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上半年，超过300万外国游客入境上海。在所有“China Travel”主题的视频里，高耸入云的三件套、张灯结彩的城隍庙，是这座GDP超5万亿人民币的摩登都市，在匆匆过客心中留下的典型模样：它既是现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化窗口，也在街角里弄保持着传统文化的审美考究。90年代迎来浦东大开发之后，在烂泥渡上拔地而起的陆家嘴，加速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是急速壮大了这座城市的中产群体。此后，消费和金融属性的突出，成为了上海标志性的城市气质。但对于常住这座城市的居民而言，生活的常态到底不是去流光溢彩处打卡一游，日常吃喝也终究不是社交媒体上的沪币溢价。时髦的网红主理人、忙碌的快递外卖员、勤恳的生产线工人、辛劳的菜农粮农果农，共同生活在这片63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多样的产业组合、雄厚的实业基因才是这座城市长久以来海纳百川的根基。实际上，世界上也很少有国际大都市像上海这样，既汇聚了高效流动的金融资本，又持续推动着工农业的升级迭代。在这里，你既能听到人们对股市高谈阔论，也能看到汽车、轮船、飞机、火箭从图纸走下产线；当上海港在2024年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超5000万标准箱的世界第一港时，并非粮食主产区的上海，同时还保持着全国粮食亩产第二的农业效率。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高企的用地成本和昂贵的衣食住行往往会逼出利润有限的制造业和看天吃饭的农耕者。但第一、第二产业外迁带来的空心化隐忧又会限制城市的长远发展——如果“价值创造”只被集中在少数高附加值行业和少数高收入群体，社会功能的单一化，会让一座城市失去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都会都需要面对这种风险。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中，最终能够同时兼备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科创“五个中心”功能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屈指可数。面向世界，产业的多样性和广阔的城市腹地是上海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面向未来，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和包容万象的社会文化，又为生活

2018年夏天，张勇与刘强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被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一家名叫“拼多多”的年轻公司？时值拼多多赴美IPO，中国电商格局的松动初现端倪，两大平台仍旧合力持有近八成市场份额，消费升级的浪潮似乎一浪高过一浪，但成立仅三年的拼多多，月活已经赶超京东、仅次于手淘。张勇与刘强东的回答也尽显语言艺术，一个表示消费者买过三次自会有答案[1]，另一个表示淘宝不可能再回到三块九卖一双日抛鞋的时候[2]。言外之意，拼多多上都是便宜货。战略上藐视，战术上也未必多重视，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消费升级运动中，拼多多的势如破竹虽然是个解不开、读不懂的谜题，但友商解题的兴趣显然不大。拼多多上市五年后，券商口中“历史级泡沫[3]”不断创造历史，电商这个看似稳定的寡头格局开始迅速松动，主要参与者从阿里/京东两家公司，变成了阿里、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五家公司，竞争烈度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日趋白热化。作为市场格局变化中最显眼的变量，拼多多从头到尾每一个组织和细胞都曾被反复解读与解剖，对它的复盘和总结也远远超过了商业本身，衍生出无数严肃的商业案例和社交媒体迷因，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待解的问题。读懂拼多多，也就读懂了中国电商。裂隙之间：制造业改变了什么从早年的拼多多到后来的抖音与快手，新电商平台的出现都有一个前置条件：电商基础设施的公用化。电子支付的普及，物流网络的铺设，数百万计的卖家，都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后来者参与的门槛。以物流为例，亚马逊“独占式”的仓配服务保其在美国市场多年屹立不倒，同样砸钱自建物流网络的京东却尴尬地发现，大半个快递行业都在给电商平台当雇佣兵。包括京东物流在内，中国目前至少同时存在七张全国性的快递配送网络。但基础设施的共用化并没有改变电商的性质，后来者无法用先发者的方式击败先发者。电商是一块回报率极其丰厚的版图，有头有脸的互联网公司，多少都打过卖货的主意。但腾讯的屡败屡战，美团的知难

