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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闪耀的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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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一次经济危机是这样形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卖不出去，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企业效益下降，导致员工收入减少与就业困难；普通人收入锐减，带来购买力下降；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商品继续卖不出去….. 所以就有了那个令人悲伤的对话：

“妈妈。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我们却不烧煤？”

“因为我们买不起煤，宝贝。”

“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呢？”

“因为煤太多了。

所以想要对抗萧条，就要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与倾向。当然，和哈耶克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有天然缺陷，只有政府积极地引导经济发展，国家方可长久繁荣昌盛。

2020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文中写道：“…... 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这并不是第一份类似的政府文件。在此之前，杭州余杭区已经发布最新政策，明确 “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 B 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国务院《实施意见》发布的第二天，上海市崇明区公示了 2020 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名单。李佳琦的名字赫然在列。

1992 年，李佳琦出生在湖南岳阳。他在南昌大学修习了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之后，成为了南昌欧莱雅的一名 “柜姐”。李佳琪工作勤奋、亲和力强，当时很多顾客不愿意自己试用样品，他就把口红直接涂在自己嘴上。

2016 年底，网红机构 “美 ONE” 举办了一场淘宝直播比赛。当时已经是分公司销售冠军的李佳琦脱颖而出，签约美 ONE，开始了自己的直播生涯。最开始，他的直播间只有几百人观看，李佳琦会在开场与结尾给大家唱歌。如果有人调侃他的声音，他就会害羞得满脸通红。尽管起步艰难，李佳琦还是始终坚持，最拼命的时候，他可以一年直播 389 场。成名之后，李佳琦接受《智族 GQ》采访时说，他十岁的时候买了一张孙燕姿北京演唱会的 VCD，反复看过几十遍，心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明星。

安徽女孩黄薇曾经也有个明星梦。2003 年，18 岁的黄薇去北京帮母亲的服装店打下手，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与工作伙伴的大三学生董海锋。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就在动物园批发市场租了个六平米的档口卖服装。两年后，不安分的黄薇参加安徽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超级偶像”，获得冠军。她签约环球唱片，成为了陈奕迅与潘玮柏的师妹。“那个时候我是满怀热情地做这份工作，真的，就每月 2000 块钱。” 黄薇在《人物》杂志的专访里这样说。

然而事与愿违，制作出的专辑和黄薇想象的差距太大。黄薇意识到自己 “在职业规划上没有发言权”。于是，夫妇重回老本行，重新开起了女装店。2013 年，两人感到新时代来临，关掉线下门店全面进军电商。到了 2016 年 7 月，黄薇在淘宝参加了一个叫做 “连秒 10 小时” 的线上活动，大获成功。那时，淘宝直播刚刚诞生三个月。

接下来的三四年里，两人的命运开始交汇。李佳琦的 “Oh My God，买它” 成为了千万女生每晚聆听的咒语，而黄薇的名字已经变成了 “薇娅”，如今她是当之无愧的淘宝第一带货女王。李佳琦和薇娅已经不用再做明星了。从某个时间开始，他们的直播间成为了明星必争之地，大大小小的主播、歌手、演员们络绎不绝，争相成为两人身边的配角。如果你在屏幕前蹲守两个月，就能看到中国的半个娱乐圈。

消费盛世之下，大企业们都来分一杯羹。京东组织再造重整旗鼓，快手推起了自己的顶流主播，阿里视崛起的美团为头号劲敌，字节跳动每过几个月就要被传进军电商。2020 年末，你能想到的中国最大最有权势的互联网公司，又在开打一场 “社区团购” 的战争，对于它们来说，这是统治世界之前的再一次生死存亡。

2018 年 6 月，随着正式提交招股书，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发布了一封致股东信。在信中他说道，如果闭上眼睛畅想下一阶段的拼多多，它会是一个 “将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多维空间”，一个 “Costco 和迪士尼（即集高性价比产品和娱乐为一体）的结合体。”

2020 年 11 月，你可以在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条通稿信息：

“《奋斗吧！主播》是由优酷、淘宝直播共同发起，厂牌文化联合呈现的跨界主播职场竞技综艺。由杨天真担任项目发起人，薛兆丰、雪梨担任项目顾问，黄奕、蔡少芬、陈法蓉等 25 位跨界艺人担任见习主播。

该节目历经为期三个月的竞技养成和直播实战考核，最终选拔出 TOP 4 最强电商主播，入驻天猫官方直播间，获得天猫官方扶持资源。”

你看，在这一刻，消费与娱乐，终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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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狂奔，全民收入暴涨，《广场协定》让日元升值一倍。为了弥补汇率提升带来的出口受挫，日本政府开足马力放水：降低利率、减少税务、大力放贷。空气里充满着金钱的气息。

