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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标——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文 进步与倒退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可称文明“进步”，何时又“倒退”了？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比如，劳动生产率：一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赚多少收入。“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GDP”论，成为只追求GDP增速之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 。为了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的“风险应对力”，这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著名经济史学者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公元前1000年直到公元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期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人口增加，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造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又会再次减少。只有等到1780年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从此开启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450美元（以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1820年大约600美元，至19世纪末期回到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也就是，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什么放弃狩猎采集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戴梦德（Jared Diamond）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他为何如此“狂言”？ 在一万一千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人们（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动植物，并年复一年地重复耕种、饲养，由此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九千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也分别独立地发明定居农耕。在之后的五千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五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展出定居农耕。 戴蒙德谈到，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类平均身高明显下降，原来游猎时期平均身高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1.53米，其中男人从原来的平均1.75米，下降到不足1.65米。中国的考古研究也有类似结论，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18至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梳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浇水施肥，防范害虫，一年到头天天繁忙。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人，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其次，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下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至今还没醒悟。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佣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到 ，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 如果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免于暴力是一种进步 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那里的人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平克(Steven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十万人中平均600人左右死于凶杀，也就是0.6%的命案率；艾斯内尔（Manuel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十万人有31人死于凶杀；到20世纪，每十万人里0.8人死于凶杀；在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中每十万人平均有1.5个左右死于暴力。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750倍！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最极端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到，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90%以上的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1.5场战争；到18世纪的百年中，80%的年份里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0.7场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中，只有不到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战，平均每年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十万人大约有524个死于战争；到16世纪，战争死亡率降到250人；到20世纪为60人，而到21世纪的前8年，战争死亡率更是降至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1750倍！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难找，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18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十万人中有142人死于饥荒；到1920年代，饥荒死亡率降到82；1970年代降8.4人；到2010-2016年间，每年每十万人只有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在一个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283倍！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极端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1900年，全球有12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126万死于旱灾，6千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2019年，全球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1900年灾害死亡人数的1%，其中只有77人死于旱灾。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最后，可从统治者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进展。因为一般社会里老百姓面对的暴力风险与皇帝、国王生命安全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皇帝也应当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是一个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艾斯内尔收集了公元600-1800年间欧洲45个王国、1515个国王离世方式的数据 ，以一个世纪为基本时段计算期间国王死于非命的几率；他发现，公元7世纪时，欧洲国王每年有2.5%的概率死于非命；到13世纪，这个概率降到0.85%；15世纪，为0.52%；到18世纪，更是降至0.19%；因此，欧洲在那一千二百年间，国王死于非命的几率下降了12倍，说明虽然那期间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可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程度上升了12倍，靠暴力夺得统治权的占比越来越低（尽管那时期，除18世纪的英国外，欧洲都还没建起现代民主国家）。 笔者和林展对中国自汉代以来各皇帝的离世情况进行量化研究 ，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10年-1911年。由于期间多数时候中国总体是统一的，所以，尽管时间跨度更长，君主数量远少于欧洲，共计127个政权、729个皇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自汉代开始一直上升，中间经过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北魏-隋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一年中有7%的概率被人害死（比同期欧洲国王的2.5%高出很多）；不过，自唐朝开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有所下降，到元朝、明朝上半叶，降到3%左右；至清朝18、19世纪达到最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在0.5%上下。所以，自唐初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间，尽管中国的生产率没有变化，但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13倍，说明政治文明通过积累经验改良，还是取得一些进步。当然，如果跟西欧比，还是差距明显。剑桥大学生物统计所把一年死亡概率超过0.6%的场景定义为“大战场”（majorcombatzone），以此标准，到15世纪欧洲王室就不再是“大战场”，而在中国，皇帝在朝廷内所面对的死亡风险历来远高于“大战场”，一直要到18世纪，皇帝的安全才比“大战场”士兵好一点。 因此，到了公元1800年左右，无论是地球上的普通人，包括身缠万贯的富豪，还是头戴王冠的君主，人身安全都比几百年前，更比几千年前，高出许多倍。可是，这些文明化进步是生产率所检测不到的。 风险催生了文明 要理解为什么人类暴力经历了长期下降、文明逐步战胜野蛮，我们先要认识暴力背后的驱动力，尤其是暴力行为（包括战争）跟风险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GaryBecker）在1968年的经典论文中谈到，违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他会选择犯罪，其中收益和成本不只是物质的，也包括主观收益、机会成本和主观成本。如果是这样，个体暴力和群体战争行为都应该跟生存挑战，尤其跟灾害威胁生存有关，因为在风险威胁到生存时，不仅机会成本很低——活下去的机会不大了），而且此时暴力的潜在收益会远大于机会成本——战争掠夺也可能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根据众多学者关于战争起源、平民起义、普通暴力的研究，发现旱灾等自然灾害时常是主要导火索，验证了前述论断。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学者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研究人类暴力跟自然风险间的关系 ，发现：一方面，人体对气温波动高度敏感，太热或太冷都会刺激个体情绪，甚至挑战生存，引发战争或一般暴力；另一方面，如果降雨量比平常减少（比如，旱灾），那会导致农业歉收，威胁生存，使个体间暴力（如打人、抢劫、犯罪、杀婴等）显著增加。 总之，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风险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结论非常稳健。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事前避险手段，或者风险发生时没有应对冲击的工具，于是，在生存挑战下，一些个体被迫通过暴力求活路；反之，如果人类社会有了事前避险手段或事后应对工具，那就能切断风险到暴力之间的传导机制，使风险事件不再威胁个体与群体的生存，让暴力收益不再高于暴力成本，文明就能胜出。 但是，即使进入了农业社会，还有齐国管子说的“年有余而月不足”挑战：青黄不接月份里民众照样可能饿死；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到18世纪中期，全球人均寿命仅有30岁。如果要克服风险挑战、进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在于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合作、互通有无，包括资源共享、风险互摊。可是，该怎样使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呢？这就要求有规则和秩序（lawandorder），规范跨期承诺，强化跨期信任。 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风险催生了文明；如果没有风险挑战，人类可能缺乏压力去创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风险应对力，也就难有文明化发展。因而，在评估文明创新和其他历史变迁时，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所言：“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度量文明进程的这两个维度，我们将“有用知识”的定义做延伸：只要是对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相应地，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 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即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的技能。 （作者系香港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文章发表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