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大学校园和家庭中，一种新的焦虑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年轻毕业生担心，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梯正在消失。那些大学生们的父母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毕业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使用人工智能（AI）来自动化那些过去由初级员工完成的工作。例如，行政事务、更新表格、整理文件、收集数据以及基础分析，如今很多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这些工作，恰恰是许多应届毕业生进入职场后首先承担的任务。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场景是：入门级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让年轻人“练手”，积累经验的。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总监、总工都是从菜鸟练起的。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入门级工作都由AI做了，那年轻人如何积累自己的经验？如果没有机会积累经验，那年轻人岂不是永远不会成长成为有价值的老司机？ 这些担心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在笔者看来，AI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消失”。更准确地说，是工作的性质正在改变。 首先需要明确，企业仍然需要年轻人。事实上，任何组织都需要新的力量带来活力、好奇心和新的视角。许多过去就重要的品质，在今天依然重要。企业仍然需要那些有纪律、有责任感、能够管理好时间的人。可靠性和团队合作仍然重要。能够清晰表达、善于倾听的人仍然是组织中的关键成员。这些基本品质不会因为科技变化而消失。 真正改变的是：年轻人如何创造价值。 过去，初级员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体力劳动”上。在这里，我说的体力劳动并非指年轻人去搬砖举重，而是指年轻人在公司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他们花大量时间收集信息、整理数据、制作报告和准备材料。为什么把它们称为体力劳动？因为这些工作其实并不复杂，一旦学会以后就是简单重复，对脑力和创造性的要求并不高，很多场合下工作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确保数据正确，格式标准。很多投行、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的PPT、分析报告、内部纪要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 如今有了AI，人工智能可以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对格陵兰表现出近乎执念般的兴趣？这个问题一度在欧洲舆论场中被当作笑谈，直到最近才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有人揣测这是他对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心有不甘的情绪投射，也有人干脆将其归因于他的口无遮拦、随口一说。但所有这些解释，其实都刻意绕开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特朗普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退一步，来了解一下特朗普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国际秩序，对美国是不公平的，而且是系统性不公平。 第一，美国长期承受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买别人的商品远多于别人买美国的商品，从而造成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而华盛顿的精英却把这称为“全球化红利”。在特朗普看来，这不是红利，而是吃亏。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吃亏越多。 第二，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被系统性外包。全球化和离岸生产，让美国消费者买到了便宜商品，却让中西部失去了制造业、技术和尊严。金融和科技精英获益，而普通工人则被抛弃。这一条对于特朗普的基本盘MAGA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恰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第三，美国向盟友（特别是NATO的欧洲盟友）提供几乎“免费”的安全保护伞。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家长期压低军费，得以把更多的政府预算投向退休金、医疗和全民福利，而美国则承担了提供保护的军事成本。在特朗普看来，提供保护可以，但保护费也是要收的。 第四，大统领看世界有点像《教父》里的黑帮老大，那就是想要和我讨价还价，得看你有没有实力。没有足够硬实力的国家，凭什么和美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在特朗普看来，谈判权来自力量，而不是道德或者程序。如果你没有军事实力、连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不能保证，就不该用“价值”和“国际法”来对美国说教。这也是为什么懂王从本质上对联合国、WTO、北约等机构不屑一顾。在他眼里，这些国际组织把“弱者的道德高位”制度化了，却限制了真正承担成本的强

