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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衣服体积庞大，人们无法靠近你，而这有助于以一种非攻击性的方式保持社交距离……”"

分析师）Yini Lin

核心内容

1、羽绒服在70年代突破户外场景，从而在城市中实现大规模普及，可能与西方世界两次石油危机存在关联——实用主义“扭曲”了公众审美。此后，羽绒服相继受益于80年代的健美文化与90年代的嘻哈文化。进入本世纪以来，或是由于Y2K美学的兴盛，羽绒服与时尚主流的关联度日益微弱，直至2016年，Demna Gvasalia通过将羽绒服重新拉入主流视野扭转了这一局面。

2、Oversized廓形让消费者看起来充满力量，1980年代女性希望被看到和被认可。巨大廓形风格源自健身文化，宽肩西装强化了公众理想中的超级英雄式身材。

3、后疫情时代羽绒服的炙手可热被视为一种创伤后应激生理反应。穿戴占据更多空间的鞋服能够使人们难以靠近，这有助于以一种非攻击性的方式保持社交距离。通过以一种更加柔软、更为温和的方式包裹身体，“贴身保护者”让消费者感到安全。同时，质地轻盈意味着它无法像关于新冠疫情、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新闻那样进一步压垮我们。

波司登于11月24日公布的2022/23财年中期报告显示，即使在行业形势愈发复杂严峻、服装企业普遍增长疲软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得以实现逆势增长。报告期内，集团收入同比提升14.1%至约人民币61.8亿元，品牌羽绒服毛利率上升至63.6%。在过去五年中，波司登复合增长率高达18.9%。

从长期视角来看，羽绒服的复兴并非只建立在“保暖功能性提升”之上，经济、社会思潮和审美的变迁也使羽绒服成为“时尚”的一部分，变身“柔软的盔甲”。

能源危机扭曲大众审美：睡袋大衣如何引领羽绒服突破户外场景

羽绒在服装中的使用至少能够追溯至数千年以前。北美部落曾将鸟羽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美洲原住民头顶的War Bonnets便由鹰毛制成。加拿大西北部居民Caribou Innuit的鸭绒派克大衣代代相传，以确保猎人在恶劣天气中保持温暖。澳大利亚登山运动爱好者George Finch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羽绒服行业之父。尽管羽绒此前在服装和帽子中仅用于装饰，但在1922 年，正是该材料的应用帮助Finch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这款为探险而定制的亮绿色外衣被称为“鸭绒外套”（Eiderdown Coat）。

△ 左图：Innuit服装由动物皮毛和羽毛制成；右图：George Finch（来源：Britannica，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35年，美国户外冒险人士Eddie Bauer在仲冬钓鱼时因体温过低险些丧命。此次意外让Bauer意识到市场上缺乏足够轻便保暖、同时防水的夹克，以充分保护人体免受低温以及其他恶劣气候的影响。在与多个鹅绒供应商进行交流后，第一件羽绒服Skyliner于次年诞生，并在1940年获得专利。

△ 1938年Eddie Bauer（来源：L’Officiel）

△1940年，Skyliner获得羽绒派克大衣专利，80年后，公司仍在销售Bauer经典款（来源：Eddie Bauer）

1937年，英裔美籍时装设计师Charles James凭借一款名为Pneumatic Jacket的绗缝羽绒缎面晚装夹克使原本基于实用主义的羽绒服跻身奢华时尚。不过，受制于舒适性，James预测该服装在时尚界很难变得重要。

△ Pneumatic Jacket（来源：AnOther，Vogue）

1952年，旨在为法国和意大利滑雪和登山爱好者提供装备的Moncler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诞生。上世纪50、60年代，绗缝丝绸睡衣——一种可穿戴的鸭绒被，开始流行，但是仅限于室内场景，其与2015年Céline秋冬时装秀上推出的披肩并无二致。

时至1973年，纽约设计师 Norma Kamali 推出的睡袋大衣风靡一时。该设计被归结于Kamali离婚后在纽约州北部参加的一次野营旅行。由于8月天气转冷，这位设计师半夜离开帐篷时将睡袋裹在肩上，“我走进树林时不禁感概，这件外套太棒了，于是我回到家，拿起睡袋，丝毫没有浪费地裁剪出一件外套”。

