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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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少女的梦:
关于印钱,晚点这篇写的很通俗易懂。 “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文 | 张潇雨 1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几万深圳人在等待一个摇号结果。 这次的主角是 “天健天骄北庐”, 本地最热的楼盘之一。“天健天骄” 位于福田莲花地段,一路之隔就是著名的香蜜湖豪宅区。小区配套了地铁、酒店、商业综合体与知名幼儿园学校。卖相极佳。 最关键的是,“天健天骄” 这次开盘,均价定在了 11.4 万 / 平米左右——为了管控楼市价格,如今政府要求新房价格要经过审批才能开售——但旁边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来到了 14 万 / 平米以上。这接近 3 万 / 平米的价格 “倒挂”,意味着 “买到就是赚到”。 这两年,各地政府陆续发出了很多像这样的 “百万红包”。深圳但凡品质稍好的新盘,都获得了 “开盘即售罄” 的秒光待遇。四月国内外疫情正盛,“招商太子湾·湾玺” 加推了一系列五到六居室的公寓,最低 2900 万 / 套,半天就销售一空,引起还在争抢口罩的老百姓的一片惊叹。于是人们借鉴了 A 股用语,把摇号买新房的过程叫做 “打新”。这么多年,在楼市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股市,也算有文化输出了。 然而,天健天骄的 “打新” 来到第 160 号的时候,系统上显示仅成交了 113 套。大热新盘放弃的人达到了三成,是极度反常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这和楼市降温无关,只是精明的消费者的真实投票。当茅台增加了出厂量,五粮液也会卖得不好。 现场,一批天健天骄的申购者在同时刷着另一个楼盘的摇号结果——华润·润玺一期。“润玺那边还要一会儿才能结束。我两边都申购了,得看看那边有没有选上,再决定这边怎么办。那边的差价还要更大一些。” 一名现场的购房者说。 等到上午十一点多,润玺一期 9687 个选房顺序全部摇出,如果没人放弃的话,他们中的前 1171 名可以买上期盼已久的房子。这次开卖的最小户型是 100 平米的三居室,审批均价为 13.2 万 / 平米。而在 “贝壳找房” 上,旁边二手房价格已经是 18 万 / 平米的水平。按照这个数字,哪怕抽中的是最小户型,也相当于赚到了 500 万。“你还想挑位置?挑什么位置,这就是买彩票,你摇中号相当于中了奖,随便选。” 润玺的开发商是著名的央企华润置地集团。虽然名叫一期,但实际是地块上的第四个项目。2007 年,华润置地拿下深圳的大冲村旧改项目,经过七年时间艰苦的清退和重建,终于以 “华润城·润府” 的名字在 2014 年开盘。 那一年,正是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上任的第一年。2010 年 9 月,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傅育宁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发言。彼时,傅博士是 “再造招商局” 的功勋人物,而四年之后,他因前任董事长宋林贪腐案空降华润,开启自己的执掌历程。 傅育宁上任三个月,润府第一期项目开盘,价格是 4.5 万 / 平米,当日售罄。次年 12 月,润府二期上市,同一地块的类似房型,均价已经来到了 7 万上下,再次秒空。2018 年第三期,报价 8.5 万,看似涨得不多,其实还是限价的结果——旁边前两期的二手房已经涨到 11-12 万。于是,几百套房在雨中被疯抢一空。 六年时间,从 4 万多到 18 万多,没有多少深圳人的收入能跟上这个速度。不过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一共四位企业界代表上台。除傅育宁外,还有两位优秀民企代表,一个叫王传福、一个叫马化腾。回看比亚迪和腾讯的股价,六年涨幅倒是超过了深圳的房子,不得不钦佩政府的选人眼光。剩下的一位,是境外投资企业代表李嘉诚。过去几年,李嘉诚从内地楼市有序撤退,200 亿美元的身价不上不下、徘徊很久,连续被几名互联网新贵超过。有人讥笑 “李超人” 卖楼卖在了半山腰,谁知疫情期间 Zoom 股票疯涨。有心人一算,八年前入股的李嘉诚,这一波赚了 100 亿美元。 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虽然想要买到润玺一期,每个家庭都要冻结 350 万人民币,但这次 “打新” 并不全是富裕炒房客的盛宴。一个佐证是,本次摇号入选资格,不仅向首套房家庭倾斜,而且上万入选者里,社保最少的也交足了 51 个月。后来有报道说,一名孙女士中得头彩,可以第一顺位挑选,而她不但名下无房,之前还已九次打新陪跑。记者问孙女士,社保交了多久,答说,135 个月了。 深圳特区三十周年,表彰了三十位杰出人物,其中两位和房地产相关:深房集团的原总经理骆锦星,与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2020 年,人们发现,在特区 “四十年四十人” 的名单里,地产商的名字已不见踪影。十年时间,斗转星移,有的人乘风破浪,有的人蛰伏转型,而有的人终于抢上了一千多万的刚需房。 2 2020 年末,几大国际金融机构发布了同一组数据:在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里,22% 的美元,是在这一年里创造的。而 2008-2020 这十二年里,美联储印出了八成多的美元。 “印钱” 是个直白易懂的说法,在更正式的场合,它被叫做 “量化宽松”、“流动性注入” 或者 “资产负债表扩张”。世界经历过金本位时代,那时国家想要发行货币,都要和开采出来的黄金数量挂钩,钱印多了和废纸无异。