1957年，伦敦街头依旧飘着煤烟味，战后破损的砖墙还在修复，仿佛整个欧洲正在回忆失去的过去，同时努力理解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0多年，英国的经济规模比战前缩水超过10%【1】。伦敦金融城表面维持绅士体面，内里却已经千疮百孔。工业产值虽然开始恢复，却远远谈不上强劲。1956年苏伊士危机彻底摧毁了英国外交与军事威望，英镑出现恐慌性抛售，其国际地位已经被美国美元逼到墙角，政府不得不通过严格的外汇管制吊着最后一口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普通英国人离境不能携带超过50英镑。谁会想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神经在1950年代绷到极致。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著名铁幕演说，正式拉开冷战序幕。前苏联在五十年代迅速扩展其势力范围，美国则在欧洲和亚洲全面部署军事与经济力量。朝鲜战争让两个阵营的第一次真正交火变成现实。接下来，冷战双方互相试爆原子弹和氢弹，军费开支在五十年代中期占据财政巨大比重，全球紧张局势像一根越拉越紧的绳子【1】。 一方面是政治军事形势紧绷，但另一方面，维持民生和经济的国际贸易还是需要继续进行。一个让前苏联官员有些头疼的现实是，她高度依赖外汇储备维持对外贸易。统计显示，在1950年代中后期，苏联官方外汇储备约为20到30亿美元，美元占比极高【2】。由于冷战导致的紧张的国际关系，美国财政部内部曾认真讨论过冻结苏联在纽约体系美元资产的手段。那时候前苏联在美国的间谍信息网十分发达，像冻结资产这样的内部会议，很快就被传回到莫斯科高层，这让前苏联领导层极度紧张。 简而言之，苏联的恐惧、美国的强势和英国的衰落共同构成了1950年代全球的宏观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一笔看似普通的转账，引发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大地震。 1957年年初，前苏联国家银行第一副行长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接到外交部密令，要求立即减少前苏联在纽约银行体系的美元敞

1693年的伦敦，街头空气里混着煤烟、马粪味，还有战争的焦灼气息。当时的英国正与法国打得不可开交，国王威廉三世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可谓绞尽脑汁。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财政赤字，英国议会一边加税，一边费尽心思想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融资办法。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奇的金融发明登上舞台：唐蒂（tontine）。它的名字来自一个意大利银行家洛伦佐·唐蒂（Lorenzo Tonti），他发明了一种听起来像是“投资+游戏+寿命赌局”的产品。听上去有点复杂，但其实逻辑很简单：参与者每人出一笔钱组成资金池，政府承诺每年支付利息。起初大家都分红，但每当一个参与者去世，死者的那份收益会被重新分配给幸存者。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活得越久，分得越多【1】。 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那简直就是17世纪的“金融版吃鸡游戏”。最后活下来的那位老人，理论上可以独享整个资金池的利息，简直比买彩票还刺激。设计者唐蒂的初衷，是希望用那个活的最长的幸存者的超高回报，来吸引足够多的人参与购买，这样为政府筹得所需的资金。为了筹资，当时的政府推出两种年金计划供消费者选择，第一种是固定年金，每年分发14%的分红。第二种就是tontine。 在当时的设计里，tontine 的名义利率是 7%。其规则是：每位参与者出资100英镑，政府按7%的年息率支付利息。当一位投资者去世，他的那份利息就会被重新分配给还活着的人，以此类推。活得越久，分得越多。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假设你是1693年的伦敦市民，今年三十岁，刚在咖啡馆里听人介绍完 tontine 的玩法，决定也掏出一百英镑加入。政府承诺给整池资金每年支付7英镑利息，所有参与者平分。第一年，假设有一千名投资者，那么每个人都能拿到7英镑，简单明了。 第二年开始，情况就变得微妙了。假设一年里有十个人不幸离世，他们的那10份7英镑不会消失，而是被重新分配给剩下的990人。于是你在第二年拿到的利息就

