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在儒家文化圈，尤其是东亚三大卷王，都经历了漫长的“地契至上”历史时期，从帝王、到领主、到寒门地主、到底层民众等等，整个统治架构、利益链条，都和“地契”深度捆绑，仿佛就是地契的权力与义务的合约体系，房地产作为地契上衍生的主要土木工程产物，也与儒家文化体系下的家庭婚姻、孝道、血脉繁衍、祭祀、礼仪、荣誉、战争深度绑定。这套体系持续时间远比较晚进入封建统治却较早进入航海时代的西方城堡时代漫长，其通过社会机制筛选产生的结果持续影响着儒家文化圈的经济活动，一直到今天。

儒家文化圈里的 东亚三大卷王，大中华区、日本、韩国，在进入现代央行主权信用货币阶段后，都经历了离奇的不动产价格暴涨过程，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遗留问题。甚至在西方国家的东亚裔移民也是以热衷于投资不动产而闻名。

古代地契文物上往往有各级官府部门的公章。任何相关法律行为都极其郑重

儒家社会的诸多观念会促使居民储蓄优先流向房地产，而非其他优质资产。而且儒家社会的偏保守性格导致其对于新兴优质资产，比如加密货币、美股蓝筹等，接纳速度更慢。

东亚三卷王对生育子嗣的主观追求也一直持续到各自工业化的中期，即便在女权主义兴起的初期中期依然保持人口净增长延迟了不动产熊市的到来。

儒家社会国家机器对于人口数量的极致追求导致儒家文明地区的人口密度长期高于同时期西方社会。这都为后来城市化过程中不动产价格飞涨埋下了伏笔。

若从社会学来分析论证，恐怕几十万字的论文都不够，这里又短文简短说下：

儒家文化体系经过漫长的发展完善，从社会治理、道德体系、利益链条、权力义务规则、财富分配机制等等社会学各方面都是坚固森严的，即便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这套体系也影响了很长的时间。算下来儒家体系对其文化圈下的人类个体们进行了大概80代到120代人的种群筛选。

任何筛选机制，在筛选迭代次数足够多的情况下，都会改变种群特征。比如前苏联对于狐狸的试验，从每一代狐狸幼崽中筛选出性格亲人的狐狸，只是经过40代的筛选，就足以筛选出性格和萨摩耶一样温顺亲人的狐狸。

几千年的儒家封建历程：那些对土地没有眷恋的个体、对地契不够贪婪的个体、不愿意置办田产的个体、对高墙大院不羡慕的个体、对娶妻生子不积极的个体、不够吃苦耐劳或者说不够卷的个体、不愿意和媒人接洽的清高丈母娘，等等，在这套体系的漫长历史筛选下都难以获得足够稳定的社会资源以繁衍后代，严重的甚至获罪而自身难保。甚至在一些朝代，晚婚就是父母的罪责，流动商贩在多数朝代都地位极低，难以受到法律有效保护。无论是《商君书》还是德川幕府的御民术，都能看到针对性的措施。

甚至在一些社会环境极端严酷的时代（比如历代王朝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土地兼并期，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治安恶化，弱肉强食），对于纳妾不积极的个体、对于嫁入高门大户不积极的家庭，对于不把宅院修成坞堡的个体，都可能产生基因层面的断代。

这套体系需要人们积极地婚娶嫁人、积极地繁育人口、贪婪地置办房产地契、土木工程发烧友式地升级宅院、忍耐力极高地耕作、积极地履行家庭义务。每个环节几乎都能和地契、家族关系、繁衍子嗣紧密相联。

即便是作为统治者的各级地主集团，从皇帝、王、领主、士大夫、高级武士，到乡绅，也是被一整套价值体系束缚，享受权力的同时，也不得不去履行各种义务。而且无论出于主观欲望或者被动要求，娶妻娶妾买婢生子的任务和需求甚至更重。

儒家封建统治的设计者不会只用大棒约束人，也会赋予权力上的一点胡罗卜：父权制也因此完善并强化。父权在拥有家庭内部绝对权力的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在多数朝代的生产力下，每娶一房妻妾，除了给老丈人的彩礼，建造这一房妻妾子嗣所需的房宅以及置办对应产粮石数所需的田地，所需要消耗的生产力和财富，就足以压倒绝大多数寒门阶层以下的自由农的前半生了，他们的一生除了给国家、领主服徭役，剩下的所有产出都花在娶妻生子，其中的核心成本就是购置并拓荒建造不动产，而反过来，大多数古人的产出亦是依赖于不动产里的田产。少数城关里的民众，可能会有房屋店铺租金、买卖等额外收入。

这种漫长的筛选让一些喜好深入基因，即便是帝王出生，也会经常听不见劝谏而去大兴土木建造别院离宫，服兵役过程中凭战功逆袭草民在升官封侯后，通常会迅速花掉朝廷赏赐在老家兴建高门大院。