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霸主,在布雷顿森林这个疗养胜地,牵头成立了一个新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自此美元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 “美金”。然而不到三十年,人造体系敌不过经济规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正式脱离黄金,变成了以政府为背书的 “信用货币”。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在研究了历史几次大萧条和经济衰退之后,决定向市场注入天量货币。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是虚拟。全球央行无需真正地开启印钞机,只需在电脑里敲下几个数字,万亿美元就能凭空创造,然后流向各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必定引发通货膨胀。但几次操作下来,各国发现,日常用品虽然总会涨价,但幅度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后来有学者直指端倪,由于如今世界贫富差距过大,创造出来的美元大部分都流到了富人手上,他们早已吃穿不愁,多出来的钱就都投到了资产里。于是全球股市房市高企,富人身价节节升高,而穷人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填补温饱。放水十二年,美国前 1% 人群的总财富已经和剩下 99% 相当,是 50% 相对底层人群的十几倍。在财富的跑道上,劳动人民已被甩得不见踪影。 新型资本游戏,总有人更快地掌握规则。麦当劳一贯被认为是美式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但从 2016 年开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 “所有者权益”(也叫 “净资产”)的一栏,数字显示为负,这是 “资不抵债”,行将破产的前兆。此后几年,情况并无好转,麦当劳如果放在中国,已经够上了退市条件。 当然,这只是一个会计现象,咖啡巨头星巴克、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等名声显赫的大品牌,资产负债表全都有此奇观。个中缘由也并不高深:在低利率环境下,不少公司发现了一个妙招,如果能以极低的成本向银行借债,那不如把借来的钱直接用来分红,或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等到股价提升,市值增加,就可以继续借债,然后接着分红回购……2013-2019 年,麦当劳公司利润区区 300 亿美元上下,但分红加回购接近 600 亿之多。别忘了,董事与高管们的薪酬可与股价挂钩。股价飞涨,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台一本万利的永动机。 另一个精通此道的宝藏企业,是 2020 年频繁出镜的波音。金融危机之后,波音股价表现平平,直到 2013 年开始才缓慢上涨,但从 2016 年起,公司股价如客机拉升般起飞,三年翻了四倍,那正是公司开启巨额借债回购的开始。靠着这种炫目财技,在乘载着 157 名乘客的 737-MAX 坠落的前几天,波音股价创下新高。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银行默许这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答案可能是,印出来的钱如果不给这些优质企业,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去。这可能就是金融的本质: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也许世界曾试图修复这种荒谬,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面对百年难遇的灾难,美联储与各国央行持续开动印钞机,全球股市、黄金白银、纽约伦敦的房价与各国失业率同时达到高点。艰难时刻,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们在社交网络上反复探讨远程工作的优点,但其实底层人民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难以居家完成;加上他们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环境流动复杂、所处之地往往也人口密集,所以防疫更加艰难。 享誉世界的硬派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代表作叫《八百万种死法》,标题说的是纽约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人们都在离奇地死去。对于八万个纽约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小说标题与现实并不太远。在曼哈顿 39 街附近,停着不少冷藏车,里面存放着数百具至今无人认领的,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它们中有的人无家可归,有的人家里无力承担葬礼费用,只好把亲人留给政府处理。据说,那些车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直至疫情结束,最终被送往哈特岛安葬。 这年四月,“梦工厂三巨头” 之一的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在 Instagram 上发出一张照片。照片背景是绝美的夕阳,而画面的主角是他的超级游艇。这艘游艇名叫 “旭日号”,是他十三年前以 5.9 亿美元的价格从 Oracle 的创始人拉里·埃立森(Larry Ellison)那里买来。“旭日号” 有五层甲板,82 个房间,酒吧、温泉室、健身房一应俱全,还有一个连导演斯皮尔伯格都赞叹不已的私人电影院。