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一．

30年律政生涯，高树始终秉持着对法律公平与正义的不懈追求。他曾担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见证了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壮大，并带领华商律所成为全国规模大所。

董超：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知名的单位里面，1993年为啥放弃公职下海去当律师？

高树：我追求在司法奔跑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到来了，社会发生了特别深刻的变化。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总和与规制，也需要进行许多变革，一个全新的法治时代好像呼之欲出、盈手可握。

作为一个经过七年法律专业深造的学子，我深知自己肩负巨大使命，渴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去社会最前沿工作，为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董超：在律师行业里面30多年，您收获了可观的业绩和名利。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高树：我曾担任深圳律师协会的会长，参与了法治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也见证了深圳律师行业从几千名律师发展壮大到几万名律师的过程。

值得自豪的是，这几十年来，我带领一群法律人共同成就了一番法律事业。作为华商律所的主任，我带领华商从最初的几十人团队发展到如今几千名律师的规模，成为深圳乃至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本土律所。我们办理了许多案件，并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此外，我还曾担任两届深圳市政协委员，以及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监事长。

董超：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法律从业人员集结到华商律所？

高树：31年以来，华商人始终秉持相对开放、温和宽厚的态度。我们不提倡把事物看得过于绝对，我们理念是：要通过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通过克服困难来克服挑战。

例如，有些人想要加入律所合伙人的行列，他身上存在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但我认为，让他加入，他身上的问题反而能得到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积极的做法有助于人们进步，原先存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董超：律师这个行业是“一九定律”，可能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只有10%，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高树：确实，这个现象在律师行业中日渐凸显。它像一面镜子，既反映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折射出其中的问题。

但归根结底，均衡发展才是整个律师行业所需要的良性生态。我希望通过全行业的携手努力，能够逐渐淡化这一“定律”的痕迹，让律师行业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稳健、协调。

回望律师行业刚起步时，队伍仅有几千人，到如今已接近70万人。政府和国家赋予了律师行业巨大的发展空间。行业的发展有其内生性原因，内部体系构建了互助式、互动式的团队氛围。这种氛围无论从理想、道德、职业规划、专业和业务共建层面，还是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层面，都形成了一股合力，我认为这便是律师职业共同体。

随着律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律师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律师行业的发展一定是传帮带、共同前进的过程。这么大的团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有人出现问题，会影响到整个行业。同时，当我们听到某个律师或律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时，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二．

董超：今年的7月1日，新《公司法》即将实施，对于公司的法人、股东，您有些什么特别的提示？

高树：新《公司法》对股东（尤其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板）进行了一系列规制。这些规制包括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决策时对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影响程度，以及小股东权利的补充等等。同时，新法也提高了对公司合规的要求，这意味着，未来大股东和老板在做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都需要戴上合规的“紧箍咒”。

在过去，老板们往往认为法律上的“合规”是用来约束他人的，仅用于管理员工和部门，或作为对外展示的一块招牌，有的甚至视其为“霸王条款”。比如，当公司出现垄断问题时，根源往往在于他们总是将法律合规之剑指向他人，而非自己。

然而，在新《公司法》的时代，许多法律规定已然转向针对老板和大股东。

董超：由此可见，企业家和律师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一种迭代升级。

高树：没错。过去，律师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可能就足够了，无需深入了解企业。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律师应该与企业深度陪跑、互相支持，建立更加主动、积极和平等的战略关系。

首先，律师需要向企业提供精神和理念上的支持，明确说明合规、合法、违法和犯罪的定义。否则，即使与法律顾问合作了10年、20年，企业仍可能出现问题。

其次，律师需要对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向和效益情况有更深入地了解，并预见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当企业遇到困难时，律师应能提出合法合规的新方案，并与企业的经营效益紧密相连。

董超：合伙人之间打官司，您肯定见得太多了。选合伙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基本要点？

高树：选择合伙人就是在选择事业。在所有要点中，最重要的，即是合伙人必须是一个好人。所谓好人，是指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人。例如，勤劳勇敢、忠诚、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品质。

如果合伙人缺乏这些品质，能力和道德出现问题，那么他与你合作的道路能否走下去就成了问题。一群道德素养较高的人，可以将一个不好的项目变得更好；相反，一个人品差的人，无论项目多么好，最终都可能将好项目变成坏项目。

三．

董超：您有没有关注过网暴的现象？

高树：网暴现象不应得到社会的容忍。从根本上讲，它侵犯了隐私权；从民事和刑事角度来看，网暴行为属于犯罪行为。

目前，针对网暴行为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启动。但我认为还需加大力度，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制定更有力、更及时、更能跟上时代需求的法规，以防止网暴现象演变成不良的社会风气。

董超：年初看了一个电影《第二十条》，里面有关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这种争论，您怎么看？

