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的备忘录频率比较高。
在9月19日最新发布的题为《我们是否应该废除经济法则》的备忘录中，他写到了涉及相对比较少的政治话题，围绕美国大选两位候选人一些言论，表达他对于一些干扰经济现实的做法不认同。
尤其开篇谈到哈里斯对于“哄抬物价”的管控主张，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正本清源“到底物价为什么上涨”。
“我确信这属于过于简单的经济解决方案，只不过是为了吸引选民而已，但基于错误的经济逻辑，很可能会失败。”
而对于特朗普承诺要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关税，霍华德·马克斯认为，“新的广泛关税很可能等同于美国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上涨……关税将阻碍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好处在于让每个国家都能为世界做它们最擅长的事。”
他谈到了很多政策管控的例子，一些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措施，并不能真正从更大的格局来解决问题，也严重阻碍了社会效率。
霍华德还尖锐地写道，“想起了一个全世界都在问我的话题：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我的回答是，这真是令人尴尬。”“两个党派都不愿意应对赤字问题，也不支持平衡预算。这种行为在我们自己的组织中是无法容忍的，不负责任至极。”
他认为，到底是自由市场还是管控市场，“关键的挑战在于找到适当的平衡。”
霍华德还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例子来说明，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这是务实主义战胜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是一个适应经济现实，而不是试图超越它的明显例子。”
全文1.2万字，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 ）精译分享给大家。
霍华德·马克斯/文
聪明投资者/译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积攒一些剪报，准备写一篇关于上述主题的备忘录，但诸如风险、债务和不确定性等最爱的主题屡次占据优先位置，导致我计划中的备忘录一再推迟，直到美国选举季全面展开，使得该话题变得极具吸引力。
和我一样，你们肯定注意到，从前总统特朗普到副总统哈里斯，再到次候选人，政客们再次开始提出一些忽略经济现实的承诺。
特朗普呼吁征收关税，哈里斯则抨击超市暴利，这仅是两个例子，分别展示了忽视成本（就特朗普而言）或未能真正理解问题的提议（就哈里斯而言）。
当然，我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一个事实：无论候选人如何声称，经济中并不存在“免费午餐”。
2016年，在一场喧嚣异常的总统选举正如火如荼进行时，我发表了两篇从投资领域跨越至更广泛世界的备忘录，分别是《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
第一篇解释了经济学主要研究我们如何做出选择——即人们如何在有限资源之间做出分配。第二篇则指出，在政治领域——尤其是竞选承诺的世界里，有限性并不存在。
我在《政治现实》中写道：
我总是对自相矛盾的词语感到有趣，比如“大虾”和“常识”。我要将“政治现实”加入这个列表。政治世界有它自己的扭曲现实，其中经济现实似乎常常无关紧要。
没有必要做出选择：候选人可以承诺一切。而且也没有后果。如果某件事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带来负面后果，政客们似乎觉得可以随意忽略。
在那两篇备忘录之后，2019年我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现实遇上经济现实》的文章。其主要论点是，政客们可以对经济提出任何承诺，但如果这些承诺违背了经济现实，他们将无法兑现，因为归根结底，经济法则是不可辩驳的。
自由经济由数百万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员、储蓄者和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决策所驱动。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鼓励或甚至强迫某种行为，但他们通常无法强制经济结果。
由于涉及的因素众多，次一级的影响难以控制，因此政府通常无法同时实现繁荣和政策制定者所寻求的具体经济结果。
在讨论经济体制时，我常常问人们，他们认为是什么原因使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取得了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并因此提高了其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美国人更聪明吗？更勤奋吗？更值得拥有吗？答案是都不是。我认为原因是在于我们历史上对自由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的拥抱。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引导资本和其他资源流向最能发挥生产力的地方。它促使生产者制造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促使工人选择能发挥他们生产力的工作。它还鼓励努力工作和冒险精神。
