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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面对疫情反弹、俄乌冲突及全球通胀等不确定因素，今年论坛主题为“动荡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政策展望”
• 桥水创始人达利欧表示，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
•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指出，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应该把经济或金融稳下来作为第一考量。
• 京东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称，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只能靠内需，内需当中最核心的是消费，促消费会成为今年的一个核心政策点。

全球形势

当前，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中美博弈等话题是讨论全球形势绕不开的症结。

1.1 经济与变局

瑞·达利欧：

纵观过去500年历史，当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候通常会有非常高风险的环境，这也是当今所处的社会现实和面临的情况。三大力量分别为：

第一，非常巨大的债务伴随巨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所谓债务货币化就是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这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当中尤为严重。

第二，巨大的内部冲突。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在1930、1945年，当时美国产生了财富和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内部冲突带来了左翼、右翼的民粹主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希望进行斗争，与其他人群对立，以此把自己的让步降低到最低。

第三，大国的崛起。随着后起大国力量的增长，大国之间彼此无法认同，有了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冲突。在竞争过程中如果冲突没有得以自我化解，就会有更多的冲突产生。

研究历史上最强大的十大国家包括三大储备货币的起起伏伏，会发现在近250年当中这些大国的实力不断循环往复，会有一些周期。中间有10-20年的转型期作为缓冲，转型期都是冲突发生的时候。

因为当帝国不堪重扰去解决内部矛盾时，力量相对来说就会下降，新的冉冉升起的大国就能够去竞争，下一个主导国家的出现肯定会引起冲突。外部冲突通常会产生战争，包括贸易战争、技术战争、资本战争、经济战争、军事战争，它们开启之后会不断加剧升级。正如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

余永定：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冻结俄罗斯银行3000亿美元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美国的信用，对于核大国采取这样的措施是过去不可想象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沉重冲击。

沈建光：

今年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市场的情绪过于乐观了。要非常注意全球经济出现的风险，包括美国的滞胀、欧洲的衰退特别是最近资本市场的波动，到下半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影响就会逐渐显现，从贸易条件看中国也会身受其害。

1.2 俄乌冲突

瑞·达利欧：

我有一个原则：如果你一直担心就不用担心，如果总是不担心就需要担心。因为如果一直担心，很有可能保护自己不受担心的事情影响。俄乌冲突目前是常规战争，也使用了互联网手段，但如果说俄罗斯在冲突中失利了，还是有很大可能无法接受这种损失，会升级为其他形式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担心这件事，希望这种担忧可以帮助避免它的出现。

对于这场冲突，可能九、十月份我们才能加深对三件事情的了解。

第一，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是赢是输？这里给赢下一个定义：首先是俄罗斯对东乌克兰有一定的掌控权；其次俄罗斯经济不是特别糟糕，比如GDP下降12-15%；再次普京代表俄罗斯参加G20会议。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俄罗斯可能会让冲突愈演愈烈，冲突升级的话，大家心理上的格局会发生改变。

第二，美国所主导的制裁会何去何从？会不会间接压倒俄罗斯，以至于乌克兰和北约取得间接的冲突胜利，后面（这种制裁措施）会不会扩展到其他国家？

第三，接下来世界各国如何站队，各个国家彼此之间又如何应对？现在观察到大国之间的冲突慢慢有一个结合点，而这个结合点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出现。

管涛：

俄罗斯、乌克兰不论是经济体量，还是和中国的贸易联系，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对中国的影响也较有限。但是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俄乌冲突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对欧洲影响严重。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次性把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下调1.1个百分点，主要的考虑就是俄乌冲突危机。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经济出现大的问题对中国的外需是很大的挑战。

第二，是已经凸现了的影响，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也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修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加大对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第三，俄乌冲突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外溢，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大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可能会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变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可能也会产生负溢出效应。