中国互联网商业已经很久没打大仗了。2025年初，京东打响了进军外卖市场的发令枪，在推出零佣金入驻政策后，自4月起又两次启动百亿补贴计划。接着，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闪购联合饿了么，入场角逐，上线不到三个月，最近连续两个周末，其日订单量达到9000万单。同期美团也加大投入，将高峰期日订单量拉升至1.2亿单，一周后又达到1.5亿单，但其中估计有数千万0元购订单。伴随市场规模短时间内迅速扩大，淘宝闪购的实际份额可能已经逼近了美团。在美团、淘宝、京东三家激烈但实属难得的竞争格局下，外卖与即时零售市场从日均1亿单，激增到了高峰期日订单量达到2.5亿单。据高盛统计，头部平台单月外卖业务投入已超250亿元，行业进入高烈度竞争状态。投入落地后，有奶茶店订单排了三米长、有骑手拼命送单日入1700元。打工人从“非必要不消费”，到把工位吃成食堂，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很久没出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淘宝成了行业最重要的增量贡献者，不但在上线两个多月，日订单量相比饿了么的基线水平净增加了7000万单，日活跃用户数（DAU）也达到2亿。一个保持着高度战斗力的淘宝，成了搅动市场格局的鲶鱼。但这个过程中依然有很多谜团待解，譬如平台为何能在短期内动员核心资源，实现如此迅速的增长。毕竟，阿里上次同等规模的零售业务“大战”，可能已经过去近十年了。盘活新战局7月5日当天，订单量达到8000万单之后，淘宝闪购暂时没有再继续扩张峰值订单规模。接下来的两个周末，淘宝闪购的日订单量依然维持8000万单。最近的两个周末，在优惠补贴相对低调的情况下，淘宝闪购周末的订单量又增长了1000万。在淘宝闪购订单增量长到9000万单后，整个市场从1亿单激增到了2亿单。站在鼓励消费的时间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补贴大战，将即时零售单市场扩大了一倍，也将蛋糕做得更大。对平台、对商家、对骑手、对用户来说都实现了共赢。在此之前，中国的外卖和即时零售的市

金融世界里只有两种人能够青史留名，一种是赚过大钱的人，一种是亏过大钱的人。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第三种：看那些赚过大钱的人用更快的速度把钱亏掉。2022年12月，吉尼斯官网更新了一则新的世界纪录，几个月前还笑傲福布斯榜的马斯克因亏损1650亿美元，成为了新任“史上亏钱最多的人”。这个世界纪录最早收录于2000年，彼时互联网泡沫破裂，做过三天世界首富的孙正义，亏掉586亿美元，此后就蝉联了宝座22年。实际上，孙正义基本就是一只薛定谔的猫，人生主要就分为亏了大钱和赚了大钱两个状态，问题只是没人清楚他正在亏还是正在赚。他可以一次泡沫破裂就亏掉586亿美元，也可以靠一个阿里巴巴就起死回生。2020年财年，他创下日本企业史上最高年度净利润，转头就因为wework上市失败，刷新了单季度亏损记录；补亏割肉了起飞前夜的英伟达，同行以为AI时代不会再给孙正义留位置，ARM的上市又帮他赚回了千亿美金。苏轼在官场上有多耐贬，孙正义在投资上就有多耐亏。与“投资第一原则是不要亏钱”的奥马哈人相比，东亚人的鲁棒性之强，玩的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独角兽崩了我没废。今年1月，他高调入局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在这个总投资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项目里，软银作为主要出资方，给孙正义买来一个董事长的位置。或许是担心赢起来不够麻，孙正义紧接着加码，号称要投资1万亿美元引入先进制造，把亚利桑纳州建成美国深圳。步子迈太大，不仅行政级别没对齐，钱还得找银行借。在人类通往AGI的道路上，孙正义右手拿着不具备魔法功能的水晶球，左手拉着足以让他重回世界首负的债务杠杆，终于挤上了最大的牌桌。但海湖庄园终究少了些人文关怀，只跟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让你来当大血包，却不提醒他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也要考虑。此时此刻的孙正义，如果环顾牌桌左右就会发现，科技产业早已不是他年轻时的模样，他和中国国足的命运如出一辙：出不出线，主动权根本不在

出道不足5年的丁真，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解构现实的一个情绪出口。 这个00后的藏族少年，在2020年11月凭借一位摄影师偶然拍摄的一段视频，用7秒钟的“淳朴笑容”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百亿流量，10天后成为了四川理塘的宣传大使、17天后登上了外交部的推特、38天后受邀地方台的跨年晚会、84天后亮相央视网络春晚，打破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星”纪录。 按照官方媒体的预想，年轻人应该对这位同龄人的“火箭式”跃迁感到钦佩和赞赏。但领导可能未曾想到的是，正在饱受阶层固化之苦的青年，丝毫没有掩饰对这种“被钦点的成功”的反感，他们以贴吧为根据地，以造梗为武器，以解构为指导纲领，迅速打造出了一个——“丁真的宇宙”。 在这个宇宙里，网友们一边围绕丁真造梗，制作大量鬼畜视频，一边把凡是跟“走捷径的成功”和“被钦点的成功”有关系的人物，贴上“xx丁真”的标签，陆续创造出了滑雪丁真、数码丁真、文学丁真、乒乓丁真、数学竞赛丁真等等——这些未必客观和公平，但折射出的情绪却是真实的。 其实在丁真爆火的第二个月，男青年聚集的虎扑就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投票，用户们基于对颜值出道的鄙夷情绪，怒投出63%“自己比丁真帅”的抽象选项。对此“简中弗洛伊德”峰哥锐评道：“虎扑人士就是3D中的3D（谐音三低——低学历、低素质、低智商），除了会上网欺负丁真还会干啥？” 虎扑投票的经典场面 但命运给家人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五年过去，挤满底层青年的虎扑，市值缩水93%，最后被迅雷以白菜价捡了过去；而丁真非但没有昙花一现，反而始终是各路媒体的流量宠儿，走进了央视的纪录片，走上联合国的讲台，走到了各类颁奖晚会的聚光灯下、也走进各路领导的合影里。 网友们并不气馁。在素有“流行文化暗角”之称的B站鬼畜区，丁真已经成为蔡徐坤、刘华强、马保国之后的新一代梗王。 Up主们对丁真IP的接力填词，创造了超过2.5亿次的播放量，是平台日活的2.5倍；1

