限量版工程机“的预售队伍，排了100多米[3]。发布会现场放了一段短片，里面有猎豹移动的傅盛和欢聚时代的李学凌，都是雷军的熟人，他们在片子里高喊，”我们要小米！“ 2007年，雷军以数码产品发烧友的身份，第一时间购买了一台iPhone，手机上的那行小字让他印象深刻，“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他觉得，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组装上。 这是他第一次除了思考手机本身，也开始思考中国制造业和西方国家的差距。 雷军是1969年生人，他的青春时光一半是红色的余晖，一半是改革的滩头。他接受的教育，是不怕苦不怕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他走向的社会，是官员下海、市长摆摊，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几年前接受采访，谈起中关村的峥嵘岁月，雷军的话像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我在金山想的是人定胜天，我们相信聪明加勤奋天下无敌，相信明天更美好。40岁的时候，不惑了，看清楚了自己的能力和时势。战略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做早了死在半路上，做晚了你追不上。“ 和雷军年纪相仿的成功人士，多少有一点人生只剩下钱的傲娇，但更多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成色。雷军的前四十年，家境尚可，也没什么背景。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大学时写书创业，名震武汉电子一条街。在金山兢兢业业，从程序员做到一把手。这是一个备受中国家长推崇的典范形象，也是历史进程和个人努力融合的范本。 从某种程度上讲，小米身上也带着雷军前四十年人生的影子，从2011年的“一款顶级智能手机”，到小米MIX，再到十周年的纪念款，都能看到一种对产品的执着。而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有过**丝品牌、有过性价比、有过黑科技、有过极客范，又像是一种理工男特
雷军这十年
坠落之路：波音和它陷进的时代泥潭
作者：张假假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4年3月的一个深夜，北查尔斯顿市一家Waffle House餐厅内，半岛电视台著名记者Will Jordan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神色紧张。他在等待一个人。 半个小时后，一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中年男人出现了，他便是Will Jordan要见的线人。在接上头之后，两人迅速转移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根据事先的协议，半岛电视台不能对他面部进行拍摄，采访声音也必须做变声处理[1]。这些小心谨慎的举动，暗示了这场见面有多危险。 北查尔斯顿市位于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是一个人口不足8万的小城，这里属于狭长的美国热带南方，野草沼泽密布，常年闷热，水汽氤氲，2009年波音选择在此建设组装和装配工厂后，这里一跃成为美国航空航天中心之一。而这位神秘的中年人，便是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的员工。 在确保安全之后，中年人开始讲述他了解的波音工厂内幕：“流水线上的工人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经过训练，对组装飞机的安全性毫不关心。”他坦承自己爆料的初衷：“我知道的一切让我苦不堪言，一架波音飞机上有300条生命，他们的命比我重要。”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在记者的说服下，他穿上带有隐蔽真空摄像头的工作服，潜回到了波音的工厂，进行秘密拍摄。 在穿过“Cameras Not Allowed”的大门之后，这名员工进入到组装波音787的核心车间，开始对正在上晚班的波音工人进行暗访，其中一个经理满口脏话地说道：“这些人都是从街上找来的，有他妈以前做汉堡的，有在赛百味做三明治的，他们不知道把部件拼在一起的重要性。”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在后面，一名工人向线人描述了波音车间普遍的吸毒现象：可卡因、大麻和止疼片，甚至只要提前下订单，就能够在工厂里买到毒品，而波音从来没有组织工人进行过药检。较差的工人素质、松散的管理以及紧张的工期，导致整个生产过程充满漏洞。 然后，线人在车间里随机采访，
坠落之路：波音和它陷进的时代泥潭
美联储的大萧条PTSD