1.3 通胀与加息

沈建光：

美国现在正重蹈上世纪70年代覆辙，面临的问题不比当时轻松。过去两年美联储实施新货币理论，大量的印钱、财政赤字货币化造成了需求侧的繁荣，现在面临清算阶段就是通胀大幅上升。最新通胀从8.5%回落到8.3%，但仍远远高于合理范围，且后面的上升势头还很迅猛，包括现在房租、工资大幅上升。通胀最怕的就是通胀和工资螺旋式上升，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叠加，会使得控制通胀非常困难。

管涛：

美联储要坚定采取措施降通胀，但只做能做的，有些因素是不可控的。包括俄乌冲突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造成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是美联储解决不了的。

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加快，在这个背景下全球的股市、债市、汇市波动明显加大，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有所增强，且产生了溢出影响。

美联储在紧缩过程中怎么处理好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关系，不但对美国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全球来讲也很重要。美国如果因为政策失误导致资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衰退，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尾部风险。

黄海洲：

从现在看，美联储还是在不停加息。但加息再往前走会遇到政策讨论，是不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通胀压下去，哪怕经济出现衰退也要把通胀控制住？市场现在已开始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滞胀，如果美联储连续加息或者加息过猛，美国会不会在明年出现经济衰退。

如果通胀变成久治不愈的滞胀问题，就像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沃尔克一口气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调到20%以上，但代价是美国立马就进入衰退了。

实际上，当时美国根治滞胀问题是三管齐下：第一，是沃尔克的强力加息，货币政策非常严厉；第二，是汇率机制的调整，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第三，是里根做的供给侧改革，对美国效益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仅有货币财政政策没有这个也不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判断美国包括欧洲未来的趋势，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会不会做像样的结构性改革，欧洲也要靠这个来化解它面临的滞胀或者金融衰退的问题。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要么面临滞胀要么面临衰退，是逃不出来的。

1.4 中美博弈

瑞·达利欧：

很多年之内，美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某些方面美国更强大，在某些方面中国更强大，但整体力量之间是可比的。

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大国的更替，而是一种共存的形式，竞争共存的形式、和平共存的形式，欧洲、美国和中国共存的形式。因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主导国需要有主导的实力，美国GDP在二战之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即便过了40年（206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照OECD预测，40年后中国GDP可能只占全世界的25%到28%，届时我们将会有四大经济体，中国、印度、美国、欧盟。

林毅夫：

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是霸权主义稳定了霸权，还是某个新兴国家崛起，若要替代原来的国家（主导世界），必须要求它和被替代国的人均GDP在同一水平。但是现在中国还处在追赶的过程中，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1/4的水平。

另外一组数据，2000年G8集团GDP加在一起占全球的47%，中国比重是6.9%；到2018年，G8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降至34.7%，中国占16.8%。所以我们观察到，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公司希望达成联盟和中国脱钩，以此来钳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甚至希望通过其在亚太区的战略，以及一些军事行为来包围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接下来最好的战略是竭尽所能避免战争。以古为鉴，若想防止战争，有两个建议：

第一、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我们人均GDP低，科技人均占比更低，美国这两方面都很高，所以他可以用技术来制裁或者围堵中国。但中国有后发者优势，国际经济占比份额高，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去保证稳定增长，中国应该利用这些优势保持动态经济发展。

第二、积极保持开放，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2008年以来，中国占到每年全球经济增长的1/4~1/3，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另外中国现在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都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尤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是1+1>2的共赢。

中国经济与展望

4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面对“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会议对未来提出了三大明确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2.1 宏观经济

黄益平：

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这句话最初是欧央行行长在欧债危机时提出来的，指的是当经济面临较大危机的时候应采取所有措施来稳经济、金融。尤其是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平常大家比较关注的因素，包括杠杆率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或者是效率的问题可能要放在第二位考虑，应该把经济或金融稳下来作为第一考量。

最近经济状况确实不太理想，每次决策部门开会都感觉是要下力气、花功夫把经济给扭过来，但我个人的感觉是力度还不那么过硬。

现在抗疫进入第三个年头，政策的重点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很多企业和家庭的流动性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流动性断裂，即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生存也会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支持这些机构、支持老百姓的生活。只有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的措施，重点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