需求旺盛，所有企业都开足马力生产，求职者变成了抢手的珍稀品。那时，大学生只要去听宣讲会，就可以被内定录取，顺便在六本木公款吃一顿高档寿司。夜晚，上班族们挥着万元纸钞争抢出租车，然后去酒吧一掷千金。高端法国餐厅 Robuchon，人均消费五万日元起步。圣诞夜的总统套房里，是一年前就预订好了的年轻情侣。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中年男子对着年轻的女孩子说，请让我买些你想要的东西送给你。

大量的钱流入房市，日本地产急速升值，人人都想买房。有些楼盘因为申购人数太多，不得不使用摇号的的方式发售。一位母亲因为有两个孩子，很想摇中一套，但中签率只有 1/3700。采访她的 NHK 电视台安慰她明年继续。第二年，中签率来到了 1/6200。

几年时间，日本在弹丸之地的国土上盖了上千个高尔夫球场。为了满足东京客人的需求，没雪也没山的千叶县，生生拔起一个 400 亿日元造价的室内滑雪场，一天电费就要上百万人民币。

消费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图腾，随之崛起的是金融与借贷。人们发现，挣钱是如此容易，所以暂时买不起的，先借钱买也没关系。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出现大量的消费信贷公司，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四大巨头 Aiful，Acom，Promise 与 “武富士” 的行业格局已然成型。

武富士的创始人名叫武井保雄，他出身贫寒，中学辍学后进入飞行学校，但日本二战投降后沦为失业大军。他卖菜摆摊四处流浪，暗中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很赚钱的生意，放高利贷。“借给一个企业很多钱，不如借给很多人很少的钱。”1966 年，武井保雄利用倒卖大米的资金，在东京租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设立 “富士商事”，开始向个人发放小额贷款。

人的直觉有时候超越数据。武井保雄把客户群锁定在了家庭主妇身上。他不仅坚信女性违约的概率比男人要低，还创造了独特的风控体系。武井对下属说，不要把钱借给那些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这些人更有可能欠钱不还；而如果孩子很有礼貌、家教良好，那么无论怎样她们都会把欠款还清。日本人最重体面，如果欠钱不还，马上就有一纸公告贴在门牌下面，到时候左邻右舍都知道你欠了外债，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1974 年，武井保雄的公司更名为 “武富士”，外号 “日元商店”，意指日元在这里就是普通商品。根据统计，武富士资金成本大概是 1.85%，而放贷出去的利率可达 30%-200%。很多日本工薪家庭，超前消费已成习惯，加上贷款周期相对短暂，竟然默默接受了这巨额利息。短短时间，武井保雄就一跃成为消费者金融大亨。

1998 年 12 月 2 日，武富士在东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成为日本首富，《福布斯》排行榜上，他以 78 亿美元的身价名列日本第一。排在他后面的，正是过几个月就要借互联网之风登顶世界首富，又急速坠落的孙正义。

首富当然有首富的个性。武井保雄独裁多疑，他对高管如果稍有不满，便会马上将之扫地出门。在公司内部，他要求员工每天宣誓、表达忠诚，尽管武富士的离职率之高人人皆知。武井虽然富可敌国，但在员工待遇上却相当节省。日本政府曾大力整治企业要求职员无偿加班的不良风气，但武井始终拒付任何加班费，等到员工告上法庭，法院判处公司必须支付 35 亿日元的赔偿。他还极度迷信，常让算命师参与公司大事，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日本 “黄历”，每天按照吉凶之示，安排自己的行程。

帝国必有其爪牙。在很长时间里，武井保雄都会高薪聘请退休警员担任 “顾问”，并建立了警方背景的贷款催收队伍，和各方势力暗通款曲。公司上市之前，他把部分股票转让给了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们，结成利益同盟，可谓黑白通吃。

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人民收入开始大幅下降。但由奢入俭太难，人们仍有巨大的消费惯性。在债务危机与催收高压之下，一些日本民众选择了极端行为。21 世纪初的几年里，日本每年都有上万人因经济问题自杀。

帝国崩塌始于微末。2000 年 6 月，日本知名记者山冈俊介开始调查武富士的肮脏手段。武井保雄发现之后，派出公关团队软硬兼施，希望对方能够手下留情。然而这名记者毫不屈服，对送上门的金钱美色无动于衷，并试图报警。武井保雄与手下商议之后决定，和一家侦探事务所组成秘密窃听小组，窃听山冈俊介的所有通话。之后，窃听范围扩大到了武富士的所有高管。

2003 年，“窃听风云” 曝光，这项前所未有的丑闻令举国震惊。武井保雄随即被捕，并辞任公司董事长。年底，他获判三年监禁，缓刑四年执行。但后来有日本媒体报道，武井保雄只是名义上不再担任公司职务，实际上武富士的大小事务，都由他在离公司总部 30 分钟车程的公寓里拍板决定。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日本政府。2006 年，政府与最高法院颁布《利息限制法》，规定十万日元以下的借款，年利率不能超过 20%。更关键的是，法案里还附带了一项利息返还的规定。简而言之，之前消费信贷公司们收取的超额利息可被追溯，每一分一厘都要归还。