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等受益。由于激励机制和人们能力的不同，一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些人还因运气好或继承优势而获利，而不是依靠与生俱来的能力。
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总是在所有情况下产生“公平”的结果，但那些设计出来的经济体系，意图实现所谓的公平，通常无法提供推动经济生产力所需的激励，这正是它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2023年8月15日，媒体报道副总统哈里斯将在次日宣布她的经济政策。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禁止食品杂货行业哄抬价格的承诺上。
根据《华盛顿邮报》8月15日的报道，“左翼智库罗斯福研究所特别计划主任伊丽莎白·潘科蒂表示，食品杂货价格……自2019年以来已上涨26%。”
许多选民表示，通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哈里斯瞄准食品价格的做法完全在意料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15日也是美国通胀率首次跌破3%的日子，自2021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
而我确信这属于过于简单的经济解决方案，只不过是为了吸引选民而已，但基于错误的经济逻辑，很可能会失败。
哄抬物价通常被定义为卖方利用市场力量或暂时的供需失衡来提高价格，达到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水平。2021年和2022年，食品价格确实大幅上涨，引发了对食品零售商的怀疑。但这些价格上涨是否仅仅是由于卖方恶意决定“榨取利润”呢？这里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当2020年3月疫情爆发时，大多数人待在家中自己做饭，显著增加了对食品杂货的需求，库存被迅速消耗。
生产系统受到干扰，供应短缺或物资分布不合理，导致备受讨论的“供应链问题”。当供给短缺且有过多资金追逐这些商品时，这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原因。
联邦政府向纳税人发放了大额新冠疫情救助金。领取救济金的人数远多于因疫情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人数。这些人获益匪浅，获得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未来支出。
当2021年中出现德尔塔变种时，人们再次留在家中，避免与他人接触，花费更多在商品上，而非服务。结果是商品需求强劲，超出了有限的供应，导致价格上涨。
超市行业的利润率通常很低，约为销售额的1%-2%，在2021-2022年期间，这一情况只发生了轻微变化。
那么，是否存在哄抬物价的行为？如果哄抬物价是价格上涨的原因，为什么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没有发生呢？今天的高价格是否可能由其他原因解释，而不仅仅是哄抬物价？
《纽约时报》很少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但在8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去年报告称，美国经济的快速就业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上涨，是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多种因素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其中许多都与宏观经济有关。但关键是，这些条件使食品卖家有机会提高价格，而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这是关键问题。“哄抬物价”的定义通常包含“不公平”、“过度”、“高得离谱”等隐含意味。这些都是主观的词语，容易引发争议和判断。有关这种行为是否合适的讨论，通常在不同的立场上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对卖家来说，合理的涨价对买家来说可能就是哄抬。定义哄抬的困难让我想起了那些说“我们不是要向富人征税，只是希望他们支付他们应纳税款”的人。
我并不是说富人不应该支付“应纳税额”，但问题是，什么是合理的标准？又是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同样地，谁来决定价格是否公平，又该如何界定？
当超市提高面包等必需品的价格时，这算哄抬吗？答案是，情况非常复杂，这就是为什么价格管制很难做到公平的原因。
如果农民为肥料和劳动力支付了更多费用，并因此向面包师收取更高的小麦价格，面包师是否可以公平地将价格传递给超市？
如果面包师提高了向超市收取的面包价格，超市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是否有错？
如果超市的员工要求更高的工资，超市能否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抵消这些增加的成本？
如果一部热播的电视剧让三明治变得非常流行，导致需求增加，供应链中的人们利用这一机会提高面包价格，这是否错误？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由供需决定。根据供应减少或需求增加而提高价格，是否本身就是错误的？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Uber在高峰时段实施“激增定价”，即在更多人需要打车时，价格会上涨。这是否是不公平的做法？如果政府禁止Uber这么做，这将使价格低于一些人愿意支付的水平，并剥夺司机本应得到的更高车费。而司机得到的费用可能不足以弥补他们在交通中花费的时间，这可能导致高峰时段的司机减少，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样是否更好？
