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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钱，晚点这篇写的很通俗易懂。

“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文 | 张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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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几万深圳人在等待一个摇号结果。

这次的主角是 “天健天骄北庐”， 本地最热的楼盘之一。“天健天骄” 位于福田莲花地段，一路之隔就是著名的香蜜湖豪宅区。小区配套了地铁、酒店、商业综合体与知名幼儿园学校。卖相极佳。

最关键的是，“天健天骄” 这次开盘，均价定在了 11.4 万 / 平米左右——为了管控楼市价格，如今政府要求新房价格要经过审批才能开售——但旁边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来到了 14 万 / 平米以上。这接近 3 万 / 平米的价格 “倒挂”，意味着 “买到就是赚到”。

这两年，各地政府陆续发出了很多像这样的 “百万红包”。深圳但凡品质稍好的新盘，都获得了 “开盘即售罄” 的秒光待遇。四月国内外疫情正盛，“招商太子湾·湾玺” 加推了一系列五到六居室的公寓，最低 2900 万 / 套，半天就销售一空，引起还在争抢口罩的老百姓的一片惊叹。于是人们借鉴了 A 股用语，把摇号买新房的过程叫做 “打新”。这么多年，在楼市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股市，也算有文化输出了。

然而，天健天骄的 “打新” 来到第 160 号的时候，系统上显示仅成交了 113 套。大热新盘放弃的人达到了三成，是极度反常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这和楼市降温无关，只是精明的消费者的真实投票。当茅台增加了出厂量，五粮液也会卖得不好。

现场，一批天健天骄的申购者在同时刷着另一个楼盘的摇号结果——华润·润玺一期。“润玺那边还要一会儿才能结束。我两边都申购了，得看看那边有没有选上，再决定这边怎么办。那边的差价还要更大一些。” 一名现场的购房者说。

等到上午十一点多，润玺一期 9687 个选房顺序全部摇出，如果没人放弃的话，他们中的前 1171 名可以买上期盼已久的房子。这次开卖的最小户型是 100 平米的三居室，审批均价为 13.2 万 / 平米。而在 “贝壳找房” 上，旁边二手房价格已经是 18 万 / 平米的水平。按照这个数字，哪怕抽中的是最小户型，也相当于赚到了 500 万。“你还想挑位置？挑什么位置，这就是买彩票，你摇中号相当于中了奖，随便选。”

润玺的开发商是著名的央企华润置地集团。虽然名叫一期，但实际是地块上的第四个项目。2007 年，华润置地拿下深圳的大冲村旧改项目，经过七年时间艰苦的清退和重建，终于以 “华润城·润府” 的名字在 2014 年开盘。

那一年，正是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上任的第一年。2010 年 9 月，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傅育宁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发言。彼时，傅博士是 “再造招商局” 的功勋人物，而四年之后，他因前任董事长宋林贪腐案空降华润，开启自己的执掌历程。

傅育宁上任三个月，润府第一期项目开盘，价格是 4.5 万 / 平米，当日售罄。次年 12 月，润府二期上市，同一地块的类似房型，均价已经来到了 7 万上下，再次秒空。2018 年第三期，报价 8.5 万，看似涨得不多，其实还是限价的结果——旁边前两期的二手房已经涨到 11-12 万。于是，几百套房在雨中被疯抢一空。

六年时间，从 4 万多到 18 万多，没有多少深圳人的收入能跟上这个速度。不过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一共四位企业界代表上台。除傅育宁外，还有两位优秀民企代表，一个叫王传福、一个叫马化腾。回看比亚迪和腾讯的股价，六年涨幅倒是超过了深圳的房子，不得不钦佩政府的选人眼光。剩下的一位，是境外投资企业代表李嘉诚。过去几年，李嘉诚从内地楼市有序撤退，200 亿美元的身价不上不下、徘徊很久，连续被几名互联网新贵超过。有人讥笑 “李超人” 卖楼卖在了半山腰，谁知疫情期间 Zoom 股票疯涨。有心人一算，八年前入股的李嘉诚，这一波赚了 100 亿美元。

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虽然想要买到润玺一期，每个家庭都要冻结 350 万人民币，但这次 “打新” 并不全是富裕炒房客的盛宴。一个佐证是，本次摇号入选资格，不仅向首套房家庭倾斜，而且上万入选者里，社保最少的也交足了 51 个月。后来有报道说，一名孙女士中得头彩，可以第一顺位挑选，而她不但名下无房，之前还已九次打新陪跑。记者问孙女士，社保交了多久，答说，135 个月了。