今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聊聊一家特殊的对冲基金公司：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成立于1982年，由美国数学家詹姆斯·西蒙斯（Jim Simons）创建。公司旗下最著名的旗舰基金为大奖章Medallion Fund，据称自1988年以来扣除费用后的年化回报率约为39%，连巴菲特和索罗斯都达不到这种回报水平。在鼎盛时期，文艺复兴管理资产规模曾接近1000亿美元以上。 文艺复兴对外开放投资的基金规模有一定控制，旗舰基金大奖章仅限内部员工及其亲属参与【1】。 基于西蒙斯的数学家背景，以及文艺复兴基金的量化交易策略，大奖章出色的业绩回报可以说是数学的胜利，是复杂算法和海量算力碾压我们这些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凡人智慧的明证。但若深入探究这些量化巨头的成功奥秘，我们会发现一个既反直觉又令人心酸的真相：他们最大的优势，与其说是破解了金融市场这个“物理难题”，不如说是精通了人类反复犯错的“心理难题”。西蒙斯团队的成功并非来自对宏观经济或企业基本面的高深洞察，而是源于对市场参与者情绪和非理性行为的系统性捕捉和利用。换言之，量化巨头们并非战胜了市场，而是战胜了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那些可预测的人性弱点，在我们人类的情绪陷阱中搭建了一台精准的提款机。 传统金融理论，特别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认为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因此任何人都很难持续击败市场，特别是扣除交易和管理费用之后。如果市场确实是高度有效的，那么西蒙斯和他的同行们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创造的超额收益，就等同于在平静的湖面上抓住了看不见的水怪。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当大奖章基金的收益率持续创下天文数字时，有很多人都会产生这个疑问：文艺复兴赚的超额回报，到底是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作为文艺复兴科技的核心科学家，亨利·劳弗（Henry Laufer）给出了一个看似戏谑、实则精辟的答

在笔者此前写的“从哈雷到AI”一文中，我提到过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在机缘巧合之下，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死亡登记表，上面记录了一个小城布雷斯劳城 20 多年来的出生与死亡纪录。它看上去毫不起眼，却成为精算统计的起点。数学第一次能够量化生命的长短，甚至可以预测人口的变化。 如果说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有趣。在 17 世纪末，我们人类掌握的数学知识，已经可以让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定价寿险。然后寿险真正被商业世界接受，却还要再等上 50 年，直到18世纪中叶。 50 年是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一个国家经历两次战争，也足够让一门科学从新奇变成必需。科学比市场早到了半个世纪，这种延迟并非技术原因，而是人性的节奏。保险业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总按照科学的速度前进，而是常常按照公众的心理速度前进。 要理解这一段延迟，我们必须回到寿命表本身。哈雷在 1693 年整理并发表了《人类死亡概率估算》，首次利用大量死亡数据计算不同年龄段的死亡概率【1】。一个 30 岁男性一年内死亡的概率是多少。5 岁儿童的生存率是多少。80 岁老人再活 10 年的机会有多大。数学首次揭示，死亡虽然不可预测，但并非完全混乱。概率背后存在规律，而规律可以计算。寿险的定价、年金支付、长期储蓄，都有了清晰的科学基础。 按理说，拥有如此精确的死亡概率，保险应该立刻成为大生意。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到处是死亡风险与不确定性。火灾、航海、疾病、战争，无处不是风险。数学已经能准确计算，而风险无处不在。任何有效的市场都应该迫不及待采用这种科学方法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然而，理性并不总是市场的主宰。保险业的真正成熟，要等到整整 50 年以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人类本能地拒绝面对自己的死亡。 售卖保险产品绕不过的一环，是要求消费者在签合同前认真思考自己死亡的情景。死

1694年的伦敦是个烟雾缭绕的城市：街上满是马粪，咖啡馆里满是消息，议会里满是争吵。当时的英国正在与法国打仗，战争烧钱的速度远超过部长们批预算的速度。然而就在这种一地鸡毛的环境里，一个影响世界几百年的思想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信用并非来自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制度。政府不是靠王权借钱，而是靠制度和治理借钱。 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需要把故事从头讲起。1693 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与法国的九年战争进入胶着期。战争就像一台永不满足的机器，不断吞噬英国的税收、储备和耐心。当时英格兰的财政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寅吃卯粮，靠借债苟延残喘。”政府向伦敦商人借钱，但是远远不够；想通过增税增收，但税负已经将人民逼到民怨沸腾的边缘。 为了应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时任英国财政部大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把国家信用证券化【2】。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很简单，但在300多年前，它绝对是金融创新。政府要想借到钱，就必须让债权人相信这笔钱“可以追索”。追索的对象，不是国王的私人信誉，而是议会作为一个治理体系的信用。 换句话说，英国首次提出： 债务不是国王欠的，而是国家欠的。国债购买者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王权，而是来自议会制度。 这就是著名的“信用革命”。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如果政府赖账，议会负责还钱。”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和创新呢？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政府赖账是家常便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在 1680 年代直接宣布国库破产，拒绝支付大部分战争债券，理由是“朕就是国家”。西班牙王室破产次数多达十几次。所以当时的商人和民众，对于王室的信用完全缺乏信任。任何人如果购买政府发的债券，就要做好政府违约，血本无归的准备。这也导致，欧洲王室想要通过借钱筹资去打仗，他们就不得不支付比较高的利息，来弥补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英国的突破在于，它第一次告诉投资者：能够保障