1948年，宝丽来（Polaroid）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拍立得”相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iPhone。这款即时成像相机（Instant Camera）售价仅为89.95美元，1分钟即可出片，毋须在暗房中冲印，这一巨大的创新马上引爆了全美，“拍立得”迅速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中产标配。而宝丽来的地位也类似2010年代的苹果公司，最高峰时其占据了即时成像相机市场70%以上市场份额。宝丽来首款“拍立得”相机Model 95，1948年“拍立得”甚至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影响了欧美国家的至少三代人——安迪·沃霍尔用它来创作草图，克里斯托夫·诺兰用它来推进《记忆碎片》的叙事，泰勒·斯威夫特用宝丽来的照片制作专辑《1989》的封面，甚至全球最大的照片社交平台Instagram，其名称和图标也都来源于“拍立得”相机。宝丽来用这款产品，来定义了一个品类，其统治力从名字上可见一斑：宝丽来公司英文名Polaroid，成为即时摄影的代名词，而“拍立得”这一信雅达的翻译，其实是宝丽来公司英文名Polaroid的谐音——日后柯达、富士等公司推出即时成像相机，也要忍受自己的产品被消费者称为“拍立得”。在“拍立得”之后，全世界产品人的梦想清单上都写上了同一个目标：做一款“品类定义型产品”（Category-defining Product）。所谓“品类定义型产品”，通常指凭借对消费者的“超越式”洞察，用一款产品开创一个崭新的品类，是产品创新的最高境界之一。你能在索尼的Walkman、任天堂的红白机、IBM的PC、苹果的iPhone、亚马逊的Kindle、戴森的气旋吸尘器、特斯拉的Model S……身上看到此类产品的影子。电影《银河护卫队》中“星爵”携带的索尼Walkman由于缺乏对手，“品类定义型产品”早期会有一个创新红利期，市场份额动辄70%以上，回报丰厚。但按照产业规律，创新者很快就会惊恐地远眺到那些前仆

对高附加值的探索和追逐，永远是一个产业的圣杯。自成立以来，特斯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探索。马斯克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人类可以通过大脑操控汽车，那只要给汽车配备一个类似的“AI大脑”，那么汽车同样可以自动行驶。具备智能能力的汽车，将史无前例地成为人类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从而具备全新价值。不久前，马斯克宣布将于2025年6月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基于纯人工智能的全自动驾驶（FSD）服务，仅依靠摄像头、自研AI芯片及AI软件就能够实现L4-L5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够受益于AI技术，使价值得到长足提升的产业，并不只有汽车产业本身。另一个更值得期待的产业是人形机器人。马斯克认为人形机器人的需求会超过汽车，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可能达到200-300亿。长期来看，他判断特斯拉未来的价值可能会来自于人形机器人Optimus。今年初，很多人为春晚扭秧歌的人形机器人所惊艳，各种人形机器人翻跟头、跳舞的视频火爆全网。随着新鲜感褪去，人们开始对人形机器人的本质价值提出了疑问。如今，随着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更多具备智能移动操作能力的人形机器人开始走向应用场景，走向产线开始打工。尤其是大洋彼岸的人形机器人公司，比如去年特斯拉让Optimus 开始进厂打工，学会了分装电池，即使失败，也能自主纠正。Agility Robotics外派由八台Digit组成的搬砖小分队，在大型展会上赚外快。在年底成功拿到汽车供应商舍弗勒的订单，环球务工即将启动。今年五月，它们公布了一项全新成就： Digit已经在第一个商业化客户，物流巨头GXO的场景中完成了第30万件商品的流程履约。老网红波士顿动力Atlas也没闲着，它们开始在现代汽车的工厂里搬运零部件，并强调是自主操作。另外一家成立仅3年的创业公司Figure AI，它们的CEO Brett Adcock放出了一段长达一小时的视频，展示了Figure 02不间断分拣

