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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华为？

今年4月，美国两位教授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报告，激起了外界对华为控制权的高度关注。

在西方媒体眼里，华为是一家充满神秘色彩的公司，“军方背景”、“政府主导”、“国有企业”等戏份时常被强加给华为，赚足了眼球。

当然，这是美国塑造"假想敌"时惯用的舆论攻势，时间把握得也非常巧妙，正是有了媒体的铺垫，美国政府才能"理直气壮"地打击华为。

自2003年以来，这类操作就从未停止过。

面对质疑，华为董秘江西生笃定地向外媒表示：“华为是100%员工持股的公司”，此外再无任何干货，这显然无法打消外界的质疑。

美国媒体也乐此不疲地玩了很多年。

在2012年被美国打压后，孟晚舟曾说过会择机公布华为的详细情况，包括高管具体持股数，可直到现在仍未兑现。

那么问题来了，华为究竟是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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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华为全称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为投资控股有两个股东：

一个是任正非，占比1.01%；

一个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占比98.99%。

截止2018年底，工会这98.99%的股份由华为96768名员工持有。

在这96768名员工中有86514人有选举权，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了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115名员工代表组成的持股员工代表会。

员工代表会再选出董事会和监事会。

看到这里，各位是否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我党的组织形式，就是一级级地选出全国党代表，再由其选出中央委员会，再选出常务委员会。

从治理结构看，华为的董事长从1998年开始就一直由孙亚芳担任，直到2018年3月的换届选举才由原监事会主席梁华接任。

董事会的17位董事通过选举产生7人的常务董事会，华为的所有事务都由常务董事会集体决策并监督执行。

常务董事会成员包括郭平、徐直军、 胡厚昆、孟晚舟4位副董事长，丁耘、余承东、汪涛3位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会还会选举3位轮值董事长，华为的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由3位轮值董事长主持，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华为的最高领袖，轮值期6个月。

华为现任3位轮值董事长分别是郭平、徐直军、胡厚昆，这也是我们经常搞混淆的地方。

任正非在董事会里仅担任董事，唯一特殊的地方是享有一票否决权。

这就是华为独有的集体领导模式，堪称**集中制的典范，任正非这个学毛选标兵不是白当的。

说华为是100%员工持股的公司，没毛病。

任正非曾说过：

“我只是有发言权，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所以，我就多讲几次，过几年可能他们就认同了呢？”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真是这样，美国也不会死咬着华为不放了。

不可否认任正非是卡里斯玛式的领袖，或许在以前光凭其超凡的人格魅力就能维护其地位。

可卡里斯玛蕴含着极大的变量，很难长久地维持稳定，特别是在这个优良资产稀缺，资本泛滥到四处打劫的年代。

以资本市场为例，像王石这样有背景，在万科内部又有绝对权威的牛叉人物，都被油条哥几板斧打的找不着北，不得不淡出万科。

董明珠厉害吧，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长，面对油条哥的犀利攻势，也是心急火燎地跑到北京告状，还借助舆论的力量才守住基业。

还有伊利的潘刚，阳光保险刚有点进攻的苗头，就吓得赶紧炮制个定增来抵御。

华为股东众多，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如果任正非光凭手里那点渣渣股份，早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

**集中制虽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但坚持和维护我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却是根本中的根本。

光看面上的”100%员工持股“，忽略以任正非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要犯主观主义错误。

在狼的组织里，要想发挥出狼群的强大战斗力，前提就是要保持头狼的绝对领导地位。

以狼性著称的华为，能成长为如今的巨无霸，靠得就是头狼任正非的绝对领导，这么多年来，华为内部就没敢与任正非叫板的存在。

任正非何以能维持在华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里面的奥妙，要从华为的发展史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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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是一个草莽英雄辈出的年代。

42岁的宗庆后借了14万元，承包了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通过蹬三轮车卖冰棍起步，打造了娃哈哈帝国；