深圳特区三十周年，表彰了三十位杰出人物，其中两位和房地产相关：深房集团的原总经理骆锦星，与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2020 年，人们发现，在特区 “四十年四十人” 的名单里，地产商的名字已不见踪影。十年时间，斗转星移，有的人乘风破浪，有的人蛰伏转型，而有的人终于抢上了一千多万的刚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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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几大国际金融机构发布了同一组数据：在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里，22% 的美元，是在这一年里创造的。而 2008-2020 这十二年里，美联储印出了八成多的美元。

“印钱” 是个直白易懂的说法，在更正式的场合，它被叫做 “量化宽松”、“流动性注入” 或者 “资产负债表扩张”。世界经历过金本位时代，那时国家想要发行货币，都要和开采出来的黄金数量挂钩，钱印多了和废纸无异。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霸主，在布雷顿森林这个疗养胜地，牵头成立了一个新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自此美元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 “美金”。然而不到三十年，人造体系敌不过经济规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正式脱离黄金，变成了以政府为背书的 “信用货币”。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在研究了历史几次大萧条和经济衰退之后，决定向市场注入天量货币。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是虚拟。全球央行无需真正地开启印钞机，只需在电脑里敲下几个数字，万亿美元就能凭空创造，然后流向各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必定引发通货膨胀。但几次操作下来，各国发现，日常用品虽然总会涨价，但幅度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后来有学者直指端倪，由于如今世界贫富差距过大，创造出来的美元大部分都流到了富人手上，他们早已吃穿不愁，多出来的钱就都投到了资产里。于是全球股市房市高企，富人身价节节升高，而穷人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填补温饱。放水十二年，美国前 1% 人群的总财富已经和剩下 99% 相当，是 50% 相对底层人群的十几倍。在财富的跑道上，劳动人民已被甩得不见踪影。

新型资本游戏，总有人更快地掌握规则。麦当劳一贯被认为是美式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但从 2016 年开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 “所有者权益”（也叫 “净资产”）的一栏，数字显示为负，这是 “资不抵债”，行将破产的前兆。此后几年，情况并无好转，麦当劳如果放在中国，已经够上了退市条件。

当然，这只是一个会计现象，咖啡巨头星巴克、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等名声显赫的大品牌，资产负债表全都有此奇观。个中缘由也并不高深：在低利率环境下，不少公司发现了一个妙招，如果能以极低的成本向银行借债，那不如把借来的钱直接用来分红，或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等到股价提升，市值增加，就可以继续借债，然后接着分红回购……2013-2019 年，麦当劳公司利润区区 300 亿美元上下，但分红加回购接近 600 亿之多。别忘了，董事与高管们的薪酬可与股价挂钩。股价飞涨，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台一本万利的永动机。

另一个精通此道的宝藏企业，是 2020 年频繁出镜的波音。金融危机之后，波音股价表现平平，直到 2013 年开始才缓慢上涨，但从 2016 年起，公司股价如客机拉升般起飞，三年翻了四倍，那正是公司开启巨额借债回购的开始。靠着这种炫目财技，在乘载着 157 名乘客的 737-MAX 坠落的前几天，波音股价创下新高。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银行默许这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答案可能是，印出来的钱如果不给这些优质企业，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去。这可能就是金融的本质：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也许世界曾试图修复这种荒谬，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面对百年难遇的灾难，美联储与各国央行持续开动印钞机，全球股市、黄金白银、纽约伦敦的房价与各国失业率同时达到高点。艰难时刻，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们在社交网络上反复探讨远程工作的优点，但其实底层人民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难以居家完成；加上他们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环境流动复杂、所处之地往往也人口密集，所以防疫更加艰难。

享誉世界的硬派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代表作叫《八百万种死法》，标题说的是纽约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人们都在离奇地死去。对于八万个纽约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小说标题与现实并不太远。在曼哈顿 39 街附近，停着不少冷藏车，里面存放着数百具至今无人认领的，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它们中有的人无家可归，有的人家里无力承担葬礼费用，只好把亲人留给政府处理。据说，那些车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直至疫情结束，最终被送往哈特岛安葬。

这年四月，“梦工厂三巨头” 之一的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在 Instagram 上发出一张照片。照片背景是绝美的夕阳，而画面的主角是他的超级游艇。这艘游艇名叫 “旭日号”，是他十三年前以 5.9 亿美元的价格从 Oracle 的创始人拉里·埃立森（Larry Ellison）那里买来。“旭日号” 有五层甲板，82 个房间，酒吧、温泉室、健身房一应俱全，还有一个连导演斯皮尔伯格都赞叹不已的私人电影院。大卫·格芬为照片配上了文字：

“昨晚的日落……在格林纳丁斯（群岛）进行隔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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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奇诡的世界，一些年轻人选择另辟蹊径。