如果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演唱会的1000张门票以每张100美元的价格发售，而有3000人排队购买，这传递了什么信息？很简单：门票定价太低了！演唱会主办方提高价格，直到队伍里只剩下1000人，这样做是否不公平？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认为。如果票价保持在100美元，前1000人买走了所有门票，剩下的需求未被满足，那么那些买到门票的人可以以超过100美元的价格转售。利润会流向转售者，因为他们得到了定价过低的门票。
这公平吗？如果票价上涨，增益部分流向泰勒·斯威夫特，这难道不是反映出粉丝赋予了她劳动的真正价值吗？
2021年，当人们希望离开城市公寓时，房屋和建筑材料短缺，房价飞涨。如果你拥有一套2019年价值40万美元的房屋，在疫情后环境下以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种行为是否不道德？政府应该起诉那些要求更高房价的人吗？
最后，当2021年经济复苏，工作机会多于失业工人时，工人有能力告诉老板：“我在别处能得到更高的工资，如果你不给我加薪，我就辞职。”在员工在谈判中占据上风时，政府应该限制工资上涨吗？2023年秋季，联合汽车工会利用劳动力紧张的优势，从福特公司赢得了“首年11%的工资涨幅，4.5年合同期间累计25%的工资增长，5000美元的批准奖金，以及生活成本调整。”（维基百科）这是一个巨大的福利包。这代表了暴利吗？
这些例子都表明了一方利用供需状况来提高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但显然，他们的行为并非不合法。这仅仅是市场如何运作的表现。
另一种方式是让政府决定在每种情况下谁能获益或者占上风。应该站在Uber司机一方还是乘客一方；站在演唱会观众一方还是表演者一方；站在房主一方还是购房者一方；站在工人一方还是雇主一方？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同情乘客、观众、购房者和工人，因为相比起从中获利的司机、明星、房主和雇主来说，前者更容易赢得同情。但如果政府向某一方倾斜，它就会扭曲自由市场的运行，阻碍其为整个社会有效运作。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某些形式的卖方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例如串通、价格操纵和通过掠夺性定价将竞争者赶出市场。但这些行为早已有法律禁止。而新的法律试图禁止和惩罚那些某些人认为不公平、过度或高得离谱的价格上涨——这与不当行为的结果无关——这些法律无疑将难以执行，并会带来反效果。
禁止哄抬物价的法律会起作用吗？
正如历史充满了失败的计划经济尝试，价格管制也被证明是无效的。
1974年，欧佩克石油禁运引发的通货膨胀使数百万人生活艰难，美国政府回应的方式是分发“WIN”（击败通胀）徽章。我至今还有一枚。但它鼓励消费者采取的自愿行动都不足以阻止通胀在1980年达到13.5%。
这些徽章遭到嘲笑，一些怀疑者甚至倒着戴着它们（据维基百科）。徽章倒着戴时，标志着“NIM”，意思是“没有立即的奇迹”（No Immediate Miracles）、“不断的通胀旋转木马”（Nonstop Inflation Merry-go-round）或“急需现金”（Need Immediate Money）。
最近的一个价格管制案例发生在委内瑞拉。以下是我在《经济现实》谈到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价格管制，它逐步扩展到更多的商品：食品和重要药品是的，还有汽车电池、基本医疗服务、除臭剂、尿布，当然还有厕纸。
表面上的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并使商品对穷人而言负担得起，但任何掌握基本经济学的人都能预见到后果：当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卖方将无法维持库存。官方价格虽低，但这是一种幻象：商品已经消失。”（《大西洋月刊》，2016年5月12日）
令人惊讶的是，你可以设定商品的价格，但你不能强迫人们生产它们。这听起来像是经济现实的表现。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事实：官员们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笔尖控制经济发展，但他们的努力最终会被复杂的次级影响所阻碍。
试图降低必需品的成本没有错。然而，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励增加供给。另一种方式是不通过向经济注入过多的流动性来过度刺激需求。而强制价格下调往往是最无效的方式。
此时，我引用了经济学家的一句谚语：“解决高价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高价。”这并不是一个笑话，恰恰相反。通常，高价格意味着需求相对于供给强劲；最终，高价格将鼓励生产者增加供给，消费者减少消费，从两个方向压低价格的影响显而易见。我们在石油市场中经常看到这一现象。
设立一个政府官僚机构来调控食品价格很可能不会成功，几乎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价格管制就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了吗？我能想到的一个好处是：这种新官僚机构将创造成千上万的新岗位（尽管是非生产性的工作）。