△ 左图：Céline AW15；右图：Norma Kamali于1973年推出睡袋大衣（来源：Vogue）

本文作者认为，羽绒服在70年代突破户外场景、在城市中真正实现大规模普及，可能与西方世界两次石油危机（1973年、1979年）存在关联——实用主义“扭曲”了公众审美。事实上，这一假设在Vox于2019年10月发布的文章中似乎得以印证，“睡袋大衣一销而空，Elton John、Cher和Elizabeth Montgomery等娱乐圈人士均以该造型示众，当Jimmy Carter总统在1973年出台节能计划，睡袋大衣被视为室内穿着的东西”。

或许正因如此，长款派克大衣的爆发式流行甚至涉及经济学——不少学者视其为厄运即将降临的迹象。The Los Angeles Times曾于1976年指出，“如今人们似乎正在抛弃轻浮的东西，转而支持任何实用的东西——就像他们正在为迎接一场巨型灾难做准备……巴黎时装设计师Paco Rabanne认为，‘女性已经开始以‘难民’形象出现，她们穿着实用的衣服，把所有东西都堆在万能夹克下面——这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1983年打响’”。

49年后的今天，继伴随公共卫生危机而至的经济灾难之后，能源危机再度莅临西方世界，实用主义或许正在、甚至已经“扭曲”公众审美。正是在此背景下，波司登即便在艰难的2022年仍然得以实现逆风而行。

嘻哈文化与运动风潮推动羽绒服实现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能源危机尚未开启，睡袋大衣早已重新变得流行。时尚，尤其是街头时尚，几乎成为一场鞋服尺寸大小和比例夸张程度的比赛。2019年9月，Balenciaga在巴黎的时装秀上发布的羽绒服比例夸张、肩膀高耸，模特看起来像极了Despicable Me中的Gru。

△ 左图：2017年Kylie Jenner与Phillip Plein参加时装周；右图：2019年Andre Leon Talley身着Norma Kamali睡袋大衣（来源：Seventeen，Vox）

△ 左图：Raf Simon AW16；右图：Balenciaga SS20（来源：Lyst，Vogue）

随着外套廓形愈发膨胀成为文化现象，关于Oversized外套的Meme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传播，借以戏虐地描述“体积”失控的街头时尚。2018年，Vogue France甚至引用了Kendall Jenner夸张比例外套Meme。

△ Kendall Jenner夸张比例外套Meme（来源：The Mirror，Vogue France）

事实上，继70年代实用主义抬头致使睡袋外套脱销之后，羽绒服相继受益于80年代的健美文化（参见下文）与90年代的嘻哈文化。然而，自Maison Martin Margiela和Alexander McQueen于1999年——正值科技泡沫破灭之际各自推出羽绒服以来，或是由于Y2K美学的兴盛，羽绒服与时尚主流的关联度日益微弱，直至2016年。

△ Maison Martin Margiela Duvet Coat，即羽绒被大衣（来源：Rare Books Paris）

△ 左图：Maison Margiela 1999；右图：Alexander McQueen 1999（来源：Vogue Portugal）

首次担任Balenciaga的设计的艺术总监，Demna Gvasalia便通过将羽绒服重新拉入公众视野扭转了这一局面，尽管2016年秋季，Gvasalia并不孤单——Stella McCartney、MSGM、DKNY和Acne Studios等品牌不约而同发布羽绒服。

△ Balenciaga 2016 Fall（来源：Vogue）

The Guardian将该现象归因于运动风潮，“……如今，消费者在果汁和团课上挥霍无度”，Lyst认为它与2018年的“城市远足”有关，该趋势将抓绒和Gore-Tex 面料带入时尚前沿，使其出现在Tom Ford、Burberry、Givenchy和Gucci的秀场。

不过，本文作者认为羽绒服复兴与嘻哈文化的兴盛密不可分。

事实上，The North Face产品总监Michael Horsch追根溯源，以 “Outleisure”（有别于Athleisure）解读羽绒服与街头时尚的初始联系。于1992年设计的登山系列Nuptse 夹克之所以得以成为Urban Outdoor风格先驱，正是因为低收入家庭在搬入皇后区住房后被挤在容纳几代人的狭小空间中，在该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唯一可获得的社交空间便是室外的公共区域，而任何经历过纽约冬天的人都知道，一件功能性外套必不可少。Nuptse夹克由此成为纽约皇后区亚文化的街头制服，“时至到90年代末，美国许多说唱歌手都穿着Nuptse出现在 Method Man 和LL Cool J的表演中。

如今，正如元气资本所言，“街头品牌正在重新定义奢侈，传统奢侈品牌的地位摇摇欲坠...奢侈品居高临下的态度出现戏剧性的逆转。与过去对工人阶层的排挤不同，近年来，奢侈品对底层文化的接纳已经到达近乎谄媚的程度。这一立场置换的驱动因素，或许在于嘻哈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取代”。