对于农奴、奴隶、贱民、白丁等阶层，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娶妻生子的机会的。抛开国家机器顶层的贵族和士大夫集团，多数领主、地主们看似娶的妻妾房数多，繁衍的后代多，其对应的人生成本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这不仅仅是每多一房妻妾就多出一套不动产和聘礼的问题了，对应的不动产的规格、装修家具还要符合对应礼制的封建等级。关于这一点，考古经济学在研究很多古代名著时衍生出了不少课题，结果发现，士大夫阶层中很早就出现了因不堪压力而导致的逃婚现象、拒绝纳妾现象，甚至有的官员是因为皇权问责的压力才同意纳妾生儿子延续香火，为皇子、为士林天下做出道德表率，果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儒家社会的道德支柱之一。

正是富裕阶层的纳妾行为的向下的挤压，使得底层在娶妻时面对失衡的性别比例，只要是服从儒家文化体系的筛选，自然会在不动产置办这个重要环节演化出攀比之风，谁的地契更多、谁的宅院更高大，谁才有理由让媒人牵线，“里子”/“面子”互为表里，“门第“一词的产生也和不动产有关。晚婚罪责罚泛滥的时期，往往也是贫富差距严重的时期。

湖北农村保留下里的清朝时期的地主大院，主人有功名，最多时有170个房间，足够容下10多房妻妾子嗣和下人，院落具备一定的防御工事

现代道德观谈及古代儒家父权家庭架构下的一夫一妻多妾（多婢）制度时，常常忽略了那种家族使命感重压下的无奈，儒家封建体系下的名门望族概念中的“大房”，“二房”，“三房”，“青州房”，“安平房”等概念，不仅仅是代表血脉支系和祖宅宗祠，也是在用历史事实说明家族人多则势力大，朝中和地方上的关系也就多，所谓内卷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朝鲜王朝中后期的残班现象，本质就是两班阶层各家族生育内卷的结果。

即便东亚三国在各自完成工业化的历史时期，依然有一些延续多年的惯性现象只能用儒家社会筛选结果去解释，市场资金对不动产的优先选择就是这个惯性现象的产物。

父权在追求繁衍子嗣、孝道、地契至上、家族关系、家庭责任里扮演了枢纽角色。

这一切由漫长历史筛选出来的果实，在步入工业化后期后会逐渐消退，但过程缓慢，直到一个破口的出现，才有了迅速崩解的趋势，这个破口就是——“打拳”，也就是女权主义中出现极端女权主义时，产生“女拳”，同时促使对立阵营会出现“男拳”。

“女拳” 当然是希望瓦解父权的。而相伴相生的“男权主义”在反内卷的新文化浪潮下，衍生出了个性鲜明的亚文化，比如躺平、不婚、不育、只取悦自己、拒绝当舔狗、抵制捞女、钝感力等等，在消费观上也衍生出了“他经济”，可以给自己买$英伟达(NVDA)$   4090 显卡，但绝不能给女生买口红。

对于不少男孩子来说，买一件4090显卡取悦自己，也就意味着两个月内都不可能请女孩子吃饭买奶茶看电影了，在父权道德体系下，这属于玩物丧志

待“男权”演化到“男拳”时，衍生出了打拳流量经济、抵制一切龟男行为。房地产行业的某些广告宣传口号也在“男拳”批判之列。正所谓买房可以，但那是买给自己的，如买房不划算，那就租房。任何暗示男性掏钱给女性消费的产品营销都在批判范围之内。

“女拳”和“男拳”堪比现在美国的两党政治极化，彼此刺激对方的情绪，从而更加对立。

女权从抨击父权演化到仇男，侵蚀父权的权力。当男拳打到仇女地步时，侵蚀父权的义务，不管是非暴力不合作，还是自卫反击，无形之中也是把儒家文化下的父权的家族责任给边缘化了。

关于“打拳”的现象，笔者也是在“京东杨笠”事件后才有所了解的。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

看到杨笠反驳邓紫棋的场面，意识到古老的儒家社会共识被撕裂，量变也许需要很久，但质变可能只需要两三年

在 “京东杨笠事件”之前，我并不知道杨笠是谁。直到突然有一天，群里的朋友突然告知大家赶紧赎回在京东金融的理财，说很多人都在赎回，怕万一出现挤兑，我起初一头雾水，跟踪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才知道杨笠的言论及其站台京东“双十一”而引发的舆论争端。

笔者在京东钱包上有点零钱，在京东金融也有一点理财，作用有点类似于支付宝理财，虽然不多，怕发生挤兑踩踏，但也不敢存在京东金融了。

之后几天接连看到有关京东从银行借钱的网络传闻，传闻也许不是真的，但笔者天生对于债权/储蓄性质的理财是比较警觉的，根据无风不起浪的规律，我的风险意识本能性提升。之后关于京东这家公司本身管理上的问题，网上各种舆论已经从各个角度深入讨论很多了。这里就不说了。