盛松成：

这次疫情主要在上海、在二季度，因为变化更多所以预测难度也更大，用之前的模型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速在1.7-3.2%之间，可能性比较大的是GDP增速落在2.1%左右。如果二季度是2.1%，那么上半年预计在3.5%左右。从全年角度，因为疫情后一定会全力发展经济，如果三季度能达到5.5%，四季度达到6%，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年GDP还是有可能达到5%。大家现在想的都是5.5%，实际上国家定的是5.5%左右，只要全年GDP达到或接近5%，就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2 基建与房地产

陆挺：

目前房地产宽松刺激政策的效果怎么样？肯定还不明显。一个最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新房销售，4月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59%，背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前几年尤其一线城市很多需求被前置了。

第二，很多调控政策像三道红线、两道红线还在，所以尽管地方政府确实推出了很多宽松政策，但因为这些调控政策的存在，对销售、其他指标仍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第三，我们正处在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预收款的管理不放松，导致房企的资金非常紧张。

接下来房地产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首先，短期之内应该要高度关注风险，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基本面太重要了，不能让有些方面的问题过度蔓延。

其次，中长期看，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下应该以供给侧改革为思路，做好公共保障，房子要建在人口流入真正有需求的地方。

再次，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要推动土地要素的改革。

李迅雷：

畅通内循环主要还是通过基建投资，这方面力度非常大，政策也非常明确，中央财经委会议也在着重讲这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如果仅靠基建投资让内循环完全畅通起来是不够的。

据数据统计，城投平台投入资本的回报率在2011年是3.1%，到2020年变成了1.3%。过去基建投资民间资本参与率是比较高的，但随着基建投资回报率下降，这部分增长主要由地方政府专项债在撑着，如果继续增加投资可能会使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越来越高。

盛松成：

当前房地产行业风险的突出表现是债务危机和疫情风险相叠加。疫情对房地产最大的影响在于复苏态势可能因此受堵，降低了房地产开发增速，严重冲击了房地产销售；另外头部民营房企的风险仍然在继续，因为现在房地产的负债大概10%是美元债，不单单是美元还包括欧元、日元、英镑等，二季度大量房企美元债到期成为又一个风险点。

房地产调控还可以继续放松，比如说适当延长去杠杆周期；继续适当放松需求端限制，比如限售、限贷、限购还有利率，但重点城市的放松仍然需要谨慎；优化预售资金监管，对此提两个建议：

第一、在确保资金用途合理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预售资金的冻结比例，现在有的地方冻结比例是100%，这种情况下房企资金将很难周转。

第二，一定行政区域内，资金可以跨项目调剂。如果把江苏的钱拿到浙江，江苏肯定不干；但一家房企肯定有好几个项目，如果都在江苏那么资金就可以调剂使用。

另外，建议仍把基建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目前基建资金和项目都有保证，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应该加快落实国常会要求，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制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项目。

2.3 中国进出口

沈建光：

今年中国出口面临4大压力，这跟去年完全相反，去年是出口很强劲。

压力一，欧美经济衰退，比如美国滞胀造成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

压力二，贸易条件恶化，进口价格大幅攀升，出口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各种计算下来，今年我国进口石油、天然气额外的开支要超过1000亿美元。

压力三，产业链转移，不管是疫情冲击，还是之前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已造成部分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我们一定要保产业链的稳定。

压力四，出口替代竞争，今年以来，特别是在美国市场，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国已经在侵蚀中国的市场份额，尤其要关注今年下半年，应对办法是一定保出口、外资基本盘。

当然中国也有措施，货币贬值是一个（手段），还有出口退税，保供应链等。虽然人民币已经贬值了很多，但跟美国的汇率波动还是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欧洲，他们的货币贬值动辄是15%、20%，而我们（贬值）只有百分之几。

