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处在什么样的关键节点?
不过,在复工这件事上,很多人关注的仍然是短期的效果,比如复工是否能提振这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以及今年的增长目标是否仍然能够达标。
上周,经济学家朱民的一个直播,他详细地分析了此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他的讲解说到此次疫情发生在一个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特殊,也非常重大的时间节点上。要想了解抗疫和复工对于经济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个大背景。
朱民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学院的院长,曾经担任全球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以及央行的副行长。他对宏观经济的认识自然是非常深刻的了。
这个大背景,到底指的是什么。
如果你听过香帅老师的《中国财富报告》,你一定知道一个词叫“万元美金社会”。在金融和经济圈子里,这是一个最近频繁被提及的概念,说的是从2019年开始,中国人均GDP会达到10000美元。
这个在我们外行一听,肯定觉得这是大好消息啊!说明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嘛。
事实上,可没这么简单。如果一句话总结万元美金社会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当中“低垂的果实”没有了。
什么是低垂的果实呢?比如过去一直作为增长引擎的工业化,以及中小城市主导的城镇化,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从2013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切换赛道的转型期,制造业的引擎逐渐让位给了服务业。这两年,服务业在GDP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
但是到了这一步,我们才算是走过了转型期的一小段。生孩子还有阵痛期呢,更何况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要转身。
中国的转型的确比别的国家快一些,用10年时间走完了别的国家18年要走的路。但是,下一步才是最关键的时期。
朱民教授指出,一个经济体进入了万元美金时代以后,下面的路往往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要么变成像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样的路。他们都是一路上涨,进入高收入阶段。要么就是走墨西哥、巴西的路,他们就不太理想了,经济长期停滞,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解释一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倒不是说经济不增长了,而是他们增长的速度,始终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所以即便一直追赶,也没能跑进高收入俱乐部。
这就好比说之前各个国家搞经济增长,都是在参加预选赛。等你迈过了万元美金的门槛,就入选决赛了,跟你比拼的都是强手。跑赢了他们才算你真的行。
而中国此时此刻,就处于这么一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是中国从1万美元走向15000美元高收入阶段的起点。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转化,服务业的贡献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才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情况就很清楚了。
这次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关乎的不仅是一个季度、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它关乎的是中国站在决赛的起跑线上,起跑之后第一程表现如何。如果第一程就落后不少,后面的追赶自然会比较艰难。
疫情给中国经济的短期的冲击这么看来显然不小,那我们现在落后了多少?一旦企业复工,我们能不能快速赶上呢?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朱民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的认识是,疫情对于经济的整体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提振。
很多人会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跟2003年的非典相比较,但朱民教授的观点是,新冠疫情的影响远大于非典。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据他分析,在非典时期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占GDP比重,只有26%,但是这一次的比例高达74%。同样,受到非典疫情影响的消费零售额占比是25%,但是这一次的比例是71%。而且,受到非典疫情影响的总人口占比是18%,而这一次高得多了,是63%。
所以,无论是区域、行业还是人口,新冠肺炎疫情的辐射范围都是非典期间的三倍甚至以上。更何况,非典时期并没有停工这么一说,而目前的情况是,企业已经停工10天到30天不等。
你可能会说,这次疫情不是有很多的增长点吗?比如线上教育、线上办公都增长了。这个没错。
但是根据朱民教授的测算,即便算上线上这部分的增长,那疫情对消费的总影响,仍然将有1.38万亿人民币。
1.38万亿什么概念?等于去年总消费的5.5%。
朱民教授说,如果把消费需求折换成经济增长,第一季度消费肯定是负增长。他推测,这对GDP会连带3到4个百分点。其中,餐饮会下降4000多亿,旅游休闲会下降9000多亿,社会零售会下降2000多亿。
所以在恢复经济活力这件事上,我们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
基于此,朱民教授建议,迅速启动复工绝对是当务之急,时间就是效率。
