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space X星舰再次试射,人类火星梦还要多久?
作者 | 勃朗峰
编辑 | G3007
编者按
北京时间11月18日晚,马斯克创立于2002年的SpaceX,在德克萨斯州进行了第二次星舰(Starship)重型运载火箭的无人飞行测试,火箭已经发射升空。
综合美国“太空”网站等多家外媒此前报道,今年4月20日,“星舰”火箭及飞船集成系统进行首次轨道试飞,但火箭升空不久后爆炸。依据法新社说法,火箭发动机出现故障,第一级助推器也没有与上面的飞船分离。
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网站介绍,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是迄今全球体积最大、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总高度约120米,直径约9米。火箭由两部分组成,底部是“超级重型”助推器,高约69米,配备33台“猛禽”发动机;顶部是飞船,高约50米,可重复利用。 它将是马斯克实现人类定居火星这一宏大目标的关键运输工具。
SpaceX使命和愿景
使命是通过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使人类有能力实现多星球居住。伊隆·马斯克认为,将人类送往其他星球,特别是火星,可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并为未来提供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愿景是让人类成为一个多星球物种,以减轻地球上的资源压力,并确保人类文明的延续。
马斯克为什么会有一个火星梦?我们认为,未来的道路在哪里,哪里是打破现有均衡的新大陆,它,就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之上。
正 文:
“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三体》作者刘慈欣在最近关于元宇宙的评论中说,元宇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而内卷的封闭系统的熵值总归是要趋于最大的,所以元宇宙最后就是引导人类走向死路一条。
未来在哪里?这必然是一个宏大的话题。目前我们经历了两三年的动荡和疫情的肆虐,“世界是平的”的时代暂时结束了。灯塔的灯光不再闪亮。核心原因是增长的乏力,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停滞。我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有的增长来源,赶超的时机似乎近在眼前,但是前方迷茫和历史的惆怅也同样萦绕在我们周围。前方的路在哪里,我们到底行不行。
这个系列文章,将从一段宏大的历史的回溯开始,展望未来的道路——很可能就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之上。
看起来我们得出了跟刘慈欣相同的结论,但推导过程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讨论立足于对中西方经济史的分析之上,试图找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动力。
本文是第一篇,我们将探讨,东西方历史出现持续增长差异是从何时开始,造成差异的动力和形成原因。
本文将会按照时间线索分成三章给出三个结论:
15世纪之前东西方在经济增长上是没有差异的,制度,文化,地理等禀赋差异都不能提供持续超越对方的增长,大家各领风骚数百年。
增长大分流是因为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即发现新大陆。新大陆对各要素提供了巨大进化,使得经济获得长期的显著增长。
地理大发现出现在西方,其决定因素是地理要素。而与西方内在文明发展关系不大,并没有强因果关系。
通过回溯历史,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民族自信,昂首向前,更重要的是启迪未来,找到人类前进的方向。
01
各领风骚数百年——旧大陆的的均衡
从大海航到工业革命,东西方经济增长趋势产生了显著的分化。这一时期,也被成为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时期。很多历史学家,尤其经济史学家都在研究这种分化何时开始,因何开始?
其中最著名的有这么个问题:
为什么古代中国(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在科技上做了更多的贡献却没有引领现代科技革命,但是近代科学反而出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这也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而一百年多年前的中国人面对自己屈辱的现状时,会被转化为更刺痛神经的问题:
我们何时开始落后的?我们引以为豪的灿烂历史,到底行不行?
