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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鹏斩
2020-12-06

👍🏿👍🏿👍🏿

算法与数据崛起背后：大公司如何“操纵”美国？

1967年，天朝红旗招展。大洋彼岸，一个叫“波西米亚”的俱乐部，正在旧金山以北120公里的原始森林里聚会。在7月的最后两个星期，美国大公司的顶级富豪及权力阶层，在这里露营，吃喝玩乐吹牛逼。这年，还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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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x），在美国共和党的亿万富豪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出资下，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主导下，成立了一个叫“剑桥分析”的公司。他们推行一个叫“阿拉莫计划”的秘密行动，每天差不多花费100万美元在Facebook上给特朗普推送政治广告。特朗普或多或少依靠着窃来的数据，以算法、数据分析进行大众心理操控，在多个摇摆州险胜，赢者通吃规则下拿下了那些州的全部选票。舆论塑造过程中，和政治掺乎在一次就是大公司，剑桥分析正是利用从Facebook那买来的数据，利用选民个人信息监控他们，用心理剖绘手段大规模操控选民的情感反应，再到Facebook、YouTube上面去投放广告，通过潜意识影响和操控，拿下了“摇摆州”的选民。2012年，奥巴马连任竞选时，他的竞选办公室也依靠大数据分析，改变了美国历史上以往的电视广告投放策略，还筹集到10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并用这些资金制作出“摇摆州”选民的详细模型等等。他的竞选团队所作的每一个假设与推定，都以大数据分析做支持，最终赢得大选。这种手段被应用在很多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事上。如英国脱欧公投。2018年，“剑桥分析”为英国脱欧组织“离开欧盟”(Leave.EU)提供“摇摆”选民信息，并教他们怎样操纵选民。2018年之后，剑桥分析母公司SCL集团已经开始帮助训练北约和美国中情局、五角大楼等组织，利用信息来影响负有敌意的个人行为，比如劝说14-30岁的MSL不要加入基地组织。在政治宣传中，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玩遍了所有政治宣传花招，利用算法推送给人假新闻，煽动仇恨，让人在愤怒和恐惧中改变或加固某种观念，玩弄人的直觉。这种操纵，既可以挑起内战，也可以孤立某个群体，或放大群体之间的分歧。直白来说，科技大公司用算法统治用户，政党借助大公司获得大选。但一面又戒备这种力量。在当下，大公司算法与数据的作用却正在无可阻挡地崛起。03美国人或许从没在独裁政府下生活过，但却不得不活在公司独裁的阴影下。相对于政府，个人的生活更直接与公司相关。《独裁者手册》里，论述过一些美国公司的独裁手段。作者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发现了三个影响政治游戏的关键因素，即致胜联盟、实际选择人和名义选择人。套在金三胖政权的独裁制度里，并用大白话说，致胜联盟就是金三胖带领的亲信，在衷心于他统治的实际选择人——官僚体系的支持下，统治整个朝鲜的名义选择人——人民。这套理论套用在公司治理权上，致胜联盟代表着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核心管理成员和董事会，实际选择人集团代表的是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名义选择人是那些万千的股民。一个首席执行官要想在企业获得统治权，首先要干掉威胁他的竞争对手，给与致胜联盟好处，巩固这个集团，拉拢实际选择人集团。然而，他的利益极少会与作为名义选择人的股民相同，一个想坐稳治理权宝座的CEO，通常不管股民盈亏。所以，无论公司职员、普通股民，或者企业产品的消费者，都生活在一些大公司的阴影下。这些大公司，一方面用资本征服小企业和市场，一方面用产品的消费，让年轻人人进入他们的游戏规则，对他们进行非强制性驯化。人们在消费中，完成自我的阶层、集团定位。你能买得起怎样的物品，代表着你所处的阶层。因而形成一种消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力阶层和统治阶级用来实施非强制性驯化的最有效手段。04为了保住企业控制权，20世纪初，美国一些家族企业发明了“无表决权优先股和普通股”制度，即当下科技公司常见的“同股不同权”模式。比如，1925年，道奇兄弟公司向公众发行无表决权A类普通股，向控股股东发行有表决权B类普通股，一时引发激烈抨击。在Facebook，马克扎克伯格虽然股份低于20%，但掌握着60%的投票权。