作者：陈畅/戴老板 编辑：李墨天 系列：经史纵论-No.39 出品：远川研究所宏观研究组 美联储最早的“掌舵人”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是个小镇青年。 他1872年出生在纽约的哈德孙河谷，尽管家族里有很多商人和银行家，但高中毕业时家境衰落，经济困难，所以没读大学就直接就去了华尔街，混的其实很一般。1905年他妻子产后抑郁自杀，两年后斯特朗再婚，却娶了美国信孚银行董事长的女儿[1]，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斯特朗虽然学历不高，但高大健壮，浑身一股精英范儿，靠着岳父的关系，斯特朗很快就爬到了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总裁的位子上，挤进了华尔街核心圈子，结识大佬无数。1907年，当金融皇帝J·P·摩根出手拯救华尔街挤兑危机的时候，斯特朗就是他的亲密助手。 那个年代华尔街很乱，挤兑、崩盘、倒闭每隔几年就来一波，美国的政客和银行家们意识到需要一个强大“中央”来稳定金融市场。1910年11月，一群顶级大佬秘密聚在奢华的杰基尔岛狩猎俱乐部（Jekyll Island Club），闭关10天策划筹建美联储，39岁的斯特朗便是参会人员之一。 Jekyll Island Club，2013年 这次会议期间起草了一个叫做Aldrich Plan的草案，奠定了联邦储备制度的基础架构。提交国会后经过几年折腾，草案被改成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1913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权力滔天的超级机构——美联储，正式宣告成立。 根据《联邦储备法》，美国的联储系统将由12个分散在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和1个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组成。华尔街自然要想方设法在其中安插“自己人”，他们挑中了在筹备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斯特朗，力荐他出任美联储最大的分支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 不过斯特朗可能是从小穷怕了，直截了
美联储的大萧条PTSD
歧路：“药神”背后的中国仿制药
作者：高翼 编辑：董指导/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广药集团旗下的白云山有两宝：一个是让人凉下来的王老吉，另一个是让人燥起来的金戈。 靠着广告多和渠道广，国产的王老吉在顶峰时候一度取代了进口的可口可乐，成为国民第一饮料；但对于壮阳药这种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掉链子的产品，很长一段时间，白云山都笼罩在“国产药不行”的阴影里，挺不起头。 为了改变国人的这种认知，白云山先是用大量广告来为自家产品宣传推广；其次花重金请了北医、湘雅等医院专家牵头做相关研究，来证明国产的完全不输进口；后来，白云山干脆干了票大的，请了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弗里德·穆拉德（Ferid Murad）来为金戈代言。 广药集团总裁李楚源（左）和穆拉德 学界顶流来代言中国的壮阳药，历史上这还是头一遭。 除了诺贝尔奖的头衔，穆拉德也是美国科学院&医学院双料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而且是中医的粉丝。不过白云山愿意下血本请他来代言，还是因为穆拉德另外一个让人喜闻乐见的称号——伟哥之父。 穆拉德发明了一种新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机理，而当药企工作者循着这一机理研发相关药物时，无意中发现了“西地那非”（Sildenafil）这款药的特殊功效，也就是后来风靡全世界的“伟哥”（Viagra）。 在伟哥之父和诺奖得主的双重光环加持下，白云山的金戈最后终于大放异彩。虽然相比辉瑞的产品，白云山的见效稍慢，效果也差一点，但胜在实惠，上市第一年就卖了7个亿，业绩很快赶超祖师爷辉瑞，屡创新高。 两个伟哥的差别，其实是仿制药与创新药（也叫原研药）的区别。 大部分药品都可以分为原料药、仿制药和创新药。创新药投入多、风险大、利润高，技术专利双重卡脖子，但疗效可能也是最新最好的。仿制药则是创新药专利过期后，在安全和疗效上差不多的、价格低廉的仿制品，原料药顾名思义，即药品原料，但也能吃。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原料药大
歧路：“药神”背后的中国仿制药
日韩对决背后的山姆大叔
日韩对决背后的山姆大叔 作者：凯文、陈畅 编辑：董指导 1992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频繁飞往美国，以拯救命悬一线的韩国半导体产业。 坐在飞机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实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刚接待了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令后者不禁赞叹“这是我一生参观过最好的公司”、“一定会成功研制64M半导体存储技术（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却不禁打了寒颤，美国即将对韩国半导体启动反倾销制裁。 虽然在DRAM领域日本傲视群雄，韩国仅占20%的全球份额，但三星的突飞猛进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三星集团已经从模仿者向开发者转变。果不其然，几周后三星便领先日本研制出了技术尖端的64M储存半导体。这似乎更加验证了美国举起大棒的正确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满的是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进行了技术合作，被三星亲切称之为“永远尊敬的老师”。名师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国公司在日本半导体崛起的过程中，早已吃够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苦。