正如相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 Furman）所说的那样，哈里斯的反哄抬物价措施“并非明智政策，我认为最大的希望是这最终只是空谈而已，没有实际行动。”
几个月前，我最初想到写这篇备忘录的原因是房租管制，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在1956年，我十岁时，我们住在一间每月租金92美元的公寓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实施了房租管制，以防止由于战争期间新公寓建筑稀少，以及家庭收入因家庭成员参战而减少的情况，导致家庭无法负担他们的公寓租金。
纽约市公寓的租金被冻结在1943年的水平。这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这个计划战后并没有被废除，它仍然在管理着一些建于80多年前的公寓。
租金管制至今仍扰乱着纽约市公寓的供需关系。
一般而言，纽约市的租金管制规定，只要公寓的住户是 1971 年的租户或与他们同住的亲属，公寓的租金涨幅就会受到限制。制定这项法律是为了保护当时的住户，但公寓却以受控的租金价格转租给1971年时不一定住在里面的人。现在满足上述标准的人越来越少，因此这种租金管制形式正在逐渐消失。
在“租金稳定”的名义下，新法规继续生效。例如，强制性包容性住房（Mandatory Inclusionary Housing）被解释为：如果你想建造一栋公寓楼，且需要某些分区减免——几乎所有的项目都需要——那么你必须同意以下条件：
一定比例的公寓必须是“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的租户收入必须远低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租金的上限将根据租户收入的百分比设定；
租约续签时的租金涨幅将受到调控，通常为每年几个百分点。
大多数人会同意，鼓励建造新的经济适用房是值得称赞的，但这种方式也使得公寓建设的成本增加。如果每年能够建造更多新公寓，可能每个人的处境都会更好。
总的来说，纽约市的大多数公寓租金仍然受到某种形式的控制，几乎不可能完全放开管制。结果是，建造新公寓的动力有限，例如，在2002年至2017年期间，纽约市租赁公寓的年增长率仅为0.3%。
受调控公寓的改建也受到了限制。任何15年内的改造支出都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数额，投资只能通过月租金增加的极小百分比来回收。因此，进行改建通常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
许多房东并没有出租他们空置的租金稳定公寓，因为运营和翻新成本可能超过了法律允许的最高租金。截至2022年，纽约市大约有20,000套空置的租金稳定公寓。（维基百科）
这种制度是否存在问题？
（a）对公寓的需求很强，但（b）将公寓空置而不是出租更有利可图？公寓和面包或厕纸并没有太大不同。官员可以限制人们必须支付的价格，这在消费者中很受欢迎，但除了在最专制的司法管辖区之外，他们无法强迫供应商以受管制的价格出售商品。
今年我试图跟上有关纽约市公寓问题的报道时，我注意到以下因素通常被列为阻碍公寓建设的原因：（a）缺乏税收激励和补贴，（b）郊区建设廉价公寓的阻力，以及（c）高利率（尽管最后一点无法解释2010年代公寓建设水平低下的原因）。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任何提到租金管制对公寓建设的影响。
《纽约时报》2月9日的一篇文章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文章报道，纽约市“空置且可租”的公寓比例已降至1.4%，这是自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文章继续提到，“住房专家认为，健康的空置率应该在5%到8%之间。”
那么，为什么这么少的公寓是空置的呢？这归结为供需关系：
正如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门票的例子一样，这些公寓的租金太便宜了。这意味着需求强劲，公寓不可能空置。
由于租金过低，潜在的建筑商无法获得理想的回报，这意味着供应不会增加。（我还认为，如果公寓建筑商能够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他们可能还要担心新法规将这回报剥夺。）
正如前面提到的价格问题，如果对公寓的需求强劲且供应受到限制，结果应该是租金上涨，鼓励房东增加供应。然而，在纽约市，市场力量无法自由发挥作用；经济法则被管控削弱。
2月9日的文章包含了以下陈述（重申下，这是来自通常不支持资本主义的《纽约时报》）：
开发商通常无法通过建造公寓获得与其他形式投资相媲美的回报……住房专家估计，城市需要建造的住房数量达数十万套。
然而，州政府和市政府至今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加速住房开发，解决住房危机。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再次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建造更多的住房，才能走出这场危机。”
但有趣的是，那些被描述为可能带来“解决这场危机”的措施，总是强调政府提供的补贴和激励，从不提及让自由市场决定租金。
支持这种安排的人会争辩说，它维持了住房的可负担性和多样性。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些如果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租金将无法负担得起纽约市生活的人，可以幸运地获得租金管制的公寓。但另一些能够支付更高租金的人却无法在纽约市找到公寓。
最后，那些拥有不受管制公寓的房东能够收取比市场供应充足时更高的租金。