于是买入了京东的看跌期权，也就几张put，算是给自己的京东理财做风险对冲。毕竟这些年在京东消费了十几万，也算对得起京东了。

笔者本文想讨论的是，既然男女两大阵营互相“打拳”的萌芽力量仅仅几天就可以让京东受到如此大的冲击。

那么，当未来“打拳”行为的范围更深广、烈度更大时，“打拳”波及到的可就绝不仅仅是京东集团了。

发展到男性仇女，女性仇男之时，父权瓦解了，不动产也就堪忧了。

于是笔者加大力度研究了如今全球“打拳”烈度最高的国家——韩国。

根据孙正义的“时光机器”理论，某种程度上，韩国今天发生的很多事很多现象将来也会发生在中国大陆。

韩国在1960~1980年代，进行了漫长的计划生育，由于儒家文化思想与计划生育的冲突，以及B超技术在民间的滥用，韩国整整一代人出现了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的现象。

从1960到1980年代出生的大批人口男多女少现象，是通过几十年的外国新娘以及人口移民才抹平的。与此同时，随着军政府统治的结束，女性平权思想迅速普及到韩国。

今天，中国婚姻市场上出现的事情，韩国也经历过了类似的阶段。

1990年代到2010年的韩国，婚房需求不断推升韩国的房地产。即便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濒临国家破产，韩国房地产也很快在2年后复苏，烂尾项目得到了迅速且妥善的处理。

可见，在青年人群结婚的高峰期下，婚房对于地产的动力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韩国房价并没有随着东亚地区其他房地产那样进入新一轮上涨，而是进入了长达9年的停滞期。整体跑输通货膨胀，甚至下跌。

首尔都市圈房价的走势已经算是韩国最坚挺的了

韩国接近一半的人口，60%的年轻人，超过一半的GDP都集中在狭小的首尔都市圈，也就是首尔、仁川、京畿道大部，在狭小的汉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其中还不都是平原地区，按理说韩国应该是炒房者的天堂，可是从近些年炒房回报率来看，远不及预期。

泛首尔都市圈的平原地区只有汉江中下游的不到1万平方公里土地。按理说炒房的可持续潜力应该是超过台北的

不同的经济学家都会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这段韩国房地产的低谷期、滞涨期。

笔者从“打拳”解释这一现象，大概2010年开始，韩国女权主义舆论随着互联网大潮崛起，与此同时，韩版精致女权主义也随着女主爽文版的韩剧席卷世界，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韩国本土。韩国的男权主义也在对立中影响到了韩国政党选举，韩国保守党派可以通过一些儒家传统道德衍生出的法律法规诉求 吸引男权组织的选票。

凡是对立政治，总会发展出“你左，我比你更左，你右，我比你更右”的现象，

随着极端女权社群Megalia、Haeil等的出现，男权社群也是雨后春笋帮出现。根据笔者从一个讲叫做“Dang Dang We”的男权社群上看到的消息，把钱和时间花在娶妻结婚上的男性往往会被鄙视，一些韩剧的编剧也是被各种深挖调侃，除了打拳，剩下的共同爱好就是炒币。

韩国极端女拳组织的阉割男婴事件使得对立进一步升级。

韩国女星金泰妍被黑粉骂到患抑郁症事件背后，也有男拳网民的影子

正所谓极左和极右最后互通，男拳和女拳都在 瓦解父权上共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都抵制婚姻，人口预期崩塌，急坏了韩国政府，也难怪最近韩国爆出了地方政府暗示中学老师给与男女学生独处时间这样的消息。如今的韩国楼市就算韩国政府放松货币政策也难有回暖迹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回报率远高于房产的优秀资产会涌现。即便在儒家文化体系下走过了2000多年的韩国，一旦父权机制在男拳女拳互博下暗淡，社会资金将从楼市中抽离，涌向回报率更高的资产。今天的韩国年轻人不仅热衷炒币，也是海外股市的重要玩家。

在中国大陆，即便投资选项并不丰富，资金也不一定非要流入到某种资产。随着社会发展，供人消遣的爱好也逐渐丰富多彩，骑行、钓鱼、攀爬、打游戏、刷短视频、收藏文玩艺术品等等各种上瘾爱好都足以满足男性们的多巴胺依赖，炒股也是会上瘾的，其多巴胺奖励机制足以让很多男性对异性逐渐失去兴趣，每天沉迷研究各种数据信息。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小众赛道的爱好需求也在迅速崛起，有些甚至闻所未闻，比如收藏中草药、搜藏钱包等等。

如果说女拳男拳双双将舆论塑造成厌恶结婚，那么起码很多人还有性欲作为最后的动力，可当一些新兴爱好的强烈多巴胺取代性需求时，中国就算严厉扫黄也改变不了年轻人不婚不育了，父权机制就被掏空了，父权纽带下的家庭关系、繁育子嗣、购房置产等等，最后会是消退，未来难以想象。

总之，当社会资金不再优先流入不动产时，是该调整财产配置了。儒家社会的老一代人的固有思维是不动产优于现金，其他的甚至不能算资产，出卖祖产地契被视为给祖荫蒙羞的行为，重金买下他人地契则被视为给本房支系光宗耀祖的行为。但总有一些家族的长辈拥有超越同龄人的眼光与胆识，选择接受时代的变迁和新事物，这样的家族往往会通过资产配置的调整在时代大潮下为家族后代谋取更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