1960年，一个叫 Simulmatics 的公司在美国诞生。它的创始人叫艾蒂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政治学家，信奉“只要数据够多，人类行为就能被预测”。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硅谷的祖父”，他们最早提出的口号是——“用模型预测人心”。 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肯尼迪的竞选团队。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遇上了资深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为了缩小差距，增加自己的胜算，肯尼迪团队找到了Simulmatics，希望借助计算机和民调数据预测选民行为。当时麻省理工教授普尔与广告人爱德华·格林菲尔德和心理学家罗伯特·阿贝尔森共同创办Simulmatics公司。他们从盖洛普等民调中提取十万份问卷，用IBM打孔卡录入，建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政治数据库。Simulmatics把选民分成480个“心理单元”，比如“中西部农村、低收入、新教女性”，又把选举议题划为五十种变量，如“就业”、“通胀”、“种族”、“宗教”等。所有这些数据被录入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IBM 704计算机。 1960年8月，肯尼迪团队正式雇用Simulmatics。公司连夜赶制报告，管理层在8月25日带着成果在罗伯特·肯尼迪（注：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的办公室汇报。报告名为《劳动节前的肯尼迪》，建议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中多谈经济与就业问题，以吸引北方工人，同时避免过度强调民权，以免失去南方白人。报告还指出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在某些州（尤其是南方和中西部保守地区）可能引起选民反感，应谨慎处理、避免成为竞选焦点。这些建议后来被肯尼迪竞选团队采纳。 1960年选举夜，美国的CBS电视台在IBM 7090上实时模拟选情，计算结果预测肯尼迪将以49.7%对49.5%险胜。最终结果几乎和预测完全吻合。Simulmatics公司宣称“我们的模型预

2015年8月的伦敦南华克刑事法院，前银行交易员，英国人Tom Hayes面无表情地听完宣判：14年监禁。这位曾在瑞银与花旗东京分部交易日元利率衍生品的英国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因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而入狱的交易员【1】。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公众对金融行业充满愤怒，要求“有人付出代价”；政治人物、检察机关与媒体都需要一个能代表“贪婪银行家”的符号。于是，一个在日本办公、操纵利率的英国交易员，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但九年后，剧情逆转。 2024年7月25日，英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项判决，宣布原审不公，理由是陪审团在法官误导下被剥夺了判断“被告是否存在不诚实”的权力【2】。判决书看似枯燥，却动摇了英国金融犯罪司法的根基。它恢复了刑法中最古老的原则：Mens Rea，即“罪行不仅在于行为，更在于心念”。 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金融犯罪案件，同时它在历经九年时间后被英国最高法院逆转，因此值得我在这里向我的读者朋友们详细介绍和解释一下。 首先，让我先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Libor。 LIBOR的全称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曾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基准利率之一。简而言之，Libor是大型国际银行之间在无担保条件下相互借钱的平均成本。也就是说，LIBOR代表了“全球资金的批发价格”。 Libor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全球超过300万亿美元的金融合约（包括贷款、债券、衍生品、抵押贷款、学生贷款等）都以LIBOR作为定价基准。例如，一家企业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利率通常是“LIBOR + 利差”；个人房贷、信用卡利率也常与LIBOR挂钩。可以说，从华尔街的掉期合约到普通家庭的房贷账单，LIBOR都是决定借贷成本的“温度计”。 LIBOR由英国银行家协会（BBA）于1986年正式推出。其计算方式不是市场实盘交易得出，而