这种情况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但显然，纽约市并没有遵循经济法则和自由市场的行为，而是由政府在做决定。
我将以杰森·弗曼对食品价格的评论作为总结：
“弗曼先生表示，如果价格未能响应强劲的需求上涨，那么新公司可能不会有动力进入市场以增加供应。”（《纽约时报》，8月15日）
顺便提一下，作为2023年8月16日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哈里斯还表示，将禁止拥有超过50套公寓的房东在两年内将房租提高超过5%。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也可能不是，但它肯定不会鼓励对公寓的投资。
各类法规杂谈
政府试图忽略或超越经济法则的例子数不胜数，若要一一列举，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但我必须在这里讨论几个例子及其缺点：
哈里斯经济计划的另一项内容是，向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首付补助。如今，年轻人确实很难筹集到买房所需的现金。
问题在于，向100万潜在购房者每人发放2.5万美元，或总共250亿美元，几乎肯定会立即推高房价，从而消除大部分计划预期的好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法律禁止现有卖家在计划实施后提高房价。
但未来进入市场的房屋怎么办？简单：再颁布一条法律，规定卖家不能以高于计划出台前的价格出售房屋。试着去执行这条法律吧。
在担任总统期间，特朗普曾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他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现在，他承诺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关税。这些关税可能会抑制进口，刺激国内生产，并减少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但它们很可能会由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来承担，因为制造商和出口商不太可能吸收这些关税，只要他们可以将其转嫁出去。
多年来，低成本进口商品在抑制美国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让美国人享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广泛关税很可能等同于美国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上涨。而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将阻碍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好处在于让每个国家都能为世界做它们最擅长的事。
特朗普的政策提案还包括延长2017年到期的减税政策，以及一系列新的减税措施。其中包括对公司和个人减税，以及免除小费、社保福利和加班工资的税收。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估计，到2026年，这项计划将为底层收入五分之一的人平均减税320美元，而为顶层1%的人减税47220美元。即使不考虑新的提案（如豁免加班工资税），这些措施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将国债增加5.8万亿美元，或在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潜在刺激作用（即所谓的“涓滴效应”）后，将赤字增加4.1万亿美元。
除了这一可能性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减税措施将如何被支付。
加州是所谓“进步”经济理念的试验田。2022年，该州立法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由行业代表和餐馆工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设定快餐行业的工资。面对行业资助的全民公投威胁，该法案遭到修改，规定超过60家餐馆的快餐连锁店必须支付每小时20美元的最低工资。该新法案于2024年4月才生效，因此目前还无法评估其影响。
但新闻报道充斥着餐馆关闭、员工被解雇或工作时长缩减的消息，雇主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以及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大幅上涨。虽然“夫妻店”餐馆不必支付新的最低工资，但显然许多小餐馆为了留住员工，不得不匹配这一规定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立法者为保护小餐馆而制定的保护措施可能是虚幻的。这就是经济法则的运作方式。
同样地，加州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医疗行业的工人每小时最低工资为25美元。但最近，《华尔街日报》2023年5月27日报道称，州政府意识到这项政策将导致每年额外增加4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和州立医疗设施员工的工资成本，因此推迟了对这些工人实施该法律的福利。
令人震惊的是，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给某人钱意味着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取这些资金，而加州纳税人可能不会乐意看到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医疗工人的工资，尤其是在目前的预算赤字情况下。