十年前，商业竞争的方式是比同行卖得更便宜；十年后，商业竞争的方式是指责同行低价内卷。十年前，“价格屠夫”是对企业的至高褒奖，十年后，它成了伤害经济的元凶。商家甚嚣尘上的抱怨，工厂寥寥无几的利润，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担忧，源头仿佛都指向低价。由于价格无限压低，工厂无法提高产品质量，商家缺少利润维持经营，员工收入难以覆盖消费需求，似乎形成了某种逻辑闭环。那么，如果能“守护价格底线”，让商品价格稳定上涨，实现所谓“消费升级”，企业就可以打造品牌升级技术，产业链从业者的收入也会稳定增长，继而反哺企业营收，似乎又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这套看似无懈可击的叙事，恰恰忽视的整个过程中最复杂、最深奥、最关键的环节：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它对应提升的附加值在哪里？低价从何而来？无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还是工业皇冠上的边角料，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结果，一定是低价。上到汽车和芯片，下到垃圾袋和餐巾纸，只要生产规模扩张，生产成本就会被摊薄。稍微接触过制造业就会明白，不能被摊薄的只有税收，稳定上涨的只有社保基数。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丰田的精益生产、沃尔玛的“Every Day Low Price”，内核都是压缩成本，降低价格。2011年的邮件中，马斯克认为SpaceX最大的优势是便宜[2]：SpaceX的表现会越来越好，价格会越来越低，这是所有科技门类的发展规律。马斯克提出过一个“**指数”概念，即生产成本与原材料成本的比值。一个零部件的总成本为1000美元，原材料铝的成本只有100美元，**指数就高达10，意味着生产环节创造了过多的成本。无论是借助规模效应摊薄成本，还是依靠技术改进降低**指数，只要一件商品的附加值凝聚在原材料与生产环节，成本就始终有下降空间。价格与质量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参数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降低生产制造成本，恰恰是制造业百年来不断探寻的圣杯。相比十年前，一台55寸电视的价格从5000

互联网产业跨界造车的趋势偃旗息鼓，但汽车工业拥抱互联网产业的风潮却愈演愈烈。英伟达用GPU修建起高速公路，大模型掀起自动驾驶的算法革命，汽车座舱开始向AI Agent的样貌逐渐形塑，种种迹象表明，AI正在接过软件的接力棒，开始定义一辆车的每一个角落。伴随汽车从研发到销售的全方位重构，车企与大模型和云服务的绑定也愈发紧密。不久前的上海车展，大部分车型都把大模型集成进了座舱，80%的参展车企都是火山引擎和豆包大模型的合作伙伴。一个月后的火山引擎Foece原动力大会，豆包大模型1.6、视频生成模型Seedance 1.0 pro、升级后Agent开发平台等一系列AI云原生服务集中亮相。其中，豆包1.6的综合成本只有DeepSeek R1的三分之一。以5秒的1080P视频为标尺，Seedance 1.0 pro的成本也位列行业最低。与AI产品齐聚一堂的是极氪、蔚来、上汽荣威、上汽奥迪这些整车厂，以及元戎启行、四维图新等自动驾驶公司。如果忽略主办方火山引擎云服务商的身份，现场俨然上海车展分会场。电动化的转型尚未结束，AI汽车已经急速驶来。每一个试图牢牢握住灵魂的车企，都紧紧握住了人工智能的双手。谁定义了汽车汽车工业对“软件定义汽车”第一次直观的感受，来自2019年的一档视频节目。2019年10月，BBC旗下汽车杂志《Top Gear》制作了一期喜闻乐见的双车对比视频，主角是保时捷Taycan Turbo S和特斯拉Model S Performance。前者是保时捷首款纯电车型，后者是特斯拉标杆产品，可谓节目效果拉满。在五次直线竞速赛中，保时捷都以“微弱的优势”取胜。但比赛结果引来特斯拉粉丝不满，有人质疑数据造假，有人呼吁重新比赛，可见哪国的汽车爱好者都喜欢吵架，最终《Top Gear》亲自下场澄清[1]，表示自己没有暗箱操作。《Top Gear》专门发文澄清比赛结果的公正性结果一波