23岁的张朝阳在麻省理工遇见了尼葛洛庞帝，有了今天的搜狐；

同样23岁的马云创办了海博翻译社，开始自己的试错人生，成就了今日的阿里；

也是在这一年，44岁的任正非靠着借来的2.1万元，在刚刚搭起的两间简易板房中创办了华为。

当时任正非是真的惨，本来在军队当副团级干部当得好好的，却遭遇大裁军，靠着老婆的关系在南油集团的下属企业谋了个经理的差事。

工作刚有起色，却因缺乏工作经验被骗走200多万元的货款，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离开，还背负了200万元的债务。

当然，任正非老丈人时任四川省副省长，虽然欠了一屁股债，但像王石一样当个倒爷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可悲催的是夫妻俩恰好在此时关系不合，离婚了。

中年男人三大惨：离婚、失业、破产，齐活了。

任正非带着一家老小在深圳住的是十几平米的棚屋，吃的是老娘买的便宜蔬菜和别人挑选剩下的鱼虾，老爹连烟都舍不得买，委实凄惨。

华为刚成立时，为了生存，减肥药卖过，安防设备捣鼓过，最终靠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交换机才挖到第一桶金，踏入了电信行业。

当时国内的交换机市场被“七国八制”所占据，型号更是五花八门，任正非清醒地认识到华为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

1991年，任正非从隔壁的亿利达挖来徐文伟，组建了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也就是海思的前身，在此前后郑宝用、李一男等先后带枪来投。

众所周知，在电信、IT等高科技领域，企业最核心的资源就是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郑宝用在华为的工号是2号，在华为一直被视为二号首长。

任正非有一次曾指着郑宝用说："你，一个人能顶10000个"，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搞行政的副总裁说："你，10000个才能顶一个"。

李一男更不用说了，任正非把他当成接班人培养，比对亲儿子还亲，两年时间就坐**研究部总裁宝座，足可见任正非对他们的重视。

为绑定核心员工，华为在1990年就开始搞员工持股计划，以1元/股的价格向员工配售股票，以税后利润15%进行分红，每个持股员工还会得到盖有公司红色印章的股权证书。

在1993年时，华为的净资产就达到了5.83元/股，这样的价格无疑非常有吸引力。

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讲过，当时不懂期权制度，搞员工持股计划只是想通过利益分享，团结员工。

这与任正非的家庭分不开。

任正非有6个兄弟姊妹，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为了养活每个孩子，任母经常饿着肚子劳作，作为教书匠的父亲也是饿着肚子批改作业。

父母的不自私和乐于付出一直影响着任正非，在华为发展的过程中，他一直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计划着在与员工分担责任的同时分担利益。

这才有了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学经济学的父亲还帮他做过规划。

不可否认，任正非“财散人聚”的理念是华为成功的关键，但华为在当时搞这套，未尝不是缺钱逼的。

在90年代初的深圳，股市和楼市火爆，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浮躁和投机取巧之风，实体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对任正非梭哈搞研发的决定，君临是非常佩服地，毕竟北方的联想就很"理智"地认为中国人不行，买办当得有滋有味。

但研发可是个无底洞，华为由于战略失误，上马JK1000局用机项目耗尽了家底，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时已捉襟见肘。

彼时的中小企业境遇和现在也没啥两样，想找银行贷款难于登天，任正非甚至要靠借高利贷来给员工发工资。

在压力最大时，任正非曾站在深圳南油深意工业大厦五楼对员工说：“新产品研发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

好在C&C08大获成功，华为才彻底稳住了局面，而在此过程员工持股计划功不可没，既稳定了创业团队，又为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可能有人会说工资能有几个钱，这就要作对比才知道了，毕竟任正非真的是个舍得花钱的主。

前华为副总裁刘平在《华为往事》讲过，在上海交大当老师时工资只有400元，1993年2月加入华为后工资是1500元，3月涨到2600元，到年底已涨到6000元，足足是当老师时的15倍。