无论哪个党派，有一点大家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别动社会保障！”现有和未来的退休人员希望他们每月的福利金不受影响，他们也希望相关规则保持不变。两党领导人对此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这根本无法持续。
社会保障是一项类似于保险的供款计划，它通过信托基金运作。工人通过税收缴纳资金，退休人员领取支票。但随着领取福利的退休人员数量相对于缴纳税款的在职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如果不做出改变，基金必然会因为无可避免的数学过程而破产。政府有许多杠杆可以用来恢复社会保障的健康，但没有人愿意拉动这些杠杆，因为这么做会让某些人（也就是某些选民）不满。
这些选项包括：（a）提高社会保障税率，（b）提高缴税工资上限，（c）减少福利，（d）限制生活成本调整，（e）提高退休年龄，（f）限制退休人员可以领取福利的年限，以及（g）对潜在受益人进行经济状况测试。这些选项中，没有一个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的。每个人都希望按照承诺领取他们的支票。
不需要经济学学位也能知道，当人们花费超过他们收入时会发生什么。（只有在政治现实中，可能会有人期望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几乎听不到政客或民选官员讨论做出必要改变以防止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破产的计划。
政府当然可以将社会保障从自筹资金的项目转变为由政府资助的福利计划，表面上看，变化主要是语义上的。但耗尽信托基金，并用国库资金支付福利，将进一步加剧已经令人担忧的赤字、国债和年度债务服务，这些问题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增加赤字和债务。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全世界都在问我的话题：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我的回答是，这真是令人尴尬。
橡树资本有幸为几个拥有主权财富基金而非国家债务的国家管理资金。一些国家将意外之财存入“储备箱”，例如挪威的石油收入或澳大利亚电信公司私有化的收益。而许多其他国家则因为必须如此而量入为出——它们没有随意印钞而不引发货币贬值的奢侈权利。
然而，美国经常出现赤字，花费总是超过收入。我们上一次出现盈余是在2000年克林顿政府结束时。如今，仅美国国债的年度利息支出就首次超过了国防部的预算。
然而，两个党派都不愿意应对赤字问题，也不支持平衡预算。我们的国会很少提交预算，更不用说平衡预算了。这种行为在我们自己的组织中是无法容忍的，不负责任至极。
美国的行为方式就像它拥有一张没有余额限制且不需要还款的信用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我们的管理官员缺乏意愿控制支出。
我们现在很少听到现代货币理论的讨论了，这种理论在2020年曾很流行，认为“对那些控制自己货币的国家来说，赤字和债务不重要。”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仍然按照这种理论行事。
在19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当经济增长过慢，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以刺激需求，即使这意味着赤字和借贷来覆盖支出。当繁荣恢复、就业机会回归时，政府应该减少支出，产生盈余，并用它来偿还债务。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好，除了最后一点：关于盈余和还债的部分似乎被遗忘了。
事实是，赤字确实刺激了大多数人享受的经济增长，而花费超过政府收入的行为允许官员提供“免费福利”，从而赢得选票。但这样做持续下去的代价是忽视经济法则，积累的债务看似永远不需要偿还。这种状况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吗？我们拭目以待，但我认为不行。
上面描述的行动和提议，以及自备忘录第3页底部开始的问题，都有一些共同点：
这些目标通常表面上看起来是值得称赞的：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更平等的结果。但考虑到经济的运作方式，它们通常会产生无法控制、不利的次级后果。
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关于“谁得到什么”的问题。不可能凭空产生资金，只有决定谁支付、谁获得的选择。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这些目标通常是民粹主义的，立法者和监管者在挑选赢家和输家。他们通常以保护弱势小人物免受贪婪大人物剥削的名义进行反自由市场的立法。大多数反市场的规定都包括规模标准，意味着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大型超市而不适用于街角杂货店，只适用于拥有大量公寓的房东，或大型连锁餐馆，而不适用于独立餐馆。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注意拜登总统在8月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发言：“我很自豪成为第一个走上工会抗议线并被称为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员工本身是否比雇主更值得保护？没有雇主，人们从哪里得到工作？尽管如此，他们确实是政客们方便攻击的目标。