面对满面疮痍的世界,否定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历史的丑恶罄竹难书,写满了吃人,必须从西方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才能重塑国家。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虽然沐浴在高速增长的光环。但悲观的人时刻与世界做着横线对比,关注着增长背后的曲折和沮丧,也会在历史中寻找未来注定失败的隐喻。
人类回溯历史最危险的行为不是虚构演绎,而是建立因果。往往整个过程全部是真实的,但是陷阱也在其中。
而建立这种因果的实质,多半是“借古讽今”,别有用心。
那么,西方是从古至今持续领先吗?他们的制度,文明是否能与今天的成就形成联系?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起始点设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后世称为“轴心时代”的时期,西方文明处在起点,古希腊时期。东方则是春秋战国群雄并起之时,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总之这个时期产生的世界观、文化思想以及文字符号,都成为两个文明延续演变的基础。
至于为什么这几个地方(新月沃地和地中海东部,两河流域,印度次大陆,黄河流域)在全球人类文明中脱颖而出,《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有详细的说明。简单来说这些地区都具备适宜种植农作物的气候、地理和饲养牲畜的基本禀赋。因此他们与其他地区分流,站在新的层次上。
回到轴心时代,有一种最盛行的观点,就是基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分野。观点认为,东西方的差异从这里就开始了,并且蕴含了持续领先的动力,以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强调逻辑,蕴含现代的徳先生;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文明,强调众人决策,孕育了现代的赛先生。当中国人民处在历史迷茫时期,很买这个理论的账。
但是这个理论是禁不住推敲的。
欧洲文明在此后1500年发生多次变化,文明重心从爱琴海被罗马人带到了亚平宁,罗马的文明有一半又随着日耳曼人转移到了西欧,另一半转到了拜占庭。从古老的多神论变成了基督教,基督教又分化发展统治欧洲。按照西方人自己的观点,这段时间是黑暗的中世纪,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技发展。君主统治者封地,封锁了人的流动,宗教统治者思想,封锁了人的思考。为什么这1000年间两大基础没起任何作用?难道就因为挖掘出了古希腊遗迹,就瞬间功力全回,在历史发展上开挂向前了?还是因为信仰“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的信念一千年,终于在最后守得云开?
我们从欧洲近代数学的开端开始说起:
12世纪,比萨的少年斐波那契,有一个与同龄人不同的童年,因为附近工作的缘故,他的童年在北非布吉亚度过,他学习的是阿拉伯数字,而非繁琐的罗马数字。后来他将这种数字,结合8世纪一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的代数方法,写出了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数学书籍——《珠算原理》。这本书不是典型的抽象数学著作,更像是商学院的应用教材,通过运用阿拉伯数字,详述了复利和净现值的计算,机会成本的含义,从此之后,一百年,世俗化的珠算学校逐渐在意大利普及,具备现代意义的数学教育成为欧洲主流。
作为文明的奠基人,斐波那契的贡献是从他们自己的古代文明中伸手继承的吗?
首先他的工具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发扬继承的。他继承的阿尔.花剌子模代数的思想,也是经印度传来,而其中一些方法,在一本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名叫《算术书》的汉代竹简中已经有记载。
只能说,人类在这个文明初期,通过不同方式在探索诠释世界的真理罢了。文明间融合交流虽然缓慢,但并不隔绝。经过多次汇流,升级,最后汇流在了这里,更可能的是一个成王败寇的铁则,他是汇流点最后保留下来的,而被最后成功的人认祖归宗。
很多人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总忽略一个细节: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14卷。
如果东方没有基础的数学和科学,在秦统一后的历朝历代,全靠玄学全靠蒙,是不可能完成度量衡的统一,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财政税收,军粮兵马的调拨。更没法修建繁复的楼阁庙宇和大型的水利工程。发明探索烧制陶瓷,生产丝绸的工艺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既然科技文明上未见差异,那制度是否带来经济上的提高?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璀璨的城邦文明的光芒,就已经逐渐在地中海消失了。经历了罗马的繁盛和衰落,基督教的兴起,法兰克王国的统一和分裂,欧洲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若干封建国家和一套世俗和教权的二元统治体制。
东方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围绕皇权的中央地方制度。我们本文不对这种形成原因做过多探讨,但是两方相同的是,农业人口都占了绝大多数,而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也极其弱小。
得益于现代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发出了若干指标,这不仅可以用来衡量现代制度的好坏,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
很多经济史的书籍通过对比东西方诸如利率,不同等级工人的薪资差,市场一体化程度,甚至印刷品数量和结构来衡量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有很多理论解释西方经济腾飞的制度基础,但是就好像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样。有十个解释制度优势的理由,就能找到十个致命的缺陷,有十个领先的数据指标,就能找到十个显著落后的数据指标。
尤其中国因其特点,呈现一种轮回特征,波峰波谷明显,且重塑过程的动乱必然会导致因记录不全带来信息的丢失。但是即便如此,在15世纪之前,各种数据差异并不显著,也没有哪个理论能提供一种长期增长动力的解释。所以这进一步证明,只能看到中国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交替领先。
领先原因上,都是因为某种禀赋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如黑死病后带来的人均资本量的上升,人均工资的上升,教育水平的上升。或者因为某个文明受到了内外部导致重创。如气候变化导致游牧民族入侵。或者水旱灾带来的毁灭打击,导致利率的上升,粮价的波动,出版物的降低等负向指标。因为历史世界的长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持续近百年。
这是一种无保障的脆弱增长,任何一个负向变化,都可能会让这种进步付诸东流。看看罗马帝国的兴衰,中国王朝的更替。天灾,洪水,瘟疫,外部民族入侵,内部制度的腐朽衰变,在面对这些危难时,谁也没比谁有更多优势。
人类是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他不是哪一方的专利,他是生产力水平下自然而然的生产关系。但每个民族,国家的禀赋历史不同,呈现形式各具特色。从长期看,在旧大陆的东西两侧,不存在任何一个特殊禀赋,能够演变出这样一种制度,能够提供长期高于其他文明的增长动力。这是一种蔓延在整个旧大陆的均衡。
追根溯源,因为欧亚大陆的农作物是不变的,可耕地也相对固定。几乎没有外部动力打破这种均衡,所以文明就锁死在这样一种均衡水平上,此消彼长。
直到这个均衡被一个因素打破了。也正是这股力量,提供了历史大分流的动力,带来了几百年的增长。
02
增长的源动力——地理大发现
如果你再次通过若干指标考察15世纪后的世界,你就会发现欧洲,尤其北海地区的经济指标,均开始快速持续的增长,逐渐将其他地区甩在后面。
这个因素就是大西洋的西岸——美洲大陆。
很多人认为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果,是好好学习的奖励。但是其实它更像是以后变成超级学霸的因。
为什么说美洲大陆的发现彻底打破了东西方的均衡?