李迅雷：

去年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达到16%，这也是一个峰值，接下来将缓慢回落。

首先，这跟国内的结构有关系，我国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过去人口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其次，外部环境不怎么友好。看一组数据，60年前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是3%，美国的份额是39%；现在美国从39%降到24%，中国是3%提高到15%。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失去的份额约等于中国得到的份额，中美之间要保持像过去一样的比较友好的环境不太可能。

中国出口既面临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又受内部人口老龄化、传统加工工业进入平缓发展阶段的影响，（稳增长）在这个时候依赖出口已经不太现实。

2.4 消费与纾困

沈建光：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只能靠内需，因为内需在我们掌控之中，内需当中最核心的是消费，促消费会成为今年的一个核心政策点。

之前地方政府对发消费券很看好，因为发消费券对当地消费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前面，用数字经济的方式发消费券效果很显著。包括现在香港实践发现，发消费券对餐饮在疫后的恢复作用也很明显。

关于消费券很多人有质疑，认为短期有用，长期对结构没有什么帮助。其实消费券就是在短期内最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用一下，它不光对短期经济反弹有好处，关键可以起到振奋信心的作用。另外还能跟减税降费结合起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收入不足、利润不足，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费获益非常小。企业如果要有营业收入就需要老百姓买东西，给居民消费补贴也等于变相在帮助企业，有了收入之后企业才能享受到减税降费的利好，所以发消费券跟减税降费不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组合拳。

盛松成：

从2020年疫后经济复苏情况看，消费大概持续一年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因为消费恢复缓慢与消费意愿减弱有关。根据央行今年一季度普户问卷调查结果，更多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居民较上季度分别减少1个、增加2.9个和减少1.9个百分点，大家更加倾向储蓄。

现在随着疫情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且已经失去的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很难弥补，包括餐饮、旅游、宾馆等。

如果一定要讲一条政策，短期内就是拿钱直接支持老百姓去消费。这样做首先可以让社会稳定，这么多人关一两个月不出门，即便出门收入已受到很大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其次有消费就会产生订单，经济要复苏必须要有订单，没订单企业也活不过来。

李迅雷：

内需除了靠投资更多要靠消费拉动，消费比基建作用更大，因为基建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一定要增加我们的消费。

目前中国消费从总量来讲是可以的，因为人口基数大，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消费升级的表现也非常突出。但居民家庭收入过去更多用来投资、买房，所以存在消费率过低的问题，今后随着房地产支出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但仅靠这一点此消彼涨不足以拉动整个消费的高增长。今年的消费表现比较差，可以通过对居民补贴，通过财政加大对消费方面的投入进行改善。

另外就是结构问题，结构是长期问题，我们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革。首先是对高收入组进行有效的征税，改革势在必行；其次第三次分配要增加企业责任，增加企业的慈善事业，多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高中等收入组的收入水平。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5 疫情防控

李稻葵：

稳经济就是保生命。这么多年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的一条还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此时此刻很多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产，我们不能只忙着减少感染，产业链忘记了，保护产业链就是保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把潜在的GDP增速保住，未来每年能多增加0.1%，由于消费跟经济基本同步，消费也会增加0.1%，折算成寿命能够增加6天。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阴影，为了保居民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陆挺：

某种程度上当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接近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从疫情本身，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有高传播性和低致死率的特点，导致现在防疫成本越来越高；从时间上，今年在3月初爆发，3月份、二季度是每年经济开局最关键的几个月；地理位置上，本次疫情中心位于长三角、第一大城市上海，长三角是我国的经济、金融、物流航运中心，汽车等电子高端产业非常密集，供应链很长、分工复杂，一旦某些节点在物流方面出现问题，整个产业链都会被波及，甚至会冲击出口，对全球的供应链都有一些影响。

进入抗疫第三年，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被不断消耗，抗冲击能力在减弱，疫情之下失业率会上升，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下降。同时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预期超过2020年。不确定性加剧使得居民会减少投资和消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会暂缓投资，今年有可能面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局面。

另外，很多官员在抗疫方面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多资金用在抗疫上面使得招商引资、产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受到一定影响，同时基建也会受到物流的影响。

免责声明：

来源：海银研究院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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