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蒸汽机的轰鸣声第一次打破了人类对自然极限的想象。1769年，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改良了蒸汽机，使其效率提高三倍；1776年，他与马修·博尔顿成立博尔顿-瓦特公司，开启了能源机械化时代。同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分工与市场的力量。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象征着“技术”和“制度”两股力量的结合，这也成为英国后来超越世界的起点。 过了差不多100年，到1850年时，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全球七成，棉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八成。伦敦人口从1700年的60万膨胀至1850年的230万，人均GDP增长超过六倍。 同一时期的清朝与奥斯曼帝国，仍然以手工业与农业为主，工匠作坊和行会制度限制创新，皇权与贵族垄断抑制竞争。到十九世纪中叶时，英国的制造业产出已经超过清朝与奥斯曼的总和。 为什么会这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给出的答案是：不是文化、不是地理，而是制度。 英国并不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她的煤炭不如中国多，人口不如法国多，殖民地在十八世纪中期仍远不如西班牙庞大。然而，工业革命在这里率先发生。关键在于：制度改革把技术变成了生产力。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威廉三世被逼签署《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对财政与立法的主导权。国王不再能随意征税、没收资产。六年后，英格兰银行成立，英国政府开始以公开发行国债的方式筹资。国债由议会担保，投资人终于敢把钱借给国家。资本开始信任制度，而非君主。 与此同时，英国在十七世纪通过了《垄断法令》，奠定了现代专利制度的基础。专利的发明者拥有十四年的独占权，并且可以合法获利。十八世纪，英国的专利数量从几十件激增到数百件，几乎每一项新技术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权保护伞”。1769年，瓦特的蒸汽机获得专利；1775年，英国议会又为其延长至1800年。正是这项延长法案，让瓦特与投资人博尔顿得以长期合作。他们一方出技术，一方出资本，两者的有效结合是英国

1919年的巴黎，春天的雨还未停。凡尔赛宫的镜厅里灯火通明，金色吊灯下坐满了西装笔挺的代表。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拄着拐杖，满头银发却目光如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坐在一旁，神情紧绷，仿佛在权衡得失；美国总统威尔逊脸色苍白、略显疲惫，眼神中仍带着理想主义的执拗。桌上的文件是那份让人谈之色变的《凡尔赛和约》。它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约合1919年时的33亿美元，相当于德国当年GDP的三倍【1】。对一个刚经历大战、工厂瘫痪、煤矿被占的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德国必须付出代价。”克列孟梭说。法国的北部煤区在战争中被炸成废墟，他认为只有让德国赔光、赔到底，法国才能真正安全。劳合·乔治心里其实明白，赔款数字根本不现实，但在国内舆论的高压下，他没敢反对。美国的威尔逊则关心“道义秩序”，他想建立国际联盟，却也不愿为欧洲买单。于是，这场“和平会议”最终变成了一场关于债务的清算大会。 英国的财政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坐在角落里，目光越来越暗。他曾在前线看过遍地白骨，如今又看见另一种缓慢的毁灭正在发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巴黎的空气里，弥漫着复仇的气味。”几天后，凯恩斯愤然辞职，离开巴黎，回到伦敦后写下那本让他名声大噪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书里那句预言，后来被一再引用：“如果我们有意让欧洲大陆贫困化，我敢断言，复仇会绝不迟疑的到来。” 凯恩斯并不是在为德国辩护，而是在为理性辩护。德国不可能靠出口赚取这么多外汇去偿债，除非它把商品倾销整个欧洲，让盟国自己的工厂都关门。换句话说，德国要么违约，要么拖别人一起下水。可没人愿意听。1921年，《伦敦赔款协议》正式生效，德国每年要支付20亿金马克现金与实物（煤炭、钢铁、船只），其中一半付给法国，四分之一付给英国，剩下的付给意大利和比利时。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还欠美国政府与银行共约100亿美元，其中英国43亿，法国40亿。美国的债主们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