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曾说过，Facebook的董事会更像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而不是监督者，因为马克控制着大约60%的投票权。只有马克一个人可以决定如何配置Facebook的算法，它可以决定用户在他们的新闻推送中能看到什么，可以决定用户可以使用什么隐私设置。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扎克伯格对算法和数据的追求，使得Facebook几乎能以系统算法来操控用户，以及基于数据而垄断市场，它正在改变美国人的文化、影响选举、赋予民族主义领导人权力。美国共和党出身的总统们，就一直对大公司耿耿于怀。从1920年代的老罗斯福，到1980年代的里根，再到当前的特朗普，都执着于反垄断。美国历史上三次规模较大的反垄断，就发生在这三任总统任期内。20世纪初，老罗斯福的第一次反垄断浪潮针对的纯粹是大企业的托拉斯合众连横形态，比如拆解了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1980年代的第二次反垄断浪潮，垄断的形态已经转变为技术的独裁与压制，里根政府的反垄断大棒接连打击了AT&amp;T和IBM等公司。如今第三次反垄断血风腥雨，垄断的形式变成了数据与算法操控，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刚刚发布了一份400多页的反垄断调查报告，枪头指向谷歌、Facebook、苹果、亚马逊等公司。历史总是一次次寻找教训，又一次次跌倒在同一个地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新兴大公司继续势不可当地崛起，包括Facebook等科技大公司，他们让更多的财富笼络在大公司富豪手上，结果2019年美国前1%最富有的人口掌握了全美42.5%的财富。人们以为美国疫情期间的抗议活动和暴力骚乱交织，是防疫失控和种族歧视的问题，更大的原因却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source":"lsy1575522951062","collect":0,"html":"<!DO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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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source_url":"https://mp.weixin.qq.com/s/zzkPChzPb7BMqt4cn4iGUQ","is_english":false,"share_image_url":"https://static.laohu8.com/e9f99090a1c2ed51c021029395664489","article_id":"1150102278","content_text":"1967年，天朝红旗招展。大洋彼岸，一个叫“波西米亚”的俱乐部，正在旧金山以北120公里的原始森林里聚会。在7月的最后两个星期，美国大公司的顶级富豪及权力阶层，在这里露营，吃喝玩乐吹牛逼。这年，还是法国总统戴高乐迷弟的尼克松正在波西米亚丛林，一番娱乐休闲中，尼克松对着一众顶层精英，发表了一番演讲。后来在回忆录里他说，这是一场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令自己满意和愉悦的演讲。而后，尼克松获得了这些顶级阶层的支持。乃至里根都答应不和他在党内初选时与他竞争。一年后，他当选了总统。32年后的1999年，卸任总统已6年的老布什，将他的儿子小布什带到了波西米亚丛林，介绍给俱乐部的人，很快，这些人又帮助小布什一年后当选了总统。在这个波西米亚丛林里，通过“湖畔演讲”而走向权力巅峰的还包括1927年的胡佛，1951年的艾森豪威尔。1970年的美国800强公司里，29%的公司至少有一位高管或董事参加过波西米亚丛林的聚会，排名前25的工业公司里有23家公司高管参加过。这些经济社会的顶级阶层，喜欢在聚会里用扮女人、讲荤段子，来增强阶级团结和排外、确认对彼此的信任。握住美国命运的，就是这样一批人。1930年，1%的人群掌握着美国40.3%的财富，到70年代中期，因股市暴跌，这一数据有所下滑。到2010年。前1%的人又掌握了42%的金融财富，5%的人极富群体掌握着美国72%的金融财富。波西米亚丛林那帮人，就是1%的代表。01为什么日本、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远远不如美国大？回答这一问题，从美国的大公司说起。1836年，美国纽约20家最大银行里的18家、10最大保险公司和10家铁路公司组成了一个共同网络，1845年，一个80位波士顿富豪组成的团体，控制了31家纺织公司，规模占据了美国纺织业的20%。它们在19世纪末的反“托拉斯”垄断运动中，用组织的形态，彼此调节不利于彼此牟利的竞争，并用组织对抗中产阶级的反托拉斯运动、农场主和社会改革。威廉·多姆霍夫的《谁统治美国？》