2025年5月12日，中美贸易交锋2.1版本落幕，中美大幅下调关税——即使对最乐观的人来说，这一结果也超出预期。 作为一名资深《原神》玩家，我喜欢用游戏版本做类比：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可以称之为1.0大版本，拜登四年基本上是在做版本延续；特朗普复辟后，中美来到2.0大版本，首次交锋从4月2号“全球宣战”开始，到5月12号日内瓦会谈结束，中美2.1版本更新，双方90天内各自下调关税115%。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胜利。当然，不少人肯定在掰指头细算究竟哪国关税更高，但从现实出发，很多企业之前都抱着中美贸易清零的打算，这一结果已经远远好于预期了。而2.1版后，尽管不少商品关税仍然在20%甚至40%以上，但局面无疑被盘活了，很多外贸老板这几天都松了一口气。 中方这次的应对可圈可点，策略和手段都比1.0版本有了很大的从容感，这背后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中国其实为了应对“脱钩”级的局面恶化，已经准备了足足七年时间，而针对这次2.0大版本的斗争，也做了一系列的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对美国贸易决策团队的风格、节奏、底牌的研究和预判。 本篇文章里，我们来复盘一下中美交锋2.1版本里的方法、策略和艺术。 01. 施压的艺术 在本轮交锋刚开始，美国一上来就不出意料祭出了老手段——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 在我去年写的《莱特希泽的信徒和遗产》一文中提到过，“极限施压”早在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就被当时的美国贸易副代表莱特希泽用来对付日本，他在谈判现场把文件折成纸飞机、然后扔向日本人的典故广为流传，让他喜提“导弹人”称号。而在中美1.0版本时期，这一手段也被用来对付中国。 但在特朗普政府里，最熟练使用“极限施压”的其实还不是作为下属的莱特希泽，而是老板特朗普本人。在他成为总统前的漫长从商生涯里，他最喜欢在重大的商业交易中，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通过威胁、诉讼、围攻或其他极端举

2007年1月9日，当乔布斯站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的聚光灯下，向在场的所有人演示第一代iPhone是如何只需要用手指，就可以在触摸屏上实现所有手机的功能时，全场观众激动地欢呼雀跃，有一个人却开始失声痛哭。在彼时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人比触摸屏制造商宸鸿（TPK）的创始人江朝瑞更清楚，如果不是TPK烧光了代工赚来的12亿新台币，如果不是几万青年几万肝的工程投入，最终把“透明玻璃透射式电容技术”的量产良率改进到了苹果终于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款划时代的iPhone很有可能会胎死腹中。放在手机制造的历史上，iPhone显然不是第一台使用触摸屏的手机。而当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欣赏初代iPhone的经典与优雅时，与它同期的那些需要用手写笔的“电阻式触摸屏”手机已经彻底成为了被遗忘的时代眼泪。只不过，相比初代iPhone带来的革命**互体验，触摸屏工艺的持续式创新却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人类社会最动人的创新故事大多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天才的灵感与卓绝的努力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另一种则是日复一日地与成本、良率、耐用等工程问题无穷无尽地打交道，最终以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效率，把新事物用易得的价格、可靠的品质，渗透给更多的普罗大众。前者这种“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在商业的舞台上，永远不缺乏观众；后者却在大多数时候都以某种润物无声的形象，渐进式迭代。它们常常存在于产业链的细节里，以规模化为目标来最大程度地推动创新的普及，乃至最终改变更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把创新的门槛打下来，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实际上，“让创新更平权”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标签之前，绝大多数工业大国的发展都需要具备相似的能力。比如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第一辆内燃机汽车，但是普通家庭一直要等到美国人亨利·福特用流水线生产T型车，才真正拥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现代汽车。1920年代，福特工厂把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从平均70

1986年底的一天，位于韩国水原市的三星电子生产总部迎来了一位身份敏感的客人：东芝半导体事业部部长川西刚。时值日本存储产业巅峰，东芝问鼎芯片产量世界第一前夜，处于追赶期的三星与东芝存在6年左右的技术差距。东芝既是三星的对手也是三星的老师，身为高管的川西刚自然深知这一点，权当一次学术交流。然而，三星电子准备了堪称眼花缭乱的接待规格，不仅有朝鲜族歌舞，还专门制作了一块象征东芝与三星友谊的玻璃雕塑。酒足饭饱后，三星高管提出，三星正在建设一座存储芯片工厂，请川西老师帮忙把把关。三星为川西刚准备的“三星东芝友谊雕塑”同为业内人士，川西刚自然知道韩国人在打什么算盘。行程结束，三星果然提出，自己也想去东芝的工厂瞅两眼。骑虎难下的川西刚只得顾及礼数，答应带韩国人参观东芝的大分工厂。在大分工厂，三星获准参观了许多设备配置等关键信息。随后，一座与大分工厂构造格局别无二致的工厂，在京畿道器兴地区拔地而起。产业竞争的白热化阶段里，从不会缺少戏剧性十足的故事。但帮助三星超越东芝的当然不可能只是一次参观，90年代前后，日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展开激烈的贸易战，叠加日本经济衰退，东芝在内的日本企业产能投资意愿迅速下滑。1994年，三星率先量产256M内存，跑在了日本人前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尔必达在金融危机后破产，内存成为了韩国人的天下。产业的崛起鲜有神来之笔，多的是筚路蓝缕的艰辛。在电子产业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陈列着似曾相识的章节。中国面板产业的后来居上，同样是一个长达20年的拉力赛。2007年，信息产业部等三部委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把彩电领域产品附加值出现“上移”，国内核心零部件尚待自主的现象毫无保留的揭开[1]：彩电领域，显示器件占整机成本的比重已从显像管的40%，大幅上升到液晶显示模组（含驱动电路）的80%。同期，深圳市、TCL、夏普三方筹划的建设方案，因为夏普只愿建设准备淘汰的旧产线作罢。也许