大卫·格芬为照片配上了文字: “昨晚的日落……在格林纳丁斯(群岛)进行隔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持安全。” 3 面对这个奇诡的世界,一些年轻人选择另辟蹊径。 2010 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宁,在中关村欧美汇开了一家潮品杂货店。他参考日本的 “LOFT” 和香港的 “LOG-ON”,售卖各种有意思的玩具、杂货和潮玩产品。王宁把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POP MART。他想,如果做得好,“泡泡玛特” 就是文创界的屈臣氏或者沃尔玛了。 几年时间,杂货店生意艰难转入正轨。王宁发现渠道生意太苦,不但利润微薄,与顾客的情感联结也很弱。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年末盘点时,泡泡玛特的团队发现,一款来自日本的 Sonny Angel 玩偶销售非常之好。而且由于玩具火爆,很多顾客开始和公司互动,甚至在微博上直接 @ 王宁,分享自己玩 Sonny Angel 的感受。 王宁隐隐觉得这就是公司的未来。他在微博上问,“大家除了喜欢 Sonny Angel,还喜欢收集其他什么呢?” 在几百个回复里,将近一半的人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Molly”。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价值百亿的微博。那一年,泡泡玛特决定彻底转型,将其他品类砍掉,把业务聚焦在潮流玩具上。微博发出的四天之后,泡泡玛特的团队就出现在了香港著名设计师王信明(Kenny Wong)的工作室里,正是他设计出了 Molly 这个形象。王宁后来回忆说,“一屋子全是一流的设计作品,但没有被商业化。就像是找到了还在餐厅唱歌的周杰伦。” 后来的故事就是历史。从发现 Molly 转型潮玩开始,泡泡玛特从一个每年营收四五千万,年年亏损的小生意,一跃成为销售额接近 20 亿,利润几个亿的当红公司。2020 年 12 月 11 日,泡泡玛特在港上市,首日上涨 80%,接近 200 倍的市盈率,让公司收盘市值达到了近千亿港币。 潮玩固然吸引力大,但 “盲盒” 的设计机制更加令人欲罢不能。所谓盲盒,指的是在拆开之前,顾客是没法看出盒子里面到底装的是哪一款玩偶的。一套泡泡玛特的盲盒系列,通常有十二个基础款式的玩具,每个售价在 39-79 元,而每十二套里还会有一个隐藏款式。当然,如果你想确保获得稀有玩偶,闲鱼上 3-200 倍的转手价格在等待着你。 和迪士尼以影视作品为源头的 IP 玩具不同,像 Molly,Pucky,Labubu 这样的潮玩,背后并没有故事支撑。“Molly 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喜爱的形象,背后的逻辑更像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它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你可以把你的灵魂装进去。” 虽然单个盲盒并不算贵,但很多粉丝一买就是上百个,开销实属不低。泡泡玛特刚开始蹿红时,不少国内券商的资深研究员难以想象,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东西大把花钱,调研几圈他们得出共同结论:家里有房的年轻人发现,如果不需要还房贷,日子可以过得相当滋润;而家里没房的一批人想的是,反正一线城市的房子也买不起,钱还不如用来取悦自己。 就这样,当金融资产价格突破天际,以一切方式表达自我变成了投资炒股之外的另一种美德。汉服、JK 与 Lo 裙让年轻人表达个性;抖音网红、B 站 up 主与油管上的 VTuber 们变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工具。还有人不甘人后,倒卖起了球鞋与显卡,他们在社交网站上高呼:中年人买特斯拉股票实在太无聊,在我们这里,“北卡蓝” 的 OFF-WHITE x Air Jordan 1,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财产品。 “盲盒” 的核心机制在于在花费不高的前提下,给人 “开奖” 般的期待和快感。早在明治末期,日本的百货公司为了刺激消费、清掉库存,就发明出了 “福袋”。它们在新年期间把各种商品放在一个袋子中,里面内容不予公开,但往往价值高于售价。神秘感加上性价比,让 “福袋” 大受欢迎,百货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福袋” 变成了 “扭蛋”,进入了日本的模型市场。东京成田机场的 T2 航站楼里,有长长的几排扭蛋机,它们的作用就是,让游客把身上最后的硬币与零钱留在这里。 在如何让人更好地花钱这件事上,资本主义似乎达成了共识。原子世界里的 “盲盒”、“扭蛋” 与 “福袋”,在比特世界里就变为了眼花缭乱的 “抽卡氪金”。在虚拟世界,你可以拥有神秘角色、定制座驾、稀有皮肤 ...... 一切只需要充值就能搞定。上市之后,身价已经可以买上几亿个盲盒的王宁如此解释这种现象,“有时候你会发现,连最有钱的人都会限制自己的刚需。如果只是吃饱了一顿饭,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有一个项目可以把你发射到太空舱里面吃一顿牛排,会有满足感。精神类的东西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感。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做精神类的消费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变得无比的慷慨。” 话音刚落,腾讯发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在《王者荣耀》庆祝五周年之际,这款游戏过去十个月的平均日活已超过一亿。 未完,转下篇 转自:晚点LatePost,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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