当华为配股时，员工们把积蓄用于购买股票，公司得到了现金流，员工们也可以滚**，妥妥的双赢。

1997年，华为的注册资本增长到7005万元，而在1987年时才2.4万元，增量全部来自员工入股的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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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曾说过：“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

C&C08研发成功后，华为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开拓市场，负责攻城拔寨的就是这群钱给多了的土狼。

1997年，华为的销售收入达到41亿元，员工人数激增到5600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任正非却发现公司“管不动了”。

当时华为内部思想混乱，山头林立，外部各路诸侯各行其是，内部各部门相互独立，左膀右臂的李一男和郑宝用也矛盾重重。

任正非倍感压力，他明白企业在发展前期可以靠"人治"，可蛋糕做大后，仅靠卡里斯玛权威将很难掌控全局，更遑论带领华为继续前进。

还是那句话，只有改革才能有新的出路，这才有了1998年的《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系统阐明华为的发展道路。

1996年，孙亚芳带领市场部全体人员集体辞职，重新竞聘上岗，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推动华为组织结构的变革。

这固然是发展转型的需要，也是敲山震虎，为接下来的改革作铺垫。

1997年，华为对股权动刀了。

改制前，688名华为公司员工总计持有华为65.15%的股份，子公司华为新技术公司的299名员工持有余下的34.85%股份。

这时华为持股员工是享有完整股权的，包括投票权、选举权等。

改制后，华为新技术公司、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以及华为公司工会分别持有华为公司5.05%、33.09%和61.86%的股份。

1999年6月，华为公司工会以现金收购了华为新技术公司5.05%的股份，同时收购了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21.24%的华为公司股份。

华为的股东变成两家——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和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分别持有88.15%和11.85%的股份。

根据华为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华为员工所持股份由工会集中托管，并代行股东表决权。

这时候改革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在创业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这个计划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法制建设太落后了，《公司法》直到1993年底才颁布，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是股东数不得多于50人，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居然有上千股东，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直到1997年9月30日，深圳市出台了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员工持股才首次得到官方认可。

可惜华为却不是国企。

国家在10月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外经贸试点企业也可开展员工持股，华为是外经贸试点企业吗？

不得而知。

但华为却借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得到了深圳体改办的同意。

通过改革，华为持股员工身份问题得到解决，却只能通过员工持股会行使股东权利，这时华为持股员工的股东权利已不再完整。

饶是如此，华为的痛脚还是被抓住了。

当时华为和中兴在各方面展开竞争，挖人、搞间谍战，无所不用其极，互黑更是政治正确，他们互相给对方取代号，华为叫中兴"26"，意即二流，中兴叫华为"F7"，即夫妻店。

1998年，原《华为人报》主编石文金投奔中兴，为纳投名状反手给了华为一刀，向中央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行为，如内部职工非法集资等。

很快，中央派出调查组进驻华为，据刘平所讲，任正非第一次有了惊慌失措的时候。

1999年，朱总理在金融展上对华为负责接待的刘平讲：“你回去转告你们老板，在技术上要创新，在经营上要稳健！”

任正非知道消息后激动不已，因为他知道员工持股这事终于翻篇了。

那么华为搞员工持股究竟有无问题呢？

我们先看非法集资的定义：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

华为虽然未经批准，但不是向社会公众发行，且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华为这属于打擦边球，这也是朱总理认可华为的原因，网上很多人嚷着华为靠权贵开路显然有失公允。

此外，华为还在1998年起草了“华为基本法”，思想统一后，“诸侯问题”自然也就化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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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股权问题后，任正非发现管理问题成了制约华为发展的瓶颈。

从1998年开始，华为斥资20多亿向IBM拜师学艺，在IBM的帮助下启动了以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为核心的业务流程变革。

这次改革历时五年，华为不仅实现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变，还实现了管理体系的国际接轨，为华为的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过程中，一种名为虚拟股的激励制度进入了任正非的视线。