2024年，新能源车在价格战的硝烟中迅速站在了舆论聚光灯前，曾经手机发布会上话不投机对比友商，一言不合跑个分的桥段，被新能源车原汁原味的复刻。在大模型群魔乱舞，新能源车狼烟四起的背景板里，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很可能是跨界造手机的蔚来。往日纷飞的战火变成了僵持的战线，每年的市场份额统计，也变成了几家公司几乎雷打不动的排列组合。按照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报告，2024年，vivo以17%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同比增长11%。而以Counterpoint的口径看，vivo已经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国产手机销量第一。但市场格局的另一个侧面，是几大手机品牌之间几乎不到1%的差距。经历近十年残酷的淘汰与出清，留在市场的玩家从一桌满汉全席变成了两桌斗地主。十年前说自己是市场份额TOP 5，是绝对实力的象征，今天说自己是TOP 5，听上去有点像在骂人。近距离的密集交火搭配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是所有战争片里精心剪辑的保留节目。但在真实的战场上，往往沉默中的对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在2025年的新年致辞中，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提出了一个“突破自我茧房”的描述：比“算法茧房”更坚不可摧的是“自我茧房”， 陷入“自我茧房”，就会盲目自大，对用户的声音置若罔闻。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其隐含的含义是，越是在市场格局趋于稳定甚至固化的时候，留住用户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失去用户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与之对应，越是波澜不惊的市场格局，越有可能酝酿剧烈的变化。固化的市场2007年的iPhone发布会上，乔布斯引用了2003年图灵奖得主Alan Kay的一句话：真正在意软件的人，应该自己造硬件。乔布斯身后的这一页PPT常被视为苹果波澜壮阔造芯史的开端，一部半导体产业的荷马史诗写下了第一个章节，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iPhone的诞生之所以被视为一场

·iPhone在2007年1月发布时，最受震撼的不是苹果的供应商和数码发烧友，而是被Google收购而来的Android团队。Android掌舵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给团队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着[1]：“iPhone、iPhone、iPhone！” 当时Android团队正在全力研发一款名为Sooner的“智能手机”，搭载Android系统，但拥有实体键盘，反而没有触摸屏。原因在于，Android给自己设定的假想敌是诺基亚和塞班系统。 直到2012年，一位开发者意外获得了一台Sooner原型机，让Google的秘密项目重见天日。虽然Sooner长得很像黑莓手机，但系统集成了Google的搜索服务、Gmail以及Google版微信Google Talk。也就是说，Google意识到了智能机时代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高度前瞻的卡住了身位。 但iPhone的横空出世，意味着Android团队的努力付诸东流，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正如Android 创团队成员Brian Swetland说[1]： “在乔布斯发布了iPhone之后，再发布像黑莓那样的全键盘手机是没有意义的。” Google Sooner原型机 随后，Android团队迅速转向基于触控屏场景的系统开发，并在2008年9月发布了广为人知的“第一台Android手机”HTC G1。这款手机不仅有侧滑全键盘，还有大量实体按键。但另一方面，HTC G1集成了地图、邮箱、日历等服务，都需要登陆Google账号使用——这是日后庞大Android帝国的根基。 苹果对Google的入场不可谓不重视，当时苹果将微软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也预判了Google在软件层面存在的威胁。时任产品营销总监Bob Borchers称[1]：“谷歌的最大威胁是它了解软件和服务。事实上，谷歌可能比苹果更了解它们。” 事实证明，两家公司都错判了自

