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魏忠贤与全球化:资本家绑架国家后的悲剧(下)
@话题虎:
栏目说明:小话不定期给大家分享有趣的故事,内容来源于网络,希望给您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出处:卢克文工作室 作者:卢克文 接上:魏忠贤与全球化:资本家绑架国家后的悲剧(上) 肆 当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白银经济已经养肥了江南士族。 天启画像 来看看整个明代读书人的大数据,全国各省进士前十名排序如下:浙江进士3697人,江西进士3114人,江苏进士2977人,福建进士2374人,山东进士1763人,河南进士1729人,河北进士1621人,四川进士1369人,山西进士1194人,安徽进士1169人。 前四名要么江南,要么沿海。而江南又以苏州为最多,一共出了1025名进士,第二名常州出了636人,杭州、松江、嘉兴都是400多人。 而从永乐到崇祯,阁臣164人里,浙江27人,江苏22人,江西22人,河北17人,山东13人,湖广12人,福建11人,河南10人,四川10人,安徽5人,广东5人,山西5人,广西2人,陕西2人,云南1人。 前三名也基本是江南人了。 大家看上面的数据,浙江、江苏是江南基本盘,福建靠海做外贸,这三个省都好理解,为什么有个奇葩江西明明是内陆省份,怎么也插在两份大数据里面? 因为江西做瓷器,瓷器是换白银的三大重要商品之一。 而浙江、江苏、福建代表的是丝绸和茶叶另两大商品,一起换来滚滚白银。 白银养肥了这些省份的土豪,土豪们集中优势教育资源,花高价请名师培养子孙后代,搞精英教育,这样他们的后代进入朝廷,又为自己的省份,自己的家族帮腔说话。 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你朱家人可以在上面世世代代做皇帝,但发下来的命令执不执行?听不听话?得看我们浙江、江苏、江西三省土豪的脸面。 你可以换掉某一个人,也可以砍死某一个人,但你再次选拔上来的人才,还是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考试牛逼,你没得选。 你总不能把整个文官集团都推平了吧?那非得天下大乱不可,没人替你干活了。 而我们在朝廷里的人,除了平时打卡上班,维护天下秩序,最重要最重要的底线,是绝不让朝廷征工商税和关税。 这些人在明朝后期越发活跃,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林党。 张居正改革的历史意义,一直是被拔高的,他只是将原有的农业税做大了,但也不敢动工商税,不敢对赚了大量南美、日本白银的商人们征税。 明朝的死亡本质就是财政问题,支出越来越高,原有那点可怜的税收维持不了帝国的运转,遇到外敌(满清)、天灾(小冰河、鼠疫)、内耗(无限发展的宗亲、党争)、再加上权贵阶级兼并土地使农民生存空间减少时,单薄的财政无法调动资源,就会摧枯拉朽引发连锁反应。 这里特别说一下,朱元璋为了保护子孙后代不工作有饭吃,给与的照顾太多太多,致始后代越生越多,到1602年时,皇室宗亲的开支居然占到了明代总开支的52.89%!这让其他百姓怎么活? 注意明代皇室宗亲的支出,占全国的开支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李自成才那么恨福王。 就像我反复讲过的,其实这世上,99%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国家层面,就叫财政问题。 大明朝急需增加收入。 但这份工作极其得罪人,皇帝不能亲自出面干,毕竟皇帝还要命令这些浙江人江苏人福建人江西人干活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不能搞太僵。 再说要是没搞好,激起群愤,事情总得有人背锅不是。 魏忠贤就这样被天启推到了最前台,他犹豫地回头看了一眼皇上,咽了口口水,撸起袖子就冲进了文官集团的汪洋大海里。 伍 在魏忠贤动手之前,我们来看一组明朝的财政数据。 《明会典》记载了万历年间的财政收入情况,我们以万历六年举例,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2652.7万两,其中农税2080.2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 农税占全国总收入的78.4%。 