2000年12月，华为将新技术公司工会持有的11.85%的股份并入华为公司工会，任正非持有的3500万元（1.1%）单独剥离。

自此，华为公司工会和任正非分别持有华为98.9%和1.1%的股份，任正非的独立股东地位第一次得到确认，这样的股权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在股权稳定后，华为聘请韬睿人力资源公司设计了虚拟受限股体系，于2001年7月推出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虚拟股票期权计划暂行管理办法》。

虚拟股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激励对象可以据此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收益，但没有所有权，没有表决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

从虚拟股的定义看，这玩意只享有分红权和增值权，与通常意义上的股权差距太大了。

如果华为从2001年以后只推行虚拟股也没什么，可华为打的算盘却是"收权"，要把华为员工原来持有的股票都转化为虚拟股。

为何在这时搞呢？

因为对任正非来讲，又到了“抄底”的时候了。

2000年底的时候，任正非给内部员工写了一封信《华为的冬天》。

内容曝光后，外界普遍盛赞任正非的危机意识，可任正非也是有的放矢。

当时朗讯、爱立信等跨国巨头已摸清华为的套路，开始对华为实施定点精准打击，华为研发出那款产品，就立马降价打压，华为在重点市场始终无法突围。

2000年8月15日，华为出台了关于内部创业的“管理规定”，凡在公司工作满两年的都可申请离职创业，成为华为的代理商。

华为此举意在孵化一大批外围企业，结成统一战线与跨国巨头们竞争。

当时响应的高管颇多，李一男创办了港湾网络，刘平创办了格林耐特，黄耀旭创办了钧天科技……

这批高管的股票自然被华为回收了。

同时华为又祭出了辞职再回岗这个大杀器来回购股票，这次仍是孙亚芳领的头，孙亚芳为何能在董事长位置上一干就是19年，屁股坐得正是关键。

当然回购能如此顺利也是有原因的，2000年时华为战略接连失误，2001年业绩增速大幅下滑，2002年营收首次出现负增长，2003年时，任正非甚至决定以75亿美元卖身摩托罗拉。

风雨飘摇中，华为员工对公司分红的期望值自然不高，这正好给了华为“抄底”的机会。

华为的股票得以在虚实之间悄然转换，华为也从全员持股变成由两个实体股东持股的公司。

2003年，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华为所有的股份都被平移至华为控股。其中任正非持股1.07%，其余为华为控股工会持有。

此后，华为控股每年发行股票，工会委员会作为实体股东按净资产价格购买，再等比例将虚拟股出售给员工。

华为会将表现优异的员工叫到办公室，让他们签合同，告之他们能认购多少股份，员工购买股份后，除了得到一个内部账号能查询持股数外，没有任何持股凭证，也不会在工商进行登记。

华为把虚拟股搞得如此神秘，可还是在一起诉讼案中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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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华为两位资深元老刘平和黄灿将华为告上了法庭。

原因也很简单，华为因为长期实行1元/股的认购价格，自然也按1元/股回购，而他们认为回购价低了，要求按每股净资产来折算股权价格，同时以同股同权享有股权的增值。

当然理由也站得住脚，根据深圳市政府2001年颁布的《深圳市政府内部员工持股规定》，员工持股的回购价格是上年的每股净资产价格。

但广东高院最终判两位员工败诉，原因就是所持股权没有工商登记，也拿不出华为与员工签订的合同，也就是典型的没有证据。

法院的判决就意味着华为与持股员工仅仅是合同关系，而非股权关系。

在实体股东只有任正非和工会委员会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是同股同权，而华为是有限责任公司，规定自然不同。

《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也就意味着公司章程可操作性很大，比如华为控股规定任正非有特别权利？任正非代工会委员会行使在华为控股的权利？