2010 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宁，在中关村欧美汇开了一家潮品杂货店。他参考日本的 “LOFT” 和香港的 “LOG-ON”，售卖各种有意思的玩具、杂货和潮玩产品。王宁把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POP MART。他想，如果做得好，“泡泡玛特” 就是文创界的屈臣氏或者沃尔玛了。

几年时间，杂货店生意艰难转入正轨。王宁发现渠道生意太苦，不但利润微薄，与顾客的情感联结也很弱。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年末盘点时，泡泡玛特的团队发现，一款来自日本的 Sonny Angel 玩偶销售非常之好。而且由于玩具火爆，很多顾客开始和公司互动，甚至在微博上直接 @ 王宁，分享自己玩 Sonny Angel 的感受。

王宁隐隐觉得这就是公司的未来。他在微博上问，“大家除了喜欢 Sonny Angel，还喜欢收集其他什么呢？” 在几百个回复里，将近一半的人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Molly”。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价值百亿的微博。那一年，泡泡玛特决定彻底转型，将其他品类砍掉，把业务聚焦在潮流玩具上。微博发出的四天之后，泡泡玛特的团队就出现在了香港著名设计师王信明（Kenny Wong）的工作室里，正是他设计出了 Molly 这个形象。王宁后来回忆说，“一屋子全是一流的设计作品，但没有被商业化。就像是找到了还在餐厅唱歌的周杰伦。”

后来的故事就是历史。从发现 Molly 转型潮玩开始，泡泡玛特从一个每年营收四五千万，年年亏损的小生意，一跃成为销售额接近 20 亿，利润几个亿的当红公司。2020 年 12 月 11 日，泡泡玛特在港上市，首日上涨 80%，接近 200 倍的市盈率，让公司收盘市值达到了近千亿港币。

潮玩固然吸引力大，但 “盲盒” 的设计机制更加令人欲罢不能。所谓盲盒，指的是在拆开之前，顾客是没法看出盒子里面到底装的是哪一款玩偶的。一套泡泡玛特的盲盒系列，通常有十二个基础款式的玩具，每个售价在 39-79 元，而每十二套里还会有一个隐藏款式。当然，如果你想确保获得稀有玩偶，闲鱼上 3-200 倍的转手价格在等待着你。

和迪士尼以影视作品为源头的 IP 玩具不同，像 Molly，Pucky，Labubu 这样的潮玩，背后并没有故事支撑。“Molly 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喜爱的形象，背后的逻辑更像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它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你可以把你的灵魂装进去。”

虽然单个盲盒并不算贵，但很多粉丝一买就是上百个，开销实属不低。泡泡玛特刚开始蹿红时，不少国内券商的资深研究员难以想象，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东西大把花钱，调研几圈他们得出共同结论：家里有房的年轻人发现，如果不需要还房贷，日子可以过得相当滋润；而家里没房的一批人想的是，反正一线城市的房子也买不起，钱还不如用来取悦自己。

就这样，当金融资产价格突破天际，以一切方式表达自我变成了投资炒股之外的另一种美德。汉服、JK 与 Lo 裙让年轻人表达个性；抖音网红、B 站 up 主与油管上的 VTuber 们变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工具。还有人不甘人后，倒卖起了球鞋与显卡，他们在社交网站上高呼：中年人买特斯拉股票实在太无聊，在我们这里，“北卡蓝” 的 OFF-WHITE x Air Jordan 1，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财产品。

“盲盒” 的核心机制在于在花费不高的前提下，给人 “开奖” 般的期待和快感。早在明治末期，日本的百货公司为了刺激消费、清掉库存，就发明出了 “福袋”。它们在新年期间把各种商品放在一个袋子中，里面内容不予公开，但往往价值高于售价。神秘感加上性价比，让 “福袋” 大受欢迎，百货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福袋” 变成了 “扭蛋”，进入了日本的模型市场。东京成田机场的 T2 航站楼里，有长长的几排扭蛋机，它们的作用就是，让游客把身上最后的硬币与零钱留在这里。

在如何让人更好地花钱这件事上，资本主义似乎达成了共识。原子世界里的 “盲盒”、“扭蛋” 与 “福袋”，在比特世界里就变为了眼花缭乱的 “抽卡氪金”。在虚拟世界，你可以拥有神秘角色、定制座驾、稀有皮肤 ...... 一切只需要充值就能搞定。上市之后，身价已经可以买上几亿个盲盒的王宁如此解释这种现象，“有时候你会发现，连最有钱的人都会限制自己的刚需。如果只是吃饱了一顿饭，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有一个项目可以把你发射到太空舱里面吃一顿牛排，会有满足感。精神类的东西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感。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做精神类的消费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变得无比的慷慨。”

话音刚落，腾讯发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在《王者荣耀》庆祝五周年之际，这款游戏过去十个月的平均日活已超过一亿。

未完，转下篇

转自：晚点LatePost，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