围绕这些问题的言辞往往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分裂性。上个月，我收到的一位候选人的竞选函件中写道：“即使通胀正在下降，食品价格仍然似乎居高不下。这是又一个公司贪婪损害消费者的迹象。CEO们不应在创纪录的利润中装满腰包，而家庭却在为饭桌上的食物和药物支付挣扎。”在这种环境下，“利润”成了一个贬义词，“贪婪的公司”成为了怀疑和监管的对象。
最后，民选官员往往倾向于使自己免于受到影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加州的快餐最低工资法并不适用于政府设施中的餐馆。哪位官员会愿意面对因午餐价格上涨而不满的员工呢？
经济法则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适用于所有人。另一方面，试图否定这些法则的行为通常是为了影响某些群体，而不是所有群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决策者就会在潜在的赢家和输家之间进行选择。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从根本上说，政府的补贴和经济监管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自己不会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些行为在自由市场中是不会自然发生的。像这样的命令应该被批判性地审视。一些可能源于官员出于智慧决策的愿望，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另一些则可能是出于支持财富再分配的哲学偏见。还有一些仅仅是为了讨好选民。
对于许多职业政客来说，首要任务是赢得选举和连任。民选官员对经济的干预往往是为了吸引选民的支持。此外，这还有一个附带好处，那就是官员可以推卸责任，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发展归咎于所谓的“坏人”，例如强大的公司和贪婪的房东。
最后，经济法规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暂时的缓解效果，而负面的副作用通常会在多年之后出现，那时，实施这些法规的官员可能已经离开了政坛。
自由市场还是管控市场？这是问题所在
政府并不制造产品，不会创造超过其投入成本的价值，除了通过其支出，它不会对GDP做出贡献。政府一方面收取（或印刷）货币，另一方面分配货币和服务。它从纳税人那里征税，并以未来纳税人的名义承担债务。然后，它用这笔钱支付福利项目、工资、资本支出和补贴。政策制定就是关于谁将支付，谁将受益的过程。
政府并不追求利润，这意味着管理政府的人在效率方面得到了豁免。如果一家企业的管理团队不能生产出价值超过其投入的产品——即不能盈利——那么他们不会持久。但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期望，结果就是，没有像利润那样简单易懂的标准来衡量政府的有效性。
政府确实在某些不涉及利润或附加值的领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它们提供了人们无法自己提供的服务，比如国防、医疗、警察和消防服务、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能力，无论是物理上的（如洪水、龙卷风、疫情）还是经济上的（如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
它们还为那些可能会遭受苦难的人提供了安全网。关于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这些职责，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也是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
在必需服务之外，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平衡公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会从一些人那里获取资源，分配给另一些人，如上所述。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每向这个方向迈出一步——即不要求人们自给自足——就意味着违背自由市场的力量，伴随而来的则是相应的后果。
达尔文描述了“适者生存”的原理，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强者存活下来，弱者则被淘汰。对整个物种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则未必如此。
同样地，自由市场的运作最大化了社会的整体经济福利。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通常是最有才华、最勤奋和最应得的人，但并不总是如此。只有在最理想化（且注定失败）的制度中，才会假设所有人都能平等获益。然而，最近这种差距扩大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多少差距”是公平和可接受的。
从历史的证据来看，选择是清晰的：要么是高效的自由市场经济，伴随着激励机制和不平等的结果；要么是计划经济，伴随统一的结果和低效的表现。在备忘录第2页中，我写道：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引导资本和其他资源流向最能发挥生产力的地方。它促使生产者制造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促使工人选择能发挥他们生产力的工作，并鼓励努力工作和冒险精神。”
相反，如果市场不再自由——即被迫遵循政府法令而不是经济规律：