具体如何规定的不得而知，不过从现有法律看，这些都完全可以实现。

我们再看华为的两大权利机构。

股东会

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以华为的股份构成应由任正非和工会代表组成。

可根据公开信息，华为控股多次重要股东会会议只有任正非和孙亚芳2人，他们2人代表股东决定华为控股的重大事项。

董事会

2013年1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在《华为如何选举董事会》中是这样披露的：

股东在选择工会代表时，有权投票给非推荐候选人，但选举董事会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相反，华为官员表示，获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是在选举之前由上一届董事会挑选出来的。

这段话意味着提名权才是关键，必须提名后，工会委员会才照着名单选举，工会委员会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我们的“人大”。

那么在任正非没点头的情况下，董事会成员能随意提名吗？

我说能，你信吗？

任正非对于华为的重大决策可是享有一票否决权的存在。

再看任正非家族中：弟弟任树录担任华为的首席后勤官；妹妹任正黎和女儿孟晚舟先后任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这些岗位可都是企业的命门所在，我们已经可以下结论：华为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任正非手中。

华为的董秘曾说过，任正非对华为的控制主要通过哲学和管理思想来实现，而非通过股权。

可在君临看来，任正非对华为的绝对控制靠的却是卡里斯玛权威+股权。

正是靠着任正非的绝对领导，华为才能走到今天，且在此过程中员工持股功不可没。

6

前面我们讲过，华为的虚拟股颇为鸡肋，那华为的员工为什么还愿意买呢?

实在是华为的分红太诱人了，华为1元/股的政策实行到了2001年，此后是按净资产价格购买。

2010年，华为内部购买价为5.42元，而当年的分红为2.98元，年收益率高达55%，10年间的虚拟股收益超过15倍，分红数十上百万的比比皆是。

由于分红太高，华为内部股票已成为华为员工最可靠、稳定的投资渠道。

以2018年为例，华为的分红在240亿左右，按9万多持股员工算，人均都能分到20多万，多的分到数百上千万很正常。

一般来讲，华为员工工作3年就能达到14级，可分到数万股，以净资产价格购买需要几十万元，这对很多新员工来讲也是种“甜蜜”的负担。

因此，在华为的争取下，华为员工还能以"助业贷款"的名义从中国银行、工行、建行和平安银行的深圳分行获得贷款，用于购买虚拟股。

这项政策由于与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不符，在2011年已被有关部门叫停。

但自2004年—2011年，华为通过增发虚拟股新增63.74亿股，总计增资275.45亿元，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现金流。

为何这样的双赢局还有人黑呢？

这是因为华为的配股量设计得非常巧妙，很多员工为了购买股票把工资和积蓄搭进去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且年年如此。

任正非用员工持股，将华为员工的“钱程”与公司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钱景”的憧憬下，每个华为人都化身超人，这也是华为奋斗者文化盛行的原因。

对华为人来讲，晚上9点到家是occasionlly，10点到家是always，11点到家是sometimes。

且华为以“狼性”著称，有严格的绩效考评制度，还实行末位淘汰制。

这导致华为加班文化盛行，有的员工甚至结婚头天都还在工作，不堪重负。

华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无数华为人的汗水和健康换来的。

但在华为工作会有明显的成就感，项目一旦成功，惠及的是以亿级的用户，这种成就感，能鼓励员工坚持走下去。

华为崇尚奋斗者，有个“向火车头倾斜”的口号。

对那些全身心奉献的A类员工无比厚待，升职加薪福利股票远远超过其他人，给钱是没有上限的。

反观国内很多企业，总是叫嚣着要学习华为的狼性文化，可他们的学习却只是希望员工加班，希望员工打鸡血去奉献。

比如前段时间热议的“996”、“007”等。

至于华为的管理制度，工资薪酬和分红等却不予考虑。

饶是如此，仍有很多博出位的奋斗B当舔狗，全然不顾员工正当权益的损害以及对老员工的残忍。

这些企业给不了华为的钱，却学会了华为的狠；

黑华为的没看到华为的好，却只看到华为的苦。

可以这样说，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虽有很多槽点，但与其他企业相比，对员工真是没得说。