一书中，将这些团体组织，称为“公司共同体”。从那时起，美国的大公司如银行及农业综合企业形成了一个公司共同体，在感兴趣的政策上左右着美国联邦政府。公司共同体在逐渐形成阶级的过程中，和普通中产阶层、劳工阶层，形成了利益对抗的局势。在美国，站在大公司对立面的是自由派——劳工联盟，他们在政策制定中角力，都想左右国家政策的走向。这种冲突，被描述为阶级冲突最合适。因为二者的在政策中的角力，通常是对工资与利润分配、税率和累进税制、工会的作用及商业受政府监管的程度等议题上的冲突。自由派——劳工联盟，希望向雇员发放更高的工资，让富人承受更高的税率，而大公司的富豪们，当然想利益最大化，通常痛恨工会，认为这些措施危及个人自由，市场效率。公司共同体最大的本事，是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手段很多，比如资助或控制智库、基金会及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董事会，通过它们完成影响力上达；再比如，通过报告、公关部门、志愿团体、教育机构和大众媒体，去塑造民意。其中最典型的手段是通过资助总统竞选，获得政治回报。19世纪70年代起，“公司”这一组织开始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主要力量，美国国会两院的多数派都成为亲公司派。在波西米亚俱乐部，富豪家族通过巨额资金资助总统候选人参选，成功后获得利于自身产业发展的政策。所以，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大公司和权力阶层，美国的自由派——劳工联盟虽然发挥了一定的权力制衡作用，但影响却不如前者大。《谁统治美国？》列举的数据显示，1965年至2011年，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差异，由42倍扩大到380倍。这就是自由派——劳工联盟制衡失败的佐证。02进入21世纪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之前依靠塑造舆论网络来操控政策、政治的手段，在大数据的操控下，已经变化了方式，权力阶层不再费尽心思去布局，通过控制数据和个人信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达成他们操控政策的目的。这种现象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再典型不过了。2013年，37岁的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在美国共和党的亿万富豪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出资下，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主导下，成立了一个叫“剑桥分析”的公司。他们推行一个叫“阿拉莫计划”的秘密行动，每天差不多花费100万美元在Facebook上给特朗普推送政治广告。特朗普或多或少依靠着窃来的数据，以算法、数据分析进行大众心理操控，在多个摇摆州险胜，赢者通吃规则下拿下了那些州的全部选票。舆论塑造过程中，和政治掺乎在一次就是大公司，剑桥分析正是利用从Facebook那买来的数据，利用选民个人信息监控他们，用心理剖绘手段大规模操控选民的情感反应，再到Facebook、YouTube上面去投放广告，通过潜意识影响和操控，拿下了“摇摆州”的选民。2012年，奥巴马连任竞选时，他的竞选办公室也依靠大数据分析，改变了美国历史上以往的电视广告投放策略，还筹集到10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并用这些资金制作出“摇摆州”选民的详细模型等等。他的竞选团队所作的每一个假设与推定，都以大数据分析做支持，最终赢得大选。这种手段被应用在很多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事上。如英国脱欧公投。2018年，“剑桥分析”为英国脱欧组织“离开欧盟”(Leave.EU)提供“摇摆”选民信息，并教他们怎样操纵选民。2018年之后，剑桥分析母公司SCL集团已经开始帮助训练北约和美国中情局、五角大楼等组织，利用信息来影响负有敌意的个人行为，比如劝说14-30岁的MSL不要加入基地组织。在政治宣传中，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玩遍了所有政治宣传花招，利用算法推送给人假新闻，煽动仇恨，让人在愤怒和恐惧中改变或加固某种观念，玩弄人的直觉。这种操纵，既可以挑起内战，也可以孤立某个群体，或放大群体之间的分歧。直白来说，科技大公司用算法统治用户，政党借助大公司获得大选。但一面又戒备这种力量。在当下，大公司算法与数据的作用却正在无可阻挡地崛起。03美国人或许从没在独裁政府下生活过，但却不得不活在公司独裁的阴影下。相对于政府，个人的生活更直接与公司相关。《独裁者手册》里，论述过一些美国公司的独裁手段。