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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重点

文丨方浩

南方人是真的拼。

节后第一个工作日（1月28日），多个南方省（市）的开年大会都围绕一个主题：拼经济。

上海召开了2023年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目标是“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对标改革为突破”；

广东召开了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省委书记当着众多企业家的面喊出了“再造一个新广东”的宣言；

重庆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明确要“做强一批重大平台，推进一批重大改革”

浙江省领导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强调“坚持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开放这个必由之路”……

实际上，在元旦前后，很多南方省市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苏州、浙江、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市先后由政府出面，组织庞大的外贸招商团赴海外拉单，报复性消费还没来，报复性招商已经开始了，而且全部是由政府牵头。

这段时间，我看到的都是南方省份的高分贝经济动员会，所以我还特地在网上查了查北方省份的动作。其实也都开了会议，当地媒体也都做了报道，但声音基本没有传出省际范围。从做生意的角度看，你不能说北方人比南方人务实；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北方暂时还比较低调吧。

说实话，一次海外组团招商、一个高规格的省市大会，并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但这些行为本身却是相当重要的：提振市场信心、提振企业家信心。

疫情这几年，企业家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花钱，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信心缺失。从去年底开始，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终于让人看到了重振经济的希望。

此时此刻，哪怕是高调喊口号，也属于“真抓实干”的范畴，因为当下最稀缺的就是信心，就算书记市长们煲鸡汤、画大饼，企业家也爱听。企业家有了干劲，其它都好说。

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存在南北方之间的独特差异。美国也有南北方，但经济重镇基本都在北方。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城市GDP前十名中，有六座城市在北方，但到了2021年，只剩下了一座，就是北京。

当然不能说这几十年北方没有发展，而是南方发展的更快、更迅猛。这里面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政策面全局考虑的因素，但有一点可能很重要，就是南方省市一级政府的历史主动精神。

当年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点之后，具体怎么干，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思路，要不要租地给外资？外资企业的税率怎么算？工人要不要按劳分配？全都是“老同志遇到的新问题”。

但广东最终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从政府层面看，深圳和广东的经验很简单：先把现有政策吃透、用足，如果还不够，那就向上面争取更大的政策空间。对的就坚持，错的立即改，一路向前看。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正反馈，就是地方趟道趟成功了，中央可能就会赋予更大的政策空间，并在其它地方推广之。当年领导敢担当、敢作为也是广东的成功经验。

张五常曾把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总结为“县域竞争模式”，就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互相竞争，在企业这个市场竞争主体之外，还有地方政府层面的竞争。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

县域竞争模式在很长时间确实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伴生了“唯GDP论”，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至。所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而无论哪种发展模式，关键词都是“发展”。既然要发展，各地之间、各省之间就肯定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再是你搞房地产我也搞房地产、你搞互联网我也搞互联网、你搞新能源我也搞新能源，而是看谁能把符合大的发展逻辑的企业服务好。

在中国，凡是跟企业家走得近、愿意真心实意帮助企业家的地方，经济发展都不会太差，凡是把企业家当作肥肉、雁过拔毛的地方，经济一般都比较落后，具体什么地方就不点名了，这种地方南北方都有，但整体上南北方之间肯定有差异。

当年京东方面临发展瓶颈的时候，愿意出手相救的都是南方城市，给地、给政策甚至直接给钱，这些地方政府相当于扮演了一级市场投资人的角色。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但正是这种成功与失败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轨迹，让南方长期跑在北方前面。

其实疫情前些年就已经有了一个趋势，北方人开始往南方跑，工作生活创业经商，甚至已经在北方落地的南方项目都开始折返回去。不是说南方做得有多好，而是凡事就怕比较，对于企业来说营商环境要远远比气候环境重要，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只会吓跑企业。

中山市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结束后立马组织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书记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他说他要和市长当好企业家的服务员、后勤部长。

既然民营企业是“自己人”，为企业家服务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