看看世界地图,这条纵贯南北的大陆真是美妙绝伦,这里有开阔的平原,茂密的雨林,土地肥沃,水资源充沛。数不尽的黄金白银——旧大陆的货币媒介。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可驯化成牲口的动物。也正是这个缺陷让这里的文明从一开始就被很遗憾的分流下去。
第一个被打破的均衡是粮食,新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等,提供的能量轻松碾压了旧大陆辛勤培养上千年的稻米和小麦。不仅欧洲的粮食问题解决了,整个旧大陆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人口从此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接着是畜牧业,虽然新大陆没有牲口,但是一点也不妨碍牲口登陆这里后快速的适应能力。新大陆的冒险者为了给后续冒险家一些口粮,会在加勒比的小岛上投放一些种猪,很快当新的冒险家到来时,就会发现岛上已经被猪占领了。
大陆上的景象就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北美中部大平原洪流般的牛群,马群;潘帕斯草原上遍野的羊群。
然后是种植业。棉花在新大陆遍地开花,橡胶这种神奇的东西也从此进入旧大陆的视野。
货币的供应。银矿从如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源源不断的运往欧洲,使西班牙国王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皇室,同时通过旧大陆贸易,也改变了当时正值明朝的大陆东岸的货币形式,银取代了铜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媒介。
就在欧洲人准备开干的时候却发现,新大陆的居民因为旧大陆的天花几近灭绝,如果仅靠欧洲当时的人口,是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开发,而且成本极度高昂。于是非洲,这片土地又再度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奴隶贸易变得如此有利可图,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为新大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能。于是新大陆,非洲,欧洲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泛大西洋贸易网络。
这些变化不仅为西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而正是这些增长动力解决了人类更深层次的文明发展问题:
正因为新大陆带来的增长,科技探索的收益被充分放大,提供了巨大的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动力。斐波那契的学问也得以在欧洲大陆畅行无阻。从此以后,人类科学史进入群星璀璨的时期。
航海的风险,以及大规模开发的融资需求,让欧洲金融业长足发展。北海地区的人们为了适应这种远洋探索,创新了全新的组织形式,比如诞生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以及证券市场的雏形。
更重要的是,欧洲分散的权力,让新大陆成为了人类制度创新的试验场,不同制度间的差异在新大陆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被无限放大。筛选出了过去欧洲那张高考试卷,筛选不出的天才学霸。
信奉天主教西班牙人在强大皇权下的虽然占了先机,但一个世纪就被重商主义的北海地区清教徒追赶了上去,北海地区的国家内部也展开竞争,城邦国家的荷兰又输给了国家规模更大的岛国。而来自北海地区的清教徒移民,又抛弃了一切历史包袱,在新大陆的北部重新开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制度和国家……新的更具竞争力的制度又在欧洲内部演化发展。欧洲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体制进化。
03
地理的运气——历史与功绩的因果关系
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率先分得了新大陆的红利,哥伦布的这次远航成果是制度优势的成果吗?
