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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达里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掌门人。40后，狮子座，美国纽约人氏。如果一句话概括我的投资生涯，大概是年少成名浴火重生。

26岁那年我创办桥水，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像“在不同的水域之间架起桥梁”。

当时我刚从学校哈佛商学院毕业2年，意气风发，很快也将迎来人生第一个小高峰。因为我成功预见80年代初墨西哥债务危机，国会甚至邀请我去听证会。

而大概7年后，我将亲见自己宴宾客起高楼，楼塌了。1982年，因为押注美国经济崩溃，我破产了。没能靠做空我的祖国大发横财，反而饱尝员工裁到只有我自己的失意苦果。

经历这次惨败，而后东山再起，我的路似乎平稳了很多。桥水从最初的500万美元资金规模，到如今1625亿美元，从最少只有1个人，到如今1700名员工。

我的一生太过丰富，我有太多想说，限于篇幅，简略说几点和你分享，希望恰好是你不知道的部分：

1我间接参与“发明”了麦乐鸡

1983年，麦当劳推出了至今大受欢迎的麦乐鸡。而此前，麦当劳其实有犹豫要不要将其上市。因为就像今年经历了猪肉价格的上涨，麦当劳担心鸡肉价格上涨，挤压它的利润率。而鸡肉生产商也不愿意以固定价格向麦当劳出售鸡肉，因为担心自己的生产成本会上升，利润受到挤压。

而刚好麦当劳和鸡肉生产商雷恩加工，都是我提供咨询服务的两家客户。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脑子里出现的一个念头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可以把一只鸡看作一部简单的机器，该机器包含一只小鸡和它的饲料。鸡肉生产商最需要担心的、波动最剧烈的成本，是饲料的成本。

我向雷恩加工展示，如何利用一种谷物期货和豆粕期货的组合锁定成本，这样一来，它就能向麦当劳提出一个固定报价。在大大降低自身价格的风险之后，麦当劳在1983年推出麦乐鸡。

2我爱对冲，期货交易开启职涯

我在大学里主修金融学，我从一位有趣的同学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很多关于大宗商品期货的知识。大宗商品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大宗商品交易的保证金要求很低。如果我能按计划做出成功的决策，我就能借到更多钱，然后赚更多钱。

当时，股票期货、债券期货、货币期货还没有出现，大宗商品交易被视为华尔街证券经纪业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副产品。

大学暑假期间，我请求美林证券的大宗商品主管给我一份暑期工作。几个月之后，当我回到学校开始第二学年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在几个月里涨了三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所以1973 年之后，投资股票不再受欢迎了，大宗商品交易流行起来。由于我在大宗商品领域的从业经历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的学历，我成了抢手货。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型证券公司多米尼克聘请我做大宗商品业务主管，年薪2.5 万美元，这在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生的起薪中排在接近最高的位置。

3我和中国渊源颇深，二十年前我就在中国开公司

1984年，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邀请，我第一次来到北京。

我甚至见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金融市场，由9家中国企业联合成立的，一个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小组开始建设金融市场。我记得他们最初是在一个很小的宾馆运作，我很敬重那些年轻人，向他们捐了一笔小钱，助一臂之力。

1994年，我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桥水中国合作伙伴”。我确信中国注定会在21世纪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在中国投资。我能向我的机构投资客户介绍机会，从而带来钱；我也能把中国企业介绍给美国企业，从而提供专门知识，作为交换。

尽管一年后我关闭了这家公司，但中国依然是我个人和家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我和妻子以及11岁的儿子麦修决定，麦修将在中国待一年，上一所中文教学的学校。

4我的感悟：投资的圣杯

从早期的失败经历中，我懂得了不管我在进行押注时多么有信心，我依然可能是错的，而要降低风险又不降低收益，合理的多样化是关键。

我找到了布莱恩·戈尔德，一名刚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的数学系学生，于1990年加入桥水。我请他制作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假如我渐进地增加具有不同相关性的投资，一个资产组合的波动性将如何减弱，其质量（以相对于风险的收益规模来衡量）将如何提升。

这个简单的图表带给我的震撼，可能就像爱因斯坦在发现E=mc2&时的感觉一样：我发现如果我拥有15—20个良好的、互不相关的回报流，我就能大大降低我的风险，同时又不减少我的预期收益。这简单明了，但如果这个在纸面上行得通的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也很好的话，那将是一个重大突破。我称之为“投资的圣杯”，因为它指出了赚大钱的方法。

当时（而且直至现在），大多数投资经理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管理单一资产类别的投资：股权管理者管理股权，债券管理者管理债券，等等。他们的客户给他们钱，是希望他们在收获此类资产的总体收益（例如标准普尔500股市指数）之外，还能通过押注、高估和低估特定资产的价值（例如买入比特定指数中更多的微软股票）取得一些额外收益。但同一资产类别内部的具体资产通常约有60%是相互联系的，这意味着在一半以上的情况下，这些资产的价值是一起上升或下跌的。

我和鲍勃、丹合作，从浩繁的原始信息中总结出了最好的决策规则。规则得出后，我们就在长时间框架里对其进行返回测试，利用系统模拟，将这些规则放在过去的环境中，看看它们的共同表现将会如何。

结果让我们感到震撼。理论上，这种新方法将让我们的单位风险收益增长3—5倍，而我们可以根据可容忍的风险规模调节我们想要的收益规模。换言之，我们会比别人赚得多得多，同时降低因失败而出局（我以前就几乎出局）的风险。我称此为“杀手体系”。

这一做法的成功教会了我一个原则，后来我把它应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想要拥有很多优势，而又不暴露于不可接受的劣势之下，最稳妥的方式是做出一系列良好的、互不相关的押注，彼此平衡，相互补充。

感谢阅读。

如果这则简略的短文有打动你，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请移步《原则》。那里是我叙述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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