高树：正当防卫的界定在刑事法律领域是个难题。实际上，正当防卫本质上仍属于以暴制暴的行为，区别在于我的暴力用于保护自己，而对方的暴力用于侵犯我。然而，如何量化暴力行为？打一拳、两拳还是三拳？在对方可能停止侵犯时，是否还应继续攻击？

因此，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很难甄别、判断，需放在具体系列中分析，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当面临生死威胁、将对方打到半死时，在恐惧驱使下，防卫者是否还应继续攻击？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普通人并非医生，无法现场使用医疗器械进行衡量或判断伤情。

我个人觉得，虽然保护自己是第一要务，但是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为了保护自己，剥夺他人的生命，把社会公共利益完全置之不顾，这是不行的。

董超：今年有网红策划了一个秦朗在巴黎丢作业的事儿，结果被全网封杀了，对于这样的处理，您怎么评价？

高树：我认为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是合理且必要的。无论是网红还是其他人，无论个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发布任何信息都应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而非虚假一面。

有些粉丝可能会鸣冤叫屈，认为原本只是创作了一个微剧情作品，由于舆论和流量的引导，才导致作品被封杀。但有时适度严厉的处罚才能起到警示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提醒大家发布任何消息时都应保持真实性。

四.诗歌

严谨的法律、浪漫的诗歌，两条看似永不交汇的平行线，在高树身上产生了奇妙的融合。他曾出版数本诗集，收获数百万粉丝。在他看来，爱诗其实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

董超：有人说您是法律界最会写诗的，也是诗人里面最懂法的。您是怎么把感性和理性有机地和谐地融为一体？

高树：我对法律的理解与许多人有所不同。在一些人眼里，法律代表着监禁、判刑、脚镣和手铐，十分沉重。然而，在我看来，即便法律如同镣铐般限制了人身自由，其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法律限制你在某个圈子内的活动，但这意味着，在圈子之外你拥有更广阔的自由空间。

法律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诗歌也关注人际关系，但它更侧重于人与自身的关系。法律旨在调整这些关系，并使其更健康、更阳光。诗歌则具有治愈和抚慰自身的力量。

比如莎士比亚，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成就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你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之美时，你也会受到启发。和法律不同的是，诗歌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被成就，它没有强制性规定，不会要求“我开心了，你也得开心”。

董超：您最欣赏的诗人是哪一位？

高树：或许是因为我的阅读习惯，或许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我特别喜欢李白。他是一名超级理想主义者，有着超凡的浪漫，和信手拈来、洒脱不羁的文字底蕴。

你看他笔下描绘的辽阔：“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种大气磅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有那极高远的浪漫：“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即便是痛苦，他也能写得如此优美：“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他恼火时，也能写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以及那种“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无奈与消愁……

我们现在很少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惊世名篇，为这个世界留下如此美好的诗歌、为人类带来无限想象力的文字，真的很少了。

五.

董超：您觉得迟到的正义是真正的正义吗？

高树：在现代社会中，迟到的正义往往已不再是正义。当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发生巨变后，追求正义的一方对正义的渴望可能已经减弱，甚至消失。例如，一家公司即将破产，此时追回欠款还有意义吗？

过去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现在我认为失败仅仅是失败之母。一旦倒下，很难再次站起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我们需要“以变应万变”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

董超：假设通过某种手段，能够和苏格拉底面对面，您最想跟他说什么？

高树：我非常欣赏苏格拉底身上的达观精神。他死之前，他的家里人问他还有什么要嘱咐的，他说，“我曾经吃了邻居家里的一只鸡，这只是借他的，要还给他。”这不是玩笑，而是一个哲学命题，是对一种世界观的洞察。

如果这位哲学老顽童复活，我一定会问他，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和真理哪个对你更重要？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真理？对于你来说，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哪个更重要？

此外，我会向他请教，经过2000多年的演变，你认为这个世界还有意义吗？这个世界还有意思吗？未来的世界会更有趣还是更无趣？

在我看来，有趣的事情一定有意义，但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有趣。然而我无法验证这一点，也无人告诉我答案是否正确。但我相信，若是向苏格拉底请教，一定能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董超：在您的心目中，法律的信仰是什么？

高树：我认为，法律的信仰在于开放的公平和可实现的正义。

公平的核心在于其开放性，只有在阳光下才能称之为公平。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变化，公平的标准也可能随之调整，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但这种变化必须经受时代的考验、社会的衡量，尤其是要能洞察和经受世道人心的锤炼。

那么，如何理解可实现的正义呢？我非常认同曼德拉说过的话：“民主就是可以预见、可以演练、可以实践的程序和内容。”比如，我们两人可以在这里探讨问题，这就是民主的体现。正义也是如此，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就不能称之为正义。这些理念不能束之高阁，而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检验，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样的正义才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我们法律人所信仰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