因此，美国商务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缴纳高达出口价87.4%的保证金比例。 消息一出，韩国半导体公司高管们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导体负责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仅10%就足以让韩国半导体处于非常困难的地步了”【2】，而87%无疑是灭顶之灾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亲自飞往美国积极游说。而韩国采用的谈判技巧，也颇为经典。 树立共同敌人：虽然DRAM市场下滑，但1992年美国还是力压日本，重新夺回了半导体（包含存储芯片、微处理芯片、集成电路等）总体份额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语重心长地提醒美国，“如果韩国不做存储芯片，日本就会独占市场了”。翻译一下就是，作为老三我们可以帮你干老二啊。 瓦解联盟利益：虽然半导体公司担心三星抢占市场，但是美国IT产业也不是
日韩对决背后的山姆大叔
中远海控是怎样炼成的？
2017年，前香港特首**旗下的航运巨头——东方海外公司，被一家大陆的公司给收购了。 航运是董家起家的产业。**的父亲董浩云于1948年来到香港，创办了东方海外，鼎盛时期拥有各类船舶149艘，总吨位达1200万吨，冠绝全球。1982年董浩云去世，公司交到了长子**手里。 航运强大的周期性，让接班后的**历尽艰辛，东方海外也不断陷入“赚钱-买船-亏钱-卖船”的循环之中。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若没有霍英东和来自北方的神秘力量救场，董家的基业可能就此断送。 甚至在被收购之前的2016年，东方海外仍然亏损2.19亿美元。恰在这时，又一位白衣骑士赶到了：来自大陆的收购方给东方海外定价492亿港币，而**家族持股68.7%，因此将一举套现338亿港币。 这位白衣骑就是日后在A股市场大名鼎鼎、被誉为“海王之王”的中远海控。 中远海控的前身是中国远洋。这种敢用“国名+行业”的公司，通常都是北京宣武门西大街26号院管辖的对象。不过股民对中国远洋感情复杂：2007年它上涨4倍成为大牛股，随后沦为"ST远洋"，下跌接近90%。 后来，中国远洋和另一家央企海运巨头中海集运合并，并在2016年底更名为中远海控，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航运长子”，江湖人送外号“中国神运”。当然，再神再大的航运公司，也仍然摆脱不了周期。 中远海控的“货运航母” 比如在收购东方海外前的2016年，中远海控亏损高达90亿。不过完成并购之后，中远海控旗下运力规模跻身全球前三。所以，你要是问股东们资瓷不资瓷这次咬牙收购，股东们肯定是资瓷的。 可惜并购之后，中远海控也复制了表哥“中国神车”的走势，股价一路阴跌，再也没人提“中国神运”了。直到2020年，疫情推动全球航运业巨震，中远海控一口气涨了10倍，从“海狗”，晋升“海王”。 要知道，在地板上躺了多年的周期股，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给板块长脸的公司了。有分析师预计中远海控今年净利润可达77
中远海控是怎样炼成的？
万亿美金的苹果，在乐视的路上越走越远
商业分析-No.8 万亿美金的苹果，在乐视的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凯文 编辑：董指导 2019年 9月10日（美国时间），硅谷的乔布斯剧院里，黑色发布会背景下，踌躇满志的苹果CEO库克正兴奋地介绍着公司的内容生态：$苹果(AAPL)$ 斥巨资打造爆款电视节目，并庄严承诺：只要买硬件，就送一年视频会员。 听到这句话，熬夜看发布会的远川团队顿时睁开了沉沉欲睡的眼睛： 这一幕多么熟悉，就像那位在美国、下周回来的贾老板。 贾老板当年扬言要颠覆苹果，并鼓励员工，颠覆苹果的不一定是乐视，但一定是乐视的生态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生态化反”。 遗憾的是，乐视只颠覆了孙宏斌的认知，而苹果却在昨天创下股价历史新高，总市值达到了10675亿美元，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而且贾老板可能没有想到，苹果正在乐视当年憧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乐视生态化反的苹果化 当年乐视提出了四大商业维度：应用、内容、平台、终端，而苹果如今也是如此：有四大操作系统在应用端；有新闻、音乐、电视节目在内容端；有Apple pay、Apple arcade在平台端；还有手机、平板、电视盒子等一众硬件终端。 乐视的生态圈 苹果的布局 不仅业务布局如此，苹果在推动服务业务方面，也是不遗余力。 2014年底苹果推出了Apple pay，4年多之后，美国排名前 100 位的商家中，有 74 个商家在使用苹果支付服务，覆盖到了全美国65%的零售店。 2015年苹果推出了Apple music，对标当时的流媒体音乐当红炸子鸡 Spotify。结果短短3年时间，Apple music就在美国市场拥有2100万的用户，超过Spotify，而且增长速度依然是Spotify的两倍以上。 在2018年，苹果的几个传统的服务（商店、音乐、云储存）收入就连创新高，成为苹果内部仅次于iPhone的部门。 乘胜追击，2019年成了苹果服务的
万亿美金的苹果，在乐视的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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