资本和原材料将被分配到无法发挥最大生产力的地方；
生产者将不会生产人们最需要的商品，而是生产政府认为人们应该拥有的东西；
工人将被分配到无法发挥最大效益的岗位；
努力工作和冒险精神将减少，因为这些行为的回报将被限制，有时甚至会转移给那些没有付出努力或冒险的人，而这些人是决策者认为值得的人。
激励机制和自由市场对于高效的经济运作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存在也意味着某些成员将做得比其他人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
此时，你可能会问：“那中国呢？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完全自由地按照经济法则运作，但它表现得相当好。”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充满了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五年计划。然而，过去45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接近9%，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我访问中国近20年，尤其是在早期访问时，我一直在努力理解这一矛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与私营企业的并存。显然，这两者是“奇怪的伙伴”。
本月早些时候我访问厦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再次想起了这个困惑。无论解释如何，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2022年夏天，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爱德华·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用一组流行的数字概括了中国的私营部门：
中国的私营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60%，创新能力的70%，城市就业的80%，以及新增就业的90%。
政府对此也十分清楚。2023年3月13日，CNN报道了中国总理李强的声明：
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讨论和评论，这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到担忧。从新的起点出发，我们将创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显然，这是务实主义战胜意识形态纯粹性的表现。这是一个适应经济现实，而不是试图超越它的明显例子。
结语
我对不同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理解，最早源于1950年代末初中的时候，当时我读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奥威尔在1945年写这本书，作为对当时苏联的隐喻批评。这本书教会了我关于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知识。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很早前读过已不记得内容了，我建议你重新读一下。
在《动物农场》这个寓言故事中，动物们接管了农场的管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课来自他们在谷仓墙上写下的口号，借用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句话充满了理想主义！如果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工作，社会中的强者能够更多地生产，而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资源，这当然是件好事，尤其是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
但正如农场上的动物们很快意识到的那样，如果工人只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东西，那么那些能力更强的人就没有动力付出更多努力，来生产出超出他们需要的物品，从而满足那些能力较弱的人的需求。
关键的挑战在于找到适当的平衡：从成功者那里征税，用来支付公共服务、政府项目和财富再分配，而又不削弱他们的工作动力，也不让他们寻找低税辖区去避税。
我上面讨论的都是经济现实，有些后果可能并不理想。但理想主义的愿望并不能支配经济，这些现实才是。首要的现实是激励的力量以及供求关系的影响。这些规则必须被尊重；它们无法被忽视、抛弃或超越，而不带来后果。
任何认为生活在一个追求利益均等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比生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更好的人，都没有认真研究过历史（或没有读过《动物农场》）。
这听起来可能很好，但它从来没有成功过。经济法则最终总是会获胜。各国可以尊重这些法则，并收获相应的好处，或者它们可以试图违背这些法则，结果将是经济表现不佳。
在政治世界中，可能存在无尽的利益，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好处。
但在经济学中，只有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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