在这次毛衣战中，19万华为员工能上下一心，誓与公司共进退，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美国这样死咬华为除了扑簌迷离的股权外，也是有其他“证据”的。

7

前面我们讲过2000年时，华为在国内已无力突围，被迫移师海外。

2000年12月27日，华为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向海外进军誓师大会，会场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大标语，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但开拓海外市场光靠“奋斗者”是不够的，好在华为遇到了“贵人”，那就是国开行的陈元，国家领导人陈云之子。

1998年，争夺央行行长失败的陈元来到国家开发银行任行长。

当时的国开行成立只有四年，仅有一个分行和三个办事处，连自身的发展模式都没理清楚。

陈元继承了父亲的经济头脑，在他的带领下，国开行搞了一项特NB的政策，那就是发债券。

发债券不稀奇，可国开行这个债券规格非常高，在政府的背书下，能发行等同于国债的债券，且主要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

通过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国开行能调动全国人民的巨额存款，且这些债券时间通常在十年以上，融资成本还特别低。

到2009年时，国开行发行的债券规模已能与财政部的国债相媲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

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失去了财政大权，举步维艰。

国开行可谓应运而生，开创了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芜湖模式”，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载体帮助政府发展地方经济。

在这套模式之下，我国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热潮，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国开行同时还是国家战略的先锋队，比如成立中非发展基金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等。

在此过程中，顺带支持下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也是理所当然的。

有了国开行的支持，我国企业犹如开了满血满魔的BUFF，加上我国企业独有的制造成本优势，产品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以华为为例，最开始产品性能不佳，选择亚非拉市场进行突围，可这些国家都是穷字当头，与他们做生意要随时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

因此，华为与国开行搞了个买方信贷模式，华为卖产品，国开行直接把钱打到华为账户上，买方国家再以原材料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作抵押。

该模式下，华为的应收账款大大降低，买方国家通过加杠杆获得了平时无力购买的产品，国开行帮助国家获得了稳定的石油等矿产资源供应。

在国开行的帮助下，华为还能为设备购买商提供大额的分期贷款，并且利率远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利率。

比如在开拓巴西市场时，华为能提供4%的利率，而同期巴西公司支付的美元贷款利率是5.99%。

朗讯的管理层曾说过：“我们不会死在华为手上，如果死了，那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

到2009年时，华为已成为了国开行最大的单一借款人，授信额度高达300亿美元。

华为就此开启了国际市场争霸之路。

不可否认国开行对华为帮助极大，可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开行支持的企业多了去了，中兴、中国中铁、海航控股……

华为最后能在欧美市场正面击败朗讯、爱立信等企业，靠的是远超竞争对手的产品性能，靠的是华为人的奋斗精神。

反观美国，为扶持本国企业，在2003年就帮助思科阻击华为，此后更是把华为列为“危险分子”围追堵截，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更别提以前打压日本半导体、以长臂管辖权帮助通用电气并购阿尔斯通等恶劣行径了。

2012年，当华为超越爱立信之际，西方《经济学人》等媒体大肆渲染华为的“危害”，华为因间谍、黑客和数字战等猜忌经常遭到显微镜似的审查。

结果让人打脸的是，2013年棱镜门爆发，美国才是那个监控全世界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国家安全，部分国家机关、军队使用华为的产品有毛病？

因此，捧杀华为虽不可取，但也不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带节奏，为了黑而黑。

国有企业？军方背景？呵呵。

南边现在闹得沸沸扬扬，是谁在背后折腾？

任正非在8月21日说过这样一段话：

特朗普想让中国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华为生存，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把利益给美国来换华为生存呢？

我们自己可以生存，美国打不垮华为，虽然有可能活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中国没有必要把中美贸易和华为捆在一起给美国让利益，这样做我觉得对不起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比我穷得多，怎么能为了我们，拿穷人的钱去送给特朗普换取我们的利益。

所以，我不希望跟中美贸易捆在一起，坚定不移地自己克服，不叫苦，不喊天，相信我们会打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