Moncler、Canada Goose等户外服装品牌便受益于此。随着2016年中国消费者对国际羽绒服品牌呈现出空前热情，波司登于2017年开启品牌升级，推进“高端化”进程。波司登CFO兼副总裁朱高峰曾经透露，公司产品均价在2017年品牌升级之前仅约1000元至1100元，该数字早在去年已经高达约1800元，并且致力于在未来三年进一步提升至2000元以上。

△ 左图：Ding Yun Zhang AW20；右图：Moncler x Ding Yun Zhang 2022（来源：Fashion Network）

集体创伤、安全与舒适：体积何以成为审美标尺

嘻哈文化与宽松廓形的联系可能涉及人口贫困和监狱文化（e.g. Baggy Pants），本文暂不作赘述。虽然嘻哈文化和运动风潮或许能够解释羽绒服品类如何得以复兴，但是它们似乎无法全然解释时尚界的更为普及的“体积竞赛”。事实上，这种膨胀美学，尤其对于街头时尚，似乎具有品类普适性——Balenciaga的夸张廓形不限于外套。

△ Balenciaga SS20（来源：Balenciaga）

△ Balenciaga SS20（来源：Balenciaga）

△ Balenciaga Spring 22 & 23（来源：Vogue）

Mr. Porter曾于2018年3月感慨，“忘掉紧身牛仔裤和修身衬衫吧，宽松款式强势回归... 设计师纷纷穿着及膝T恤、悬垂的袖子和90年代风格巨型运动鞋，似乎在问，‘我们能做多大’，而不是‘是否做得更大’”。Vogue曾于2018年2月如此描述睡袋大衣的复兴，“80 年代风格回归，该时期的‘Power Dressing’关乎肩部巨大廓形以及四四方方的裤装”，Norma Kamali则认为80年代风格关乎“体积”，“1980年代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Oversized廓形让消费者看起来充满力量”。

事实上，巨大廓形风格源自健身文化，该趋势于1980年代首次出现——彼时恰逢健身文化兴起，时尚杂志纷纷捕捉肌肉发达的视觉效果，而宽肩西装强化了公众理想中的超级英雄式身材。Mr. Porter评论道，“这些设计看起来强壮有力，气势磅礴……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家主题肖像画看起来简直像被自己的被套活活吞噬”。

如果穿戴占据更多空间的鞋服可能涉及心理因素，那么鉴于2017年10月在Twitter上爆发的#MeToo运动，如今宽大的服装下，或是希望被看到和被认可的女性——正如80年代。

今年9月，Elle对女权意识与Oversized存在联系表示认同。不过，Oversized被归因于舒适度、而非宽大廓形本身，“舒适和时尚相互排斥的想法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美丽即是痛苦”这句古老的格言常年萦绕在几代年轻女性的耳边……我想起那个没有安全感的16岁女孩，她无法穿宽松的裤子参加派对，因为她知道所有的朋友都会穿着迷你紧身连衣裙……Oversized风格掀起了新一波女性浪潮”。

对于后疫情时代消费者对羽绒服呈现出的空前热情，著有The Psychology of Fashion一书的行为心理学家Carolyn Mair指出，“羽绒服占据了空间，由于衣服体积庞大，人们无法靠近你，而这有助于以一种非攻击性的方式保持社交距离……同时，服装舒适度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相较于羊毛大衣，羽绒服以一种更加柔软、温和的方式包裹着你”。Independent于2021年2月对此评论道，“柔软、贴身且朴实无华的羽绒服作为我们的‘贴身保护者’，相当于户外场景下的家居服”。

因此，时尚心理学家Dawn Karen将后疫情时代羽绒服的炙手可热视为一种创伤后应激生理反应，“我们需要再次感到安全，所以我们正在把自己从病毒、从各种外部因素中隔离开来...同时，质地轻盈意味着羽绒服无法像关于新冠疫情、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新闻那样进一步压垮我们”。

事实上，人类在遭受巨大创伤时通过穿着寻求安慰不乏先例。2001年10月，即9/11灾难一个月后，Norma Kamali的超级保暖睡袋大衣销量急剧飙升。面对The New York Post，Kamali将睡袋外套比作土豆泥，“这就像Comfortable Food（舒适食物），现在人们宁愿吃土豆泥也不愿吃一些特别的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