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AI教父”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一度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掀起“人工智能算不算物理”的大讨论。今天产业界的百花齐放很容易让人忽视，仅仅十年之前，人工智能这门年轻的学科还在争议中匍匐前进。辛顿对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这门学科的缩影，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历史坐标系。过去十多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2012年，辛顿带着两个学生参加了ImageNet图像识别比赛（ILSVRC），以惊人的84%识别准确率夺得冠军。这个成绩深深震撼了学术界和正在投资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从“之一”变成了“唯一”。《深度学习革命》中说：辛顿和他的学生改变了机器看待世界的方式。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2017年，在谷歌工作的八位程序员经过数月的合作，创造了一种处理语言的架构，简称为“Transformer”，并在当年7月的一篇名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论文中描述了该架构。这篇划时代的论文，拉开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幕。·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过去十年的发展浓缩在一个聊天窗口里，全世界见证了一个用美元和GPU堆起来的理想主义故事，也极其直观的感受到了人工智能身上散发着的下一个时代的气息。短短十年时间，人工智能经历了万马齐喑后又爆裂般的成长，即便对前沿技术最敏锐的人也有可能漏掉它狂奔途中重要的时刻。全球范围内，完整参与了三个关键节点的科技公司寥寥无几。在中国，它是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名字：百度。广招天下英雄辛顿早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曾多次请求学校聘任另一位教授跟自己一起工作，被校方无一例外拒绝，理由是[1]：“一个疯狂的人做这件事就够了”。这代表了2012年之前学术界对深度学习的主流态度——说好听点是百家争鸣，说难听点是死路一

从2024年7月开始，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开始了一段久违的全球之旅。他先是飞去了目前全球最大的电视机消费市场——美国，然后南下来到拉美，访问了建有TCL生产基地的巴西和阿根廷，接下来又去了曾经两大跨国并购的发生地法国，最后回到亚洲，来到TCL在1999年的第一家海外工厂所在地——越南，飞行里程超过了4万公里，足足绕地球一整圈。在2024年9月25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论坛”上，TCL给参会者展示了这样的数字：TCL目前在全球布局了46个研发中心、38个制造基地，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十年海外营收从2013年的353.71亿元增长至1253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海外营收增长达17.2%。李东生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论坛上发表《开拓中国制造的大航海时代》演讲，2024年9月这些数字勾勒出了TCL在这些年的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二十五年前，TCL在全球化方面是一个经验尚浅的“初学者”，是一家业务领域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的中国公司；二十五年后，TCL成为对全球化有深刻理解，业务高度聚焦且牢牢掌控产业链上游的全球性企业。全球之旅让李东生检阅了TCL全球化的成绩，也唤起了他很多尘封的记忆。二十年前，李东生也曾有过一次全球之旅。在2004年11月底，李东生来到巴黎的阿尔卡特总部开会，在没有暖气的写字楼里听到了亏损3000万欧元的数字；随后马不停蹄飞往美国，监督另一家并购来的公司汤姆逊的改造进程；当他回到国内时，还要继续处理手机销量下滑的艰难局面。媒体喜欢用“敦刻尔克”时刻来形容当时的处境，而那次全球之旅仅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三年里，TCL面对的冲击由巨浪变成了海啸：海外并购遭遇了巨额的亏损，国内的手机和电脑业务也陆续陷入泥潭，主业彩电面临重大技术换代，领先优势被削弱。TCL一时间黑云压城，内外交困。“我们呛了一口水，但也由此学会了游泳。”李东生9月25日的在论坛上这样

2014年8月，数百名美敦力内部股东的怒火点燃了这场本该平淡的年度股东大会。 美敦力在当时“只是”全美医疗器械第二，年度股东大会通常是专家和高管们讨论医疗设备行业的未来以及研发进展的场合。但就在这一年数月前，美敦力宣布了一项430亿美元收购爱尔兰医疗器械企业柯惠医疗的计划，这场收购在规模上成为了医疗器械行业史上最大的并购案的同时，也让美敦力被美国民众戴上了“逃兵”“不爱国”的帽子。 在股东大会上，时任美敦力CEO，常出现在各类商学院经典案例中的奥马尔·伊什拉克甚至还没能开始阐述并购的原因就被愤怒的股东打断，79岁的股东Lee Binger高呼“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利于股东的公司决议”，同时现场超过500名股东热烈的鼓掌支持。 对这些老股东而言，这场并购需要他们付出高昂的金钱成本，原因是他们必须出售手中以极低价格购买的美敦力老股以交换并购后新公司的股票，而这之间的价差让他们承担十分高昂的资本收益税。 尽管伊什拉克努力陈述收购能够带来的好处，包括美敦力的产品将覆盖到150个国家，产品群也将新增脊柱设备、除颤器、起搏器三个新品，年销售额预计可达到247亿美元等等未来的巨大收益，但普遍一头斑白的股东们并不买账： “长期收益？你觉得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么？” 时至今日，对美敦力的种种质疑早已烟消云散，公司从2014年的全美第二到如今连续数年登顶全球医疗器械第一的宝座，大大小小36次收购并购让美敦力在全球市场上不断打开新的市场，成为了医疗器械公司在迈向全球化时都必须要摸一下的石头。 今年初，迈瑞医疗宣布拟收购科创板第一高价股，国产电生理龙头惠泰医疗的控制权，而另一边，则是迈瑞医疗在进入全球医疗器械行业排名前30之后，就定下了稳步发展，5-10年内进入全球前20的战略目标。 中国制造，或许也需要一点耐心和时间。 23年的全球长跑 每年的冬天，全球医疗领域的从业者都会赶往德国的莱茵河畔，参