按照法规，武富士需要返还两万亿日元，涉及人数超过 200 万。消息一出，要求武富士还钱的客户蜂拥而至。大厦将倾，几个月后的 8 月 10 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在东京家中去世，终年 76 岁。

那天，低迷了很久的武富士股价应声上涨。

尾声

2020 年 2 月，第 92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获得四项大奖。当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外语片出现时，全场欢呼起立。

影片里，穷困的金司机一家住在 Wi-Fi 信号时有时无的地下室，靠折 pizza 外卖纸盒维生，交不起两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家境优渥的朴社长出任科技公司高管运筹帷幄，全职太太在安藤忠雄风格的别墅里掌管大局。机缘巧合，金司机的女儿变成了朴社长儿子的家教，两家人开始产生奇妙的交集。

“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钱就像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这是导演奉俊昊留给电影史的经典台词。

《寄生虫》里充满隐喻，在一顿午饭、一块石头或一幅画像里，你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社会风潮与半岛局势。众多精彩桥段里，有个细节仍然值得反复咀嚼。金司机上手豪车熟练，过弯咖啡不洒；金太太彬彬有礼，把雇主家打理得井然有序。两人的儿子能说英语、女儿也擅长平面设计，他们并不像是生来就住在地下室的 “蝼蚁”。影片给出一个细节，金司机和另一个 “寄生家庭” 的男人都提到，自己原本自给自足，但投资了 “台湾古早味蛋糕店” 之后，破产落魄至此。

典故来自真实事件。古早味蛋糕源于台湾，是一种混合了面粉、黄油、牛奶与鸡蛋的海绵蛋糕。蛋糕经过烤制，出炉时细腻绵软，一大盘现切装盒，视觉上也颇为震撼。很多韩国人去台湾旅游时，愿意排上一小时的队购买。

韩国人脑筋转得快，蛋糕店不久就被引进，并且大受欢迎。仅一年多时间，韩国街头就出现了十几个蛋糕品牌和上千家店面。扩张如此迅速，大部分店都是加盟而来——店主不仅要购买原料、支付店租、雇佣人员，还要给店面之前的租客一笔钱，这是韩国特别的 “权利金” 文化。很多白领动了心思，不想再过枯燥的打工生活，决定当自己的老板。

很快，他们的梦想被击得粉碎。2016 年底，韩国发现一例禽流感，全国的养鸡场都噤若寒蝉。鸡蛋价格狂飙，蛋糕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几个月之后，韩国一档叫做《食物 x 档案》的节目爆料，这些蛋糕店有食品安全问题：它们加的不是黄油，而是芥花籽油；而且店家用的不是新鲜鸡蛋，而是打好的蛋液；同时蛋糕里还有乳化剂、膨松剂等添加品。节目播出后，上千家店生意一落千丈，店主们不但被迫关门，还因为进货成本、拿不回的权利金甚至负债加盟，欠下一笔巨款。更令人唏嘘的是，后来有食品工业的权威人士出来澄清，不论是植物油、蛋液还是添加剂，都是正常的食物制作方法，也许这让蛋糕变得不那么 “健康有机”，但这本来也不是娱乐性的食品的责任。然而木已成舟，为了一个自由生活之梦，很多中产家庭就这样一夜返贫。

又过了几年，在另一片更加广阔的东亚土地上，古早味蛋糕店的故事，以奶茶店、美妆品牌和长租公寓的面貌重复上演。科技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今技术已能提供这样的便利：只需按下几个数字，勾选几个同意，然后用手机摄像头照一照脸，一整年的房屋租金就在几分钟内，出现在了银行账户里。地铁里的灯箱广告上，世界最大科技公司之一这样宣传着自己的小额贷款产品：王先生，施工队队长，37 岁，用我们的产品给女儿过生日。“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的像模像样。”

1969 年，大阪的几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消费金融协会，它们打通了用户数据，彻底解决了信贷业务最大的风险之一——“拆东墙补西墙” 的多头借款。科技的车轮滚滚，1993 年，和武富士同期发展起来的消费贷巨头 Acom，发明了一个形状貌似 ATM 的机器。想要借钱的用户，可以在上面自动完成贷款申请和签约。只要填写相关信息，机器上的单向摄像头就会点亮，来自公司信贷部门的员工和申请人完成交谈，就可以完成信用评分，把钱打进卡里。

很快，武富士也在街边放置了很多台无人签约机。那时，它们的放贷总额刚刚突破一兆日元，公司也成了行业头牌。《消失的日本大亨》里有这样一段描写：那些无人签约机浸泡在黑沉夜色中，偶尔屏幕会亮起，代言女星细川直美唱道：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转自：晚点LatePost，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