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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我们讲到，数字平台巨头是一种很强横但也很脆弱的垄断，而且，它们似乎也不是那么穷凶极恶地在“损害消费者福利”，相反好像还整体提高了市场效率（我们个体似乎也受益不少）。那么问题来了：全球政府为什么还要对它们实行反垄断呢？反的究竟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先说结论：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的是要将数字权力关进笼子里。

下面我要讲的非常重要，也很难。所以慢一点讲。先说啥叫做数字权力。

我们都知道，产权是人类社会增长和分配中最关键的权力。平台巨头们的数字权力就来自它们对大数据金矿拥有的产权。这种产权有多厉害呢？

1.从经济层面，它让数字平台获得了几何级数增长的能力，还让它们在分配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这就相当于拥有经济上的垄断力量；

2.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层面，这种权力对现行的社会权力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这点非常难理解，但是是反平台垄断的核心。

下面我们一点一点来理解。

一、数字权力带来经济上的垄断，影响社会分配机制

经济上的垄断力量比较好理解。前两天我们讲过，平台们在数字世界里“建设城市，制定规则，管理经营城市，并收取税收”。很明显，它们对于普通企业来说，是很容易形成降维打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平台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那种“企业”，而更接近于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

这就很有意思了——昨天我们从企业角度看平台，确实是市场演化形成自然垄断，但是平台这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使得它们的“自然垄断”有一种行政垄断般的权力。

所以你发现了吗，和传统公司不同，数字平台不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争夺市场本身。

这句话真的要敲黑板——尽管昨天我说平台垄断也是脆弱的，但主要是指技术迭代，而这是可以用资金优势来弥补的。比如Instagram和WhatsApp崛起后，$Facebook(FB)$直接就把它们给收购了。所以这些巨头完全可以吞噬潜在对手，阻止进一步的竞争。长此以往，各个行业的头部效应越来越强——头部效应越来越强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增长的问题，更是一个分配问题。

这里要再次敲黑板，企业组织模式是一个社会的初次分配形式，国营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是不同的组织模式，但本质上不就是不同的分配机制吗？数字平台确实是资本密集、高技能人力资本密集、人均效率（利润）极高，但是对整体劳动力市场来说，这种组织模式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的天堂——比如说，2019年，$沃尔玛(WMT)$有220多万员工，$阿里巴巴(BABA)$有10万，但前者的市值是后者的63%。

这意味着，数字平台头部效应越强，社会财富的分化会越大。这个事情在美国已经非常显著了。过去20年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态上的很多问题都跟这个密切相关。

所以，这是政府对于平台巨头们数字权力的第一层顾虑: 很多时候，单个企业的增长效率并不一定等于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分配公平）。尤其是分化加剧之后，公平这个议题的砝码会显得越来越重。

二、数字权力会对社会权力结构造成冲击

接下来讲“数字权力”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这个难理解，但是更重要。

刚才说，数字权力源自“大数据”。我们都知道“大数据”是生产要素。以前，寡头们也是占有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但是大数据这个要素很不一样：

第一，它是具有高度控制力的生产要素。

比如说，2019年中国外卖订单平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这个减少的时间就是被平台的智能算法“优化”的。怎么优化的呢？骑手们的收入取决于准点率、超时率、投诉率这些考核指标。而这些指标都和送餐时间密切相关。为了获得高收入，骑手们逆行、超速、闯红灯，和时间赛跑——而这些数据反过来变成了骑手们新的考核指标。换句话说，骑手们跑得越快，随之就会被要求以更快的速度送达，然后形成了一个往复循环、越逼越紧的反馈机制。这种“高效”和“优化”的背后就是平台基于大数据的系统和算法。骑手们创造了大数据，算法分析大数据，再反过来“控制”骑手。这绝不是外卖或者说服务业平台的独有现象。从操作系统平台到电商平台，再到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

第二，它是具有自我繁衍能力的生产要素。

数据不是像别的生产要素，“用完即抛”，而是循环使用，越用越大，吸附能力越强。而这个特征又反过来加强了数据的控制力——所以我们观察到，平台越大，用户越多，沉淀的数据越大，颗粒度越细，用户的依附度越高。

这是很根本的问题，意味着数字巨头们带来的隐忧不在于垄断，而在于控制。因为现在人的“数字身份”和“数字资产”越来越重要。而大数据产权被数字平台拥有——在数字世界里，人看似自由，但实际上被平台深度控制。换句话说，传统垄断企业操纵商品和价格，而平台可以控制我们的数字分身。

这种控制无处不在：你被定位，被挖掘各种属性，贴上各种标签，被电商、被广告精准营销，被各种新闻、歌曲自动推荐，被归类，被打分，被屏蔽，被删帖，甚至被操纵。

最近美国著名的学者福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如何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里面就讲了美国大选被平台和大数据所左右的问题。比如，2016年大选中，脸书上的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给了数据分析公司，向用户定点推送了支持特朗普的宣传广告；4年后风水轮流转，拜登儿子的丑闻被删帖，特朗普的负面新闻满天飞。

更不用说现在很多平台为了让用户“上瘾”，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看新闻的时候停留在某个事件或者观点上稍微久一点，很快就被推送相似的观点或者事件。

这意味着什么？由于数字化和平台组织模式的特征，巨头们的数字权力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渗入了政治甚至文化领域，而且越来越强。权力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也代表了效率。但普遍担忧的是，不受节制的权力会不会被滥用？所以2020年，各国政府重新祭出“反垄断”这个大法器进行平台监管，就是希望将数字权力关进笼子里。

三、大数据产权究竟该归谁？

但说实话，就像刚才说的，现在的垄断和之前的垄断很不一样。稍不留神，反的就是效率，也不一定能换来公平。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数字权力是个全新的命题——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数字权力来自大数据的产权——这些数据该归谁？隐私怎么处理？这都对现行的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甚至伦理学提出了全新挑战。任何肤浅的、轻浮的回答都要不得。

不说别的，就说产权归属。很明显，这些数据是用户行为的数字印记——我们和平台，缺一不可。这些零散的数据对个人来说其实价值不高。可一旦汇聚，就形成了“数据油田”。所以这里面有个很强的悖论：如果数据属于个人，平台不允许使用，实际上就相当于**了“数字化”。但是数据归属平台，很明显是不公平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让你为自己拥有的东西付费”。从社会的角度说问题更大，刚才说的是经济垄断以及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更不要说“数据隐私”——我们都知道“个人隐私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现在这个定义似乎要被打破了，数字世界里人人都在裸奔。我有时候感到很困惑，不知道是不是“隐私和文明”的认知和定义要被改写。

其实全球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说欧洲的“数字税”，相当于要数字巨头们让渡一部分数字产权的收益。但一来这个税率太难定，二来对数字权力的真正隐忧也没什么好处。还有些方案，比如拆分大平台，比如类似“携号转网”，政府规定用户有权将自己的数据从一个平台带到另一个平台，再比如引入独立第三方来提供平台信息筛选和排序服务。

但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完美的、可执行性很高的方案，答案仍然在风中飘。

抛开远景不说，咱们中国目前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会对未来5~10年的经济、行业甚至社会形态都产生很大影响。个人的投资择业，企业的赛道选择和对策，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重新思考和定位。但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问题，而且这是真正的长期问题。历史没有常形，包括监管者，我相信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具体监管方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大方向。2020年后，“管”是大方向，同时必须相机决策。

你从普通用户、从业者的角度来谈一谈，应不应该实行严厉的平台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