注意,此时农税交的大部分还是实物,白银只收了877.6万两,其它为米2073.3万石、麦587.6万石、草1414.2万束、丝绵317.4万两、白麻11.8万斤、棉花24.4万斤、茶叶21.4万斤、铁44.8万斤、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等。 明朝也不是不收工商税,是收得很少,税种有:盐课,一年收13.3万两;茶课,一年收2.6万两;冶课,一年收16.5万两;船钞商税,一年收45.7万两;其它收入18.9万两。 就这么点,没了。 到了替天启接盘的崇祯年间,农业税占到了明朝财政收入的81%,工商税占12%,想想还有那么多不用交税的士绅们的田地,可见农民们被盘剥得更厉害了。 不能开源那就节流啊,崇祯只好想办法裁员,撤掉了驿站经费,驿站系统崩溃,从事业单位失业的李自成,转身去做了反贼。 工商税如此之低,关税干脆没有,使国家财富大量流入到了江南、江西、福建豪族的腰包,比如那个茶课,茶叶是中国对外出口最重要的三大商品之一,政府一年他娘的才收2.6万两,是宋朝的百分之一。 那魏忠贤上台之后,有没有尽忠办事,将工商税收上来呢?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支持魏忠贤和反对魏忠贤的两路人马的论据都看了一遍,从我个人看到的信息来看,很遗憾,魏公公办事能力并不强,没收上来多少。 支持魏忠贤能收上工商税并为大明续命的人,都只是说他收了税,还搞定了辽宁军饷,但几乎都拿不出实际数据(我个人非常重视数据,我相信客观的数据更能反映真实情况),收了多少?什么税种?表述都很含糊,大多是一些情感上的言论,表达了对东林党的愤怒,好像更多是为了反对东林党而强推魏忠贤。 而一些其它不相关的整体数据,可以佐证魏忠贤其实功劳不大。 从万历末到天启到崇祯,大明系统就崩溃了,一直收不上税,国家财政数据狂跌,天启五年,这时候魏忠贤主政,税收收入是303.7万两(好惨),天启六年,税收收入是398万两,而崇祯元年,全国税收也是326万两白银,说明有没有魏忠贤,其实变化不大。 辽东军饷方面,魏忠贤主政时,天启五、六、七三年,分别是298万两、104万两、146万两,不仅没涨,整体上还下跌了。 注意,这些军饷数据并不是给足了的,辽东一直在欠饷,辽宁一年军饷要327万两,魏公公要是真的解决了江南工商税和关税的问题,怎么会让辽东欠饷? 我相信陕西人魏忠贤也想改变现状,他不是江南一系,个人性格狠毒狂妄,值得天启信赖,在后面的政治斗争中,魏忠贤对东林党汪文言、左光斗、杨涟等人施以酷刑,汪文言被活活打死,左光斗吃不消惨打死于狱中,杨涟被铁钉穿耳而亡,这些账魏公公应该是跑不掉的。 但要是不狠毒,天启也不敢用他解决收税问题,政治斗争又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人命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下一个结论:魏忠贤其实水平一般,他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影响也不大,实操过程中尝试过加工商税但也没见到什么效果。(看到部分资料说是只收到了中底层商人的税,没动大商人) 总之魏忠贤这个人,是被讨厌东林党的人过于拔高了。 但我也不想替东林党洗白,他们确实做得很过份。 还是用数据说话。 崇祯刚上台国家就凋蔽得不行,那326万两收入,扣掉前一年亏空实际只有200万两,而辽东军饷就要327万两,崇祯后面被逼急了,开始征收著名的“三饷”。 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的统称,意思是我们大明打满清、打李自成、练兵都没钱了,大家麻烦都出点钱啊。 其中辽饷大概收了九百万两,剿饷大概收了三百三十万两,练饷大概收了七百三十万两。(此处数据可能有误) 搞笑的是,收的又不是富得流油的土豪商人、达官贵人的钱,还是收普通农民的钱,底层民众本来就穷得没饭吃了,你还加税,这谁顶得住? 不去解决工商税和关税两大问题,反把钱摊到穷人身上,不是找死是什么? 而东林党居然在景况如此恶劣之时玩起了骚操作,苏州和松江这么富裕的地区,辽饷只要上交2.9万和1.2万白银,而河南高达21万白银,陕西达9万两左右。 穷的地方多征饷,富的地方反而少征饷,这是逼反了底层百姓,所以民末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主要在陕西河南这一带活动,就没见江南地区有人造反的。 