1469年,在伊比利亚半岛,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的联姻,使西班牙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开启了“双王”时代。国家是典型的皇权国家,皇帝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在十七年前,欧洲人经历了惨重的失败。君士坦丁堡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里,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巨大的政治变化,深刻的改变了欧洲内部的局势和经济版图。依仗黑海贸易的威尼斯进入衰落,面对大西洋的港口面对新的机会,世界急于寻找新的航线,重新连接东西方,也正式进入大航海时代。
哥伦布来自于热那亚,一个依靠地中海贸易为生的城邦国家,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被自己的母国买账,他辗转欧洲西部,最后来到了西班牙。
依靠统一后的强大国力,西班牙双王赌上国运,资助了哥伦布的这次远行。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肃清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让西班牙重新成为上帝的土地。双王强化了宗教法庭,秣马厉兵,准备与南部的摩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同样是这一年,西班牙也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摩尔人驱逐出了格拉纳达。
之所以花落西班牙,更好的解释是:没有对地中海贸易的路径依赖,国家规模带来的强大的财力(虽然大多数资金是借的,但是融资能力也是财力),以及一些冒险精神。
综合分析,很难用西方自古的文明传统来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成果。
那么为什么早大半个世纪出海的明朝(1405-1433),有更大的船队,航行了更远的距离,却最终偃旗息鼓了呢。这是一种文明的局限吗?
再看看东方,这仿佛是一个能够痛陈中国历史弊端的问题,皇帝的昏庸,炫耀国威而不重视贸易,内向的文明,礼教的禁锢,农业文明的局限……简直罄竹难书,完全忽略了同时期欧洲人还笼罩在天主教的穹幕下的事实,忽略了自古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贸易历史。
而真正的原因都写在了地图上,郑和下西洋的线路,是一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旧贸易路线,这是条存量路线,是无法贡献增长的。
我们看看地图,如果郑和想去美洲,虽然他已经走了两倍于哥伦布的距离,但是他刚走了一半,他需要继续南下。翻过好望角,然后沿着非洲大陆西侧北上,然后决策何时向西,进入广袤的未知海域。而且这一段未知的航线,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最后哪怕发现了新大陆,也很难说,对明朝的国力有什么帮助。
因为,激发新的土地的最重要因素,是与旧大陆的网络效应。
即使发现金银,不仅运输成本高昂,也很难与大陆东岸的经济形成任何网络。或者郑和根本不向西,而是跨过琉球,拥抱太平洋,来一场少年派般的冒险之旅,最后到达了美洲大陆西岸。但面对科迪勒拉山系西侧纵贯南北的险峰和沙漠,仿佛新世界对你紧闭大门,根本不欢迎你。无论你在今天哪里登陆,你都几乎一无所获。
所以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一个地理劣势。虽然地球是圆的,任何一个点都能是中心。但是很不幸,带上这张随机生成的地形图,在那么一个文明的早期,地理中点就在大西洋东岸。而大陆东岸的人就生活在远远的东方。
综合当时的文明分布,地理特点,东方人并不在网络中心。
如果新大陆轴对称调转,在大陆东侧。那么,率先腾飞并进入工业革命的是否会是东方?
历史是没法假设的,但是了解一下潮汕地区人民在南海东南亚的探索历史,日本人在琉球,甚至夏威夷的踪迹,甚至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上的冒险之旅。就会相信只要地理禀赋差异不大,海洋带来的激励类似,人类是具有类似的探索能力的。
很有可能在全新的地理环境下,那些旧的禀赋与新大陆结合,产生新的协同效应,激发一种怎样的增长模式。而大陆彼岸,仍旧维持着一种分散的封建制度,为了宗教争端或小面积的耕地,而进行着无休止的冷兵器战争。
这也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长期学而优则仕,是因为缺乏一种外力,去调整经济结构,从而打破既有的激励机制。在相当漫长时期,在欧洲“念经”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但是15世纪后,因为新大陆的出现激励机制在东西出现了分野。西方人成功转型后,也重新调整了历史的因果关系。
后 记
俯瞰完这宏大的历史,东西方大分流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了。倘若世界只有一块旧大陆,东西方将持续稳定在一种均衡中。各自根据其地理禀赋,重复着自己的命运。
诞生探讨新大陆与西方增长的逻辑并不是为了助长一种阿Q精神,好像如今的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好运气,我们目的是看到文明的进化逻辑。认清需要怎样的外部力量来塑造出先进的政治制度;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严谨的科学传统的形成,是需要怎样的激励来长期驱动。
在持续了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后,逐渐恢复了民族自信,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审视这段宏大的东西方经济史,不仅可以获取自信,更能够获得启迪,找到增长的逻辑,迈向未来。未来的道路在哪里,哪里是打破现有的均衡的新大陆,它,就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之上:
火星——人类迈向太阳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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