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底以高价买入“漂亮50”的投资者在接下来25年里获得的回报几乎与标普500指数相同，但这样的回报水平对于成长股而言并不算高，这也给那些买入并持有FAANG股票的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专门投资成长股和科学类股的共同基金在9月的最后几周里中了头奖，”《巴伦周刊》在1965年11月1日的报道中写道。在这些基金重仓名单里最常出现的公司有$IBM(IBM)$、施乐、礼来、通用电气和吉列等。
几个月后，《巴伦周刊》报道称：“在投资组合中纳入了大量热门股的基金业绩抢眼。”在强生、柯达、3M、IT&T、宝丽来、露华浓和西尔斯等股价大涨的公司的推动下，这些基金“跑赢道琼斯指数的幅度达到多年来最大”。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最受欢迎的50只股票被称为“漂亮50”（Nifty Fifty），相当于如今的FAANG股票（Facebook、苹果、亚马逊、Netflix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漂亮50”虽然估值高得离谱，但仍然广受追捧、声名远扬。
当时《巴伦周刊》专栏作家阿兰·阿贝尔森（Alan Abelson）等观察人士认为，这种非理性投资终将会导致股票下跌，事实也确实如此。1973年到1974年的经济衰退曾是193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衰退，紧跟其后的是一场熊市。后来发生的从2007年到2009年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持续时间超过了1973年到1974年的那次，在那次大衰退之前也出现过几家巨头的股价大幅上涨的现象。
那么这次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吗？
被称为“漂亮50”的50只蓝筹股当时看起来非常可靠，令“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理念流行开来。这些股票的市盈率非常高，大多高于50倍，高市盈率成了一个卖点，被当作被市场认可的一个标志。
阿贝尔森对此有一些疑虑。1968年他在专栏文章中称，施乐“从任何指标衡量都是一家一流的公司”，还引用了施乐强劲的财报数据。但阿贝尔森想问的是，“15%的增长率能支撑50倍以上的市盈率吗？”
1972年5月，当阿贝尔森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估值为15倍市盈率时，“漂亮50”仍在迅猛上涨。当时柯达的市盈率为42倍，Burroughs为42倍，雅芳为60倍，施乐为53倍，Kresge（即后来的Kmart）为40倍，可口可乐为42倍，宝丽来为90倍。和这些成长股相比，道琼斯指数15倍的市盈率实在是相形见绌。
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72年11月，《巴伦周刊》报道称当年共同基金的净赎回金额将突破10亿美元。1973年1月，股市正式开始步入熊市，“漂亮50”没能逃过一劫。T.Rowe Price的成长型股票基金在两年内下跌了50%。
1974年7月，在经历了尤为艰难的一周后，劳伦斯·A·阿穆尔（Lawrence A. Armour）在《巴伦周刊》的The Trader专栏中写道，“‘漂亮50’受到的打击更严重。”柯达、霍尼韦尔、IBM和德州仪器都遭受了重创。
在那个十年结束时，《巴伦周刊》写道：“‘漂亮50’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揶揄之词，提醒着人们华尔街的愚蠢，超高市盈率已被熊市和十年的通胀彻底击垮。”
1999年3月，《巴伦周刊》撰稿人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y）对微软、思科系统、戴尔电脑、辉瑞和沃尔玛等股票“惊人的上涨”进行了深度分析。他写道：“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过的‘漂亮50’以来，还没有哪一组备受青睐的股票接近过目前领涨市场的股票所达到的高度。”不久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了。
如今，FAANG股票占领了股市制高点。这次情况真的会有所不同吗？也许吧。2018年10月《巴伦周刊》撰稿人阿尔·鲁特（Al Root）写道，2000年时科技股价格较大盘溢价200%，而FAANG股票的溢价仅为30%。
《巴伦周刊》在4月7日的报道中写道，虽然今年成长股受到了“打压”，但苹果、Facebook和Alphabet等“更成熟的成长型公司”仍在蓬勃发展。
至于“漂亮50”，关于这50只股票的消息也并不全是坏消息，其中许多知名公司存活下来后仍在不断发展。《巴伦周刊》1999年报道称，沃顿商学院教授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72年底以高价买入‘漂亮50’的投资者，在接下来的25年里获得的回报几乎与持有标普500指数的投资者相同。”
不过，这样的回报水平对于成长股而言并不算高，这也给那些买入并持有FAANG股票的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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