全球智能手机复苏主题再度确认。在Counterpoint发布的中国智能手机第二季度出货榜上，vivo再次坐上头把交椅，整个上半年同比增幅来到5%，稳居第一[1]。过去的三年，手机品牌的经营其实相当艰难。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创下近十年来新低，将存量博弈时代的肃杀演绎至冰点。与此同时，换机周期拉长至历史最高的51个月[2]，也就是说，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在过去的四年都没有买过新手机。这些因素让2024年的市场复苏显得弥足珍贵，正如Counterpoint中国区研究负责人齐英楠所说，复苏的背后是四五年的积累，是长期经营的沉淀。导演这一轮换机潮的是两大技术趋势：一是硬件层面折叠屏的迅速普及。随着部分机型售价打至10000元以内，折叠手机价格门槛进一步降低，铰链等关键技术的完善改善了使用体验，目前各大品牌进入规律迭代期，Counterpoint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折叠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49%，远高于同期智能手机整体2%的增幅[3]。二是软件层面人工智能的逐步渗透。从最初简单通过API接入大模型，到自研大模型纷纷适配，再到深入系统底层的研发思路，AI手机的发展路径变得清晰，角斗厂规模正在扩大。加上苹果下半年入场，技术研发的军备竞赛重新打响。不变的存量市场现状，给复苏的市场笼罩了足够的火药味。秣马厉兵之际，品牌们开始重新梳理经营策略和组织结构，其中的关键在于，要以哪种姿态，面对全新的市场的校验。vivo给出的答案是：将“用户满意”置于“销量第一”之上。研发是一个体系手机市场上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定格，消费者需求则从“从有到无”开始向“性能更好、性价比更高”升级。市场由增量转向存量、消费者需求“由量转质”，倒逼着手机品牌在功能上推陈出新。创新不敢松懈，手机品牌试图在不断拉长的换机周期里，以更高的利润率换取更长久的生存。然而，在苹果“教鞭”下高度成熟的供应链，使

2018年3月，vivo在乌镇发布vivo X21系列新品，上市热销，大获成功。彭于晏和周冬雨等明星代言，“照亮你的美”的洗脑广告语，加上大城市核心商圈的巨幅广告位，组成了舆论对vivo的某种刻板印象。而在一个月前的MWC 2018上，vivo低调的露出了另一幅面孔。vivo在MWC上发布了一款名为vivo APEX的概念机，集成了98%屏占比、升降镜头、屏幕发声和半屏指纹识别等一系列激进的技术方案。APEX诞生的背景是手机产业的全面屏创新热潮，vivo则展示了在追求极高屏占比的同时，对其他功能模块没有任何妥协的技术方案。这台概念机小规模量产了上千台，全部用于技术验证和市场调研。科技媒体The Verge在文章中说[1]：全世界都应该严肃看待vivo。vivo APEX概念机在中国手机市场，vivo是一家值得反复解刨和咀嚼的公司。vivo在公开场合喜欢探讨长期主义与基业长青，但这家公司最擅长的地方是以五年为单位制定并执行“中期愿景”。2018年的APEX之于vivo的意义在于，在市场景气度下滑的时期，应该以何种姿态参与到对未来产品的定义，以及这些参与能否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对应的市场表现。在APEX推出后的第五年，vivo成功问鼎中国手机品牌的头把交椅。按照Counterpoint的统计，2023年全年，vivo以16.9%的市场份额位居国内市场第二，在国产品牌中排名第一。在Canalys的口径里，vivo同样坐稳国产品牌第一位置。vivo今年的年度旗舰产品是vivo X100系列，首销日累计销售额达10亿人民币，打破了vivo历史所有新机首销记录，相比上一代产品销量增长740%。vivo S18系列和iQOO 12系列，同样打破产品线的销量纪录。vivo X100系列在畅销产品的背后，vivo积累了涵盖大模型、操作系统等诸多底层技术资产的“蓝科技”矩阵——业界常以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