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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合肥模式”？

英国的《经济学人》曾经有这样一篇报道：漫步“量子大道”，看到的是世界上分布最集中的一批尖端科技企业。数十家公司撑起了几年前还不存在的一条量子计算产业链，这片区域存在不到10年时间，却触及到地球上最先进的商业化技术，而他们聚集在一个看似不太可能汇聚高新技术企业的地点：安徽合肥。

而合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独树一帜地将地方政府投资与民营企业相结合的做法，一些人称之为“合肥模式”。

上个月经济学家张晓晶也提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采用“合肥模式”。事实上，中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城市在采用合肥模式了。大到北上广深，小到五线小城，都已经在将合肥模式作为未来的发展路径。

合肥模式到底是什么？

这就要聊聊中国城市发展的另外两个模式——深圳模式和温州模式。

在这两个模式里面，政府扮演的都是经济辅助型的角色。深圳模式的核心是吸引外资，政府只是创造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营商条件，而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主导地位的是外资和外企。而到了温州模式，主导从外资转为了民营企业，比如广为流传的江南皮革制造厂。

经过了两个阶段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崛起，从通讯网络、智能手机到基建、交通工具等等。到这里，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记下来就要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引导产业往更高质量、高复制的高新技术产业去转型。而这些产业无疑都是需要用钱砸出来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在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是在这个时候，“合肥模式”应运而生。

在这个模式里，政府的作用不再只是提供优惠的政策，而是直接提供给企业资金，以股权或者是资金注入的方式，直接参与企业的运作，最终换取整个新兴产业链的落地。

而合肥以“投”出名，都要归功于三个故事…

2008年，合肥拿出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引进当时亏损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一举打破新型显示器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

2016年，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合作启动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存储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为国家在该领域打开全新局面。

2020年，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筹资70亿元，帮助蔚来走出“至暗时刻”。之后，随着比亚迪、大众等龙头及配套企业先后进驻，一座“新能源汽车之都”正在崛起…

蔚来生产线

合肥作为一个后起之秀，比传统招商，肯定比不过那些实力雄厚的老牌一线城市，于是摸索出了一条以“投”代“引”的独特道路。也是这套模式和这三场“豪赌”，让合肥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中国最牛风投城市”、“中国赌城”。

实际上，合肥不是风投是产投，也不是赌博而是拼搏。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和谐共振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兰小欢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

而合肥能够成为大家口中“最牛风投城市”，正是对这个观点的有力佐证。

在合肥一条一条新兴产业链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效与市场机制结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深度参与者的作用。

合肥用首创的以“投”带“引”模式，发挥金融促进作用。今年以来，国有“基金丛林”规模1800亿元，较2022年年底增资14.5%，通过“母基金直投、参股基金返投、关联基金投资、社会资本出资”的方式，合肥加快招引新型储能产业上下游项目，先后推动大恒智能能源制造基地、上海电气1GW储能液流电池项目等落地。

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合肥培育出了从半导体显示产业到集成电路产业，从新能源汽车领域到先进光伏及新型储能的产业集群。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今在合肥工业产值中占比超过56%，而在2013年时这一比例还不到27%。

积极有为的合肥用实践证明，以“投”代“引”，成为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就是最好的招商引资。而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城市的日新月异，也证明了，合肥模式是成功的，是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的当下极具可行性的新路子。

一时之间，各地都开始学习借鉴合肥模式，远在欧洲的英媒分析他们，上广深这样的实力雄厚的一线城市借鉴他们，甚至一些五线小城也开始学习他们。

而在全国都开始学习合肥模式之后，合肥又开始悄然升级了。从产投到创投，一项新计划已经在合肥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而这一理念现在在合肥被概括为创投城市计划，外界称之为合肥模式2.0。

合肥的“先手棋”

站在2023年末，回首两百多年的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国两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饱尝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吃尽了处在“微笑曲线”低端的苦头。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全球进入到一个创新密集时代。在这个时候，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下好了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历史的教训、当下的趋势，都告诉我们，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生产力。自今年9月首次提出以来，“新质生产力”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成为2023年十大流行语榜首。而其实在这一热词出现之前，合肥就早已落下布局未来产业的“先手棋”。

在合肥高新区，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短短几百米，聚集着国仪量子、问天量子、本源量子等诸多以“量子”命名的科技企业，涵盖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多个领域。

在空天信息产业领域，随着航天宏图、银河航天、北航天宇等一批龙头企业相继落地、运营，合肥已初步形成航天产品设计、制造、集成、测试、试验及信息服务的全产业链框架。

浏览合肥的产业图谱，从早期打造的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芯屏汽合”标志性产业，到发展城市应急安全、智能终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急终生智”产业，几乎囊括重点新兴产业。

如今，合肥平均每天有五家高新技术企业诞生。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智能语音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六大千亿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快速崛起。现在，全国50%的新能源叉车、20%的液晶显示屏、8.5%的新能源汽车、5%的光伏组件来自“合肥制造”。

结 语

然而，站在全球科技变革风起云涌的当下，中国只有一条“量子大道”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更远大的经济发展愿景，合肥模式需要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开来，需要更多相对小的城市孕育出新质生产力。

那么，“合肥模式”能够复制吗？其实中国很多内陆城市都是具备相似的起步条件的，比如相对优秀的科研能力和一定的工业基础。它们也许可以复制合肥的某些投资策略。

但是合肥的成功也表明，光有教育、工业和地理条件并不够，政治上的主动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合肥模式”需要政府的进取心与胆识，国有投资集团必须承担并不总能收获回报的风险。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承受风险的胆魄与自由，这种模式也很难在其他城市取得成功。

*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来源于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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