不过他也指出,很多企业的确有复工难的情况,经过分析发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物流、人流、交通流仍然没有完全打通;一方面是政府要求延迟开工;还有一方面是企业自己也担心开工之后发生聚集性感染。
所以,要想让复工落实,企业也需要一条龙的全面支持。
具体是哪些支持特别紧迫呢?朱民教授引用了一份基于上万企业的调研。
这份调研显示,现在有77%的企业急需恢复物流,这也是企业目前最强烈的需求。有37%的企业希望获得贷款和金融服务。也有31%的企业希望能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要强制推迟或者提前复工,让企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决定。除此之外,还有1/5上下的企业希望政府减免税费,以及让企业有更灵活的用工政策。
这个用工政策说的是什么呢?有些地方人回不来,有些地方人多出来,像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向没办法开工的餐饮企业暂时借用员工,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创举。
不过,像是物流、人流、交通等等,这些都还是微观层面的挑战。有挑战,就有解决方案。但是朱民教授还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宏观上的挑战同样艰巨,我们对它也需要有深刻、清醒的认识。
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就是全球经济目前都处于下行周期中,这和非典时期很不一样了。
在非典时期,全球经济的增长其实是很强劲的,增长速度一直在攀升。比如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2.9%,2003年增长了4.7%,2004年增长了5.4%。中国虽然经历了非典,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在加速,从2002年的9%增长,到10.1%再到10.4%。
可今天的情况就和非典时期很不一样了。今天全球经济的增长都在放缓,增长速度从2018年的3.5%降低到2019年的2.9%。这里面比较麻烦的,是外部贸易环境也在下滑。世界贸易的增长率从2018年的3.6%降低到2019年的1.1%,今年可能略有回弹,到2%左右。
中国的贸易增长也是在下滑的,2018年是9.6%,去年只有3.4%。
这些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具有什么意义呢?你要知道在2003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在非典过后能持续增长,除了投资和房地产的拉动以外,就是靠贸易了。而目前全球贸易都处于低迷状态,这也是对中国经济恢复活力不大有利的一点。
基于这些分析,朱民教授建议,2-3月是往常贸易订单的高峰期,这段时间一定要重点去抓恢复出口。
当然,出口背后要有强大的供给支持。跟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中国供应链已经天壤之别。
这些年里中国供应链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各个产业都发生了高度的产业链化,在零散地恢复复工没有用,只有整个产业链恢复了,生产才能正常化。
所以朱民教授认为,我们要从重点产业开始,要抓就抓整个链条的复工。
好,以上主要讲的还是生产端的恢复。需求怎么办呢?受到疫情影响,消费需求的恢复显然会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消费需求又怎么提振呢?
朱民教授的建议有三点:
我们需要人工去创造一个消费的高潮。
政府可以加大提前采购,作为企业复工的第一笔需求。
推动经济的数字化。
前两点他在直播中并没有细说,这个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琢磨思考的。他重点说的是推动经济数字化。朱民教授判断,疫情恢复之后,我们会走上很大规模的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
对于这一点,你们肯定也有感知。在疫情期间,服务业在线上的发展非常迅猛,教育、娱乐、影视、办公、甚至线上生鲜都成了热门领域。
很多人都在好奇,这些需求爆发会不会只是一时之需?等疫情过后,是不是很快就会退潮了?
朱民教授并不这么认为。他说,疫情后很多人都会反思,疫情期间可以在线上做的事,以后为什么不能成为常态呢?
朱民老师判断,一旦这些行为、需求成为常态,未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就会上一轮大大的台阶。所以他认为,数字化商业会成为经济反弹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和抓手。
当然,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长远一点,你会知道数字化的力量,还不仅仅在于提振当前的需求。
还记得前面说的大背景,万元美金时代嘛?其实大规模数字化,还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朱民教授指出,虽然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在GDP当中不断提升,但现在有一个很麻烦的事,就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按照现在的状况,服务业在GDP里的占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就会丢掉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下去肯定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中国能不能在万元美金时代,迈入高收入俱乐部,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了。这就需要服务业的政策进一步开放,加强行业内竞争。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必定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好,朱民教授的主要观点就介绍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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