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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马云捅了一个「马蜂窝」。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炮轰传统银行是「当铺思想」；嘲讽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扼杀创新；指出中国金融问题不是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

马云的演讲激起了人们对旧金融与新金融、旧体系与新技术的争论。

第一天，网友感慨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火花四溅的演讲了，纷纷力挺马云敢于对银行开火。

第二天，舆情反转，指责马云外行、无知、傲慢，为蚂蚁上市造势不择手段，讽刺蚂蚁为「蚂蝗」。代表性的言论有「谁都可以抱怨，唯独蚂蚁不应该」，「过去是1%的人控制了90%的财富，未来是1%的人控制了120%的财富，因为其他人都欠着花呗、借呗」。

可惜的是，舆论的噪音淹没了根本性问题的探索。本文以信贷货币的介入方式，探讨货币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揭示蚂蚁集团的野心。

本文目录：

一、货币的逻辑

二、蚂蚁的野心

三、赢家的敬畏

01 货币的逻辑

马云称「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什么叫当铺思维？当铺思维就是以资产抵押为信用发放信贷。

当铺思维背后隐藏着当今货币经济时代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颇为单一——商业银行主要以抵押资产为信用发放信贷。如今大部分货币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的，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建立了一个经济逻辑：「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

这种单一的货币介入方式以及经济逻辑是否存在问题？

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成长性很好的科技企业，但是因没有固定资产抵押，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初创期的腾讯就遭遇这种情况。另外一个人是普通白领，早期低价买入了一套房，他将其这套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然后用这笔贷款购置第二套房。

从直觉来看，现有的银行体系最起码有几点不合理：一是银行信贷只以或主要以固定资产抵押发放是不合理的，真正需要贷款的企业却无法获得；二是银行信贷没有支持实体经济与技术创新，反而助长了金融投机和资产泡沫；三是先获得货币的人比后获得货币的人更有优势，从而造成财富不公。

下面我用科斯定律和坎蒂隆效应来分析这个问题。

根据科斯定律，「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经济逻辑没有问题。科斯定律说的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的情况下，不管初始的权利配置如何，市场交易最终会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有一个通俗的表述是资源不管被谁拥有，它最终都会落到使用价值最高的人手上。

比如，果农种植的水果，最优质的往往出口到发达国家，次级的水果留给自己食用。又如，初恋女友倾国倾城，两人开始相爱，但以分手收场，她最后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男人（扎心）。

回到科技企业这个例子。科技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但依然有可能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比如，初创期的腾讯在银行碰壁，但IDG和李泽楷分别购买了腾讯20%的股份，马化腾因此获得220万美元的投资。

科斯定律的逻辑是，价格是一组发现程序。即便最开始，银行只给有产者提供信贷，但这并不重要。资金永不眠，总是在寻觅机会，信贷经过「兜兜转转」最终会找到有价值的你。就像，马化腾遇到IDG和李泽楷一样。

但是，科斯定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极为重要，但又不是太严谨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与交易相关的一切费用，比如信息搜索、讨价还价、合约签署、法律监督等。

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交易费用相对较低的市场，比较接近科斯定律。在美国，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发达，创业者即便不能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贷款，也可以从投资银行中获得投资。IDG就是一家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它投资了中国的腾讯、百度、搜狐、小米、美团、金蝶、携程等600多家科技公司。

投资银行的钱从哪里来？他们的钱主要来自私人募集，但这些钱的源头都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不管最初发给谁，在平滑的市场中，最终会流向有价值的企业。

但是，如果交易费用很高，情况则不同。科斯定律也说到，如果交易费用很高，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同时市场无法达到最优效率。

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交易费用高的情况。

在交易费用高的市场中，货币流通是非均衡性的，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最先得到货币，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经济学历史上，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最早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坎蒂隆是一位金融投机家，他与约翰·罗关系密切，并在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危机中获得巨额财富。这位金融投机家以敏锐的观察，在《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货币介入的方式不同，以及不同的人持有货币，对价格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1】。

坎蒂隆观察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这一观点不同于货币中性。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坎蒂隆还进一步指出，最先拿到货币的人推高了价格，对不持有货币的人构成财富掠夺【1】。凯恩斯在其早期的《货币论》中也指出，通胀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2】。

比如，增发1万亿货币，商业银行率先给了有抵押物的房地产企业、大型企业和业主，或中央银行直接以购买资产的方式注入股市、债市。这会推高房地产及金融资产的价格，相当于洗劫了无产者的财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坎蒂隆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最初的信贷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可能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加剧，资金会逐渐或快速流入其它市场，比如科技企业。

但是，现实中，扭曲的金融制度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创造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抬高了交易费用，阻断了货币流通，导致货币长期「滞留」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扭曲的金融制度具体来说有两点：

一是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为信用发放贷款，导致商业银行与房地产深度捆绑，信贷货币沦为「土地本位」。

二是中央银行实施「最后贷款人」原则，一旦金融危机爆发，便出手施救商业银行和大型地产公司；同时创造巨额的「多余」货币。

这就诱发了道德风险，「大而不倒」，「泡沫刚性」，投资者对房地产建立只涨不能跌的信仰，资金对政府建立了救市心态。比如，大疫之年，大规模的货币硬撑中房，推动美股V型反弹。资金重返「案发现场」，坚守「国之重器」。

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的割裂表现在一些家庭中：男人拿钱创业，办工厂，折腾几年老本亏光。女人拿钱买房子，家庭地位飙升。

所以，在扭曲的金融制度和高交易费用的环境下，信贷货币以固定资产为抵押的单一介入方式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经济逻辑正在诱发风险：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助长泡沫，阻碍创新，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不公。

我们常说货币超发是财富洗劫的过程，其实，在高交易费用下的信贷货币单一介入方式中（前提），货币发行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洗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