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呆住] 

临近年末，是时候开始回顾2021年资本市场的各项活动。尽管面临一些阻碍和挑战，2021年仍然可以说是资本市场非常活跃的一年，不管是在股市表现还是新股发行。 去年全球经济因为疫情严重衰退，但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全球主要交易所放宽上市标准的背景下，2020年全球1591家IPO募集量达到3310亿美元，创下了十年新高。

昨天中国央行如期降息，下调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5个基点，这是时隔20个月的首次下调。但和房贷利率关系更大的五年期LPR利率维持不变。 降息后，A股和港股都没有迎来大涨，反而在昨天下跌，港股恒指跌破23000点，再度刷新年内低位。 而就在上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加息预期落地，美股当日却反而大涨，但市场逐步消化消息之后，上周五收市跌至两周低点。

[微笑] 

[财迷] 

凤凰网港股|从存款数据来看，受去年同期财政存款增长偏快的影响，5月M2同比增速小幅反弹。然而，居民存款与企业存款同比增速双双回落，非银存款一枝独秀。历史数据显示，政府债券融资增长较快的时期，企业存款同比增长往往会加快。因此，今年地方债发行后置可能是企业存款增速回落的重要原因。从融资数据来看，贷款依然是支撑社融增长的主要力量。在贷款方面，由于首套房利率上升、房地产市场降温，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转负。而在政策的引导下，企业贷款延续长期化的趋势。在企业债券融资方面，受交易所发行审核收紧的影响，5月WIND口径城投债净融资转负，社融中的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也出现了2018年6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展望未来，随着地方债发行的加快，社融增速与企业存款增速下降的斜率或放缓。信用扩张放缓对名义GDP增长的影响可能在下半年有所显现。

北京商报记者：近年来，多家机构将转型金融科技作为业务方向，在对外宣传中也屡次强调自身金融科技属性，如何验证各类机构所称的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属实？认定一家机构金融科技属性能否制定明确标准？吴晓灵：判定一家机构是否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关键是明晰金融科技的定义和内涵。我们的课题报告中给金融科技（Fintech）下的定义是：通过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将数据、技术和金融联结起来，并形成新的金融服务、组织和模式。金融科技包括信息技术在传统金融机构的运用和平台公司、科技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介入金融业务流程分工两部分。其中信息技术在传统金融机构的运用比较好分辨，比较难辨别的是平台公司、数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是否为金融科技业务。我们认为，判定一家机构所称的开展的新业务是否属于金融科技业务，有两个要点。一是看这家机构的新业务是否使用了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手段；二是是否介入到传统金融获客、客服、风控、营销、支付和清算等前、中、后台业务中某一个节点，试图解决金融服务领域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痛点”问题，最终形成新的金融服务、组织或模式。比如代表性的金融科技创新业务有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风控、智能投顾等，具备这些特征就代表这家机构实质开展了节点型金融业务，具有金融科技公司属性。

滴滴出行将自己定位为“一站式移动出行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致力于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智慧交通创新，解决全球交通、环保和就业挑战。目前来看，滴滴旗下出行业务包括出租车、快车、专车、拼车、单车、顺风车、代驾、跑腿、导航等一系列服务，几乎囊括出行相关所有板块。对于这众多业务背后的商业生态，滴滴在招股书中归纳为“四个核心战略版块”，“三大业务”以及“双飞轮”。其中，四大核心战略分别是共享出行平台、汽车解决方案、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三大业务”包括中国出行业务（中国网约车、出租车、代驾和顺风车等业务）、国际业务（国际出行和外卖等业务）和其他业务（共享单车和电单车、车服、货运、自动驾驶和金融服务等业务），代表着滴滴的主要收入构成。“双飞轮”则更聚焦商业模型，随着整体共享出行市场的持续增长，滴滴的共享出行、车服以及电动汽车网络创造了双飞轮效应，使司机、乘客和平台均获益。招股书显示，滴滴2018年、2019年、2020年总营收分别为1353亿元、1547.86亿元、1417.36亿元；净亏损分别为 150 亿元、97 亿元及 106 亿元。

今年信用债一级市场分化明显，但焦点区域的净融资仍待恢复。除了近期讨论较多的城投债以外，我们也将视野集中于地产债和煤炭债的最新变化，并对绿债市场进行持续跟踪。从一二级市场看情绪变化。国企风波后信用债净融资一度转负，不过进入2021年之后，在平稳的资金面呵护下，信用债净融资再度转正，且在3~4月天量到期的背景下，依然实现了超4000亿元的净融资，不过5月出现1543亿元的净偿还，属于2021年的首个净偿还月份，主要是受城投供给收缩影响。河南、河北、天津、山西等焦点区域，信用债一级发行恢复情况弱于市场整体，且二级市场的表现同样不佳，以2020年11月为分界点，国企风波后这些区域的区域利差均有抬升，且尚未回落至风波前的水平。

在计划生育实施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终于彻底改变了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但有人依然不计代价的“超生”，到鼓励生育但大多数人却失去了生育意愿，中间恰好经历了一个人一生年华最好的时间，40+年。因此这一轮生育政策的大转向，其效果像极了货币政策中的“推绳子效应”：当限制信贷的时候，市场反应出的效果很明显；但当鼓励宽松的时候，市场却不一定有信用和货币扩张的意愿。绳子只能拉，没法推。人口生育市场也是一样。当限制人口生育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当鼓励人口生育的时候，人们已经类似“惜贷”一样的“惜育”。因为时过境迁，与工业化前的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人数总会超过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相比，后工业化时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已经让刚刚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望而却步。这或许是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一般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所处的漫长的增长停滞状态。由于低下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快速爆炸的人口，从而产生减少人口的各种形式，比如饥荒、瘟疫、战争，以及内在演化出的限制人口的各种风俗，比如溺婴、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