作者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发现了三个影响政治游戏的关键因素，即致胜联盟、实际选择人和名义选择人。套在金三胖政权的独裁制度里，并用大白话说，致胜联盟就是金三胖带领的亲信，在衷心于他统治的实际选择人——官僚体系的支持下，统治整个朝鲜的名义选择人——人民。这套理论套用在公司治理权上，致胜联盟代表着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核心管理成员和董事会，实际选择人集团代表的是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名义选择人是那些万千的股民。一个首席执行官要想在企业获得统治权，首先要干掉威胁他的竞争对手，给与致胜联盟好处，巩固这个集团，拉拢实际选择人集团。然而，他的利益极少会与作为名义选择人的股民相同，一个想坐稳治理权宝座的CEO，通常不管股民盈亏。所以，无论公司职员、普通股民，或者企业产品的消费者，都生活在一些大公司的阴影下。这些大公司，一方面用资本征服小企业和市场，一方面用产品的消费，让年轻人人进入他们的游戏规则，对他们进行非强制性驯化。人们在消费中，完成自我的阶层、集团定位。你能买得起怎样的物品，代表着你所处的阶层。因而形成一种消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力阶层和统治阶级用来实施非强制性驯化的最有效手段。04为了保住企业控制权，20世纪初，美国一些家族企业发明了“无表决权优先股和普通股”制度，即当下科技公司常见的“同股不同权”模式。比如，1925年，道奇兄弟公司向公众发行无表决权A类普通股，向控股股东发行有表决权B类普通股，一时引发激烈抨击。在Facebook，马克扎克伯格虽然股份低于20%，但掌握着60%的投票权。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曾说过，Facebook的董事会更像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而不是监督者，因为马克控制着大约60%的投票权。只有马克一个人可以决定如何配置Facebook的算法，它可以决定用户在他们的新闻推送中能看到什么，可以决定用户可以使用什么隐私设置。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扎克伯格对算法和数据的追求，使得Facebook几乎能以系统算法来操控用户，以及基于数据而垄断市场，它正在改变美国人的文化、影响选举、赋予民族主义领导人权力。美国共和党出身的总统们，就一直对大公司耿耿于怀。从1920年代的老罗斯福，到1980年代的里根，再到当前的特朗普，都执着于反垄断。美国历史上三次规模较大的反垄断，就发生在这三任总统任期内。20世纪初，老罗斯福的第一次反垄断浪潮针对的纯粹是大企业的托拉斯合众连横形态，比如拆解了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1980年代的第二次反垄断浪潮，垄断的形态已经转变为技术的独裁与压制，里根政府的反垄断大棒接连打击了AT&T和IBM等公司。如今第三次反垄断血风腥雨，垄断的形式变成了数据与算法操控，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刚刚发布了一份400多页的反垄断调查报告，枪头指向谷歌、Facebook、苹果、亚马逊等公司。历史总是一次次寻找教训，又一次次跌倒在同一个地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新兴大公司继续势不可当地崛起，包括Facebook等科技大公司，他们让更多的财富笼络在大公司富豪手上，结果2019年美国前1%最富有的人口掌握了全美42.5%的财富。人们以为美国疫情期间的抗议活动和暴力骚乱交织，是防疫失控和种族歧视的问题，更大的原因却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news_type":1},"isVote":1,"tweetType":1,"viewCount":450,"commentLimit":10,"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symbols":[],"verified":2,"subType":0,"readableState":1,"langContent":"EN","currentLanguage":"EN","warmUpFlag":false,"orderFlag":false,"shareable":true,"causeOfNotShareable":"","featuresForAnalytics":[],"commentAndTweetFlag":false,"andRepostAutoSelectedFlag":false,"upFlag":false,"length":12,"xxTargetLangEnum":"ORIG"},"commentList":[],"hasMoreComment":false,"orderTyp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