崇祯最终搞不定这些根深蒂固的豪族,李自成进逼北京前,他求各路大臣捐款,结果他岳父周奎捐了一万三千两,首辅魏藻得捐了五百两,总共只凑了二十万两救急,李自成进城后,打得周奎哭爹喊娘,收了他全副身家几十车财产,光白银就缴到五十三万两。 满人入关后,顺治对外号称“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其实他那点田赋连云南省一个省的兵饷都不够,满清就继续学明朝征三饷,不过跟明末不一样的是,重点摊派到了江南地区,凡是不愿意交税的江南富豪,要么重罚要么直接抄家,再不听话的直接砍死,毫不客气,江南的税收一下占重到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二,几任皇帝连杀几遍,江南土豪的财富,慢慢流入到了北京满人家。 陆 哈佛大学曾经在公共课上点评张居正改革,认为白银货币化,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因为普通百姓卖东西可能会收到铜钱,但交税是用白银,后期白银涨价,铜钱换不到白银,老百姓交不起税,就只有造反。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后期随着海盗的崛起、西班牙的衰落、日本的闭关锁国,流入大明的白银确实越来越少,但据《剑桥中国史明代史》里各个学者的论据,白银完全中断差不多刚好是崇祯最后几年的事,而且江南、江西暴富,这期间,从万历到天启,都是有机会从民间到海关收到商人阶层的银子,没必要依赖向农民要钱。 我认为是大明的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 天灾人祸,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大明建立初期,朱元璋创建了一套他理想中的社会规范,他不准商人穿绸缎衣裳,对农民只收实物税,对贪污的官员剥皮实草,这些在大明后期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人为了改善生活,用美洲白银大量购买大明的商品时,朱元璋创建的社会系统就一定崩溃。 魏忠贤作为天启派出来的恶犬,想从新的国际贸易里收到财富增量,只不过是旧结构的垂死挣扎,富裕的东林党此时已经牢牢控制了国家的根基,从白银入手,狠抓教育控制文官系统,最终一统天下,朱家人政令难出紫禁城,国家的财富最终都流入了东南资本的手里。 斗不过东林党背后资本的官家,只能在财政危机时向其他省份的普通底层悲惨农民伸手要钱,将农民们逼上了绝路,才最终要了大明王朝的性命。 我一直觉得,魏忠贤和特朗普的历史使命十分相似。 到这篇文章发稿时,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27万亿美元,是其GDP的1.3倍。而美国的铁锈带工人,就好像明末时陕西、河南的农民,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当明末天启捧出魏忠贤出阵面对全球化危机时,美国的民众用选票捧出了特朗普迎战全球化给他们造成的危机。 两个政治素人几乎都是上场后一顿王八拳乱打,又凶又狠又狂妄,都对事情的根本格局产生不了任何重大效果。 两个人其实水平都一般,都不过是旧制度的垂死挣扎。 但不同的是,特朗普的生存环境相对要好很多,现在的美国还掌握着全球的铸币权,不像大明铸币权在别人手里,所以美国能撑得住现在的基本盘,特朗普的下场也不会像魏忠贤这么悲惨。 而中国,只是花了几百年,重新适应了全球化。 就像几百年前,中国制造横扫欧洲和美洲时一样,只要我们在制造业上继续像几百年前那么**派,不管是全球化,还是宇宙化,都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问题。 中国,不过是回到了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有的地位而已。 -- The End --- ... ...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网络自媒体,不代本人观点和立场。 请多多留言点赞,支持喔~!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
点赞
举报
登录后可参与评论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