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前面的话：庄稼生长的季节回到湘南农村，看到荒芜、长满杂草的大片土地，一种撕裂的痛，涌上心头，游遍全身：以前那种农民精神，在瓦解消散，记忆中的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写下这篇《双抢》，缅怀那段做农民的岁月。本文是集体智慧结晶，感谢金融家老乡黄明达先生命名，知名词人老乡周卫平先生修改。
对我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江南农村出生成长的人来说，印象最深刻难忘的农事就是“双抢”了。
如果不偷懒（其实也没有机会偷懒），一次双抢下来，不死也要蜕层皮——双抢的周期达二三十天之久，烦得让人脾气暴躁，说话做事充满火药味。在烈日和暴雨下，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堪比非洲兄弟，曝露在外的部位，表皮层常见脱落，边角向上卷起，用手一撕就是一大块。
双抢开始正是暑假来临之际。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割禾，挖田，插秧，样样都干——尽管称不上行家里手。每年上学期快要结束，就在急切地盼着放暑假，不是贪图那逍遥自在的长假期，而是希望第一时间赶回乡下，参加双抢，全心全意地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事。
那时候，农村人多，人口基本上不流动，也缺少娱乐，村民喜欢聚在村头一起闲话家常。点评某某孩子将来怎样，是他们比较热衷的话题。判断跳农门，走出去的大学生有没有忘本，将来会不会变质，都是以是否抓紧赶回家参加双抢来衡量，对那些回来了的，竖起大拇指，简单五个字：这小子不错；对那些借故没回来的，鄙夷不屑，把他当作泼出去的水了，认为他即使将来有出息，也靠不住，不会给乡邻办事帮忙。
中国语言生动传神，中国农民接地气，充满智慧，发明了“双抢”这个有意思的词语，准确地传达了那个季节“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紧张感，不仅要“抢”，而且要“双”抢，要与时间赛跑，“抢收庄稼，抢种庄稼”。
那年月将水田的用途发挥到了极致，一年种两季水稻，要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早稻亩产低，煮出来的米饭硬梆梆的，吃起来有点硌喉咙，但全国人民都在为解决温饱奔走，没人计较这些。晚稻亩产高，吃起来香糯可口，让口舌肠胃舒服。
六月底七月初，早稻成熟了，稻穗低眉顺眼，偌大一把，挤在一起，沉甸甸的，黄澄澄的，让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如果不掐准时机，抓紧抢收，稻谷就脱落了，掉到田里，泡在水里——这种浪费让“粒粒皆辛苦”的农民有剜心之痛。也是那个时候，如果不抓紧抢种晚稻，晚稻就错过了生长季，到晚稻收割的深秋，谷粒还没饱满，就已经停止生长了，瘪谷特别地多——插晚稻秧，一般要在立秋前完成，再晚了，就错过季节了。
对双抢的忙，颇有语言天分的母亲发明了一个词，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词叫做“脚不沾地”，套用现在流行语，最近似的应该是“忙到飞起”；那句话就是“吃饭都没得时间”——这通俗易懂，很好理解。
老家地少人多，分配到户，我们生产队，旱地人均一分三，稻田人均七分。包括奶奶在内，一家七口，有一亩旱地，五亩水稻田。全家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向这六亩地要。所以，只要庄稼能生长的季节，无论旱地，还是稻田，父母都没有让其闲着，一年四季生机勃勃，春天的油菜花，夏秋天的水稻，冬天的白菜萝卜，与现在的荒芜形成鲜明对照。
现在的农村，年轻农民进城了，留下来的，不是老，就是懒，打牌喝酒厉害，下地干活不行。旱地长满杂草，比人还深；稻田只种一季，稗草丛生——稗草长得比水稻还高，长势比水稻还好。
双抢季节，除了吃饭睡觉，就在稻田里泡着。天刚蒙蒙亮，就被父母叫醒，一手拿农具，一手揉眼睛，下田干活去了。
双抢的第一道工序是割禾。一人一把镰刀，下到田里，低头弓腰，左手把禾，右手挥镰——左撇子反过来，开始与天斗，抢收早稻。三五束禾成一把，随手放在身边，很零散。几乎每年双抢，每家每户，都有镰刀把手指割破的，皮肉外翻，血流不止。没有哼叫，没有哭泣，从身上扯下一块布，把伤口包起来，找根稻草一扎，就继续干活了。割完一块田，要把水稻集中起来堆放，稻穗向外，稻根朝里，堆成左右平行的两堆，中间正好容纳一部打稻机，准备脱粒。
踩打稻机脱粒是最辛苦的活计，得靠体力，由家里最强壮有力的两个男人完成，我家一般由父亲和哥哥来承担；妈妈、姐姐和我在父亲和哥哥需要短暂休息的时候替代一下。
把打稻机拖下水，置于两堆稻穗中间。父亲和哥哥上了打稻机，一只脚踩在固定踏板上，一只脚踩在活动踏板上，用手往逆时针方向拨一下横在打稻机上的滚轮，活动踏板缓缓升起，吆喝一声“起”，脚齐心向下一踩，触底了再弹起来，到合适的高度再踩下去，随着活动踏板有节奏地起起落落，滚轮飞快地转动起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稻穗堆旁各站两人，拣一把不大不小的水稻掐在双手虎口之间，在打稻机上的人将脱粒完的稻草扔出那一刻，不失时机地递上去。机上的人将稻穗根部握在手心，牢牢掐紧，轻轻地放在滚轮上，呈半圆左右滚动，只见稻谷飞溅，碰着打稻机盖，跌落在打稻机桶内。
打稻机尾，有人用竹笆扒掉禾叶，用簸箕将稻谷撮起来，放进箩筐里。箩筐很大，装满了，一担有一百多斤，一般人挑不动，是正当壮年的父亲的专利，哥哥和妈妈偶尔挑一下，但放的谷子要少很多。父亲把谷挑到晒谷坪，倒出来，用荡笆把稻谷摊匀，晾在阳光下曝晒。晒谷坪场地有限，家家户户都要晒谷。所以，有点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哪怕是吃中饭的时间，太阳最热，晒谷坪上照样有人在翻动稻谷。
打稻机旁边还站着一个捆草的，左右走动，把脱粒完的稻草捆成草把，拎上田埂，晒在田埂或马路两边。稻草用途很多，可以做柴烧，也可以做猪垫，经过猪屎猪尿浸泡发酵，可以做庄稼肥料。
稻田里还有一个小小人影在东瞅瞅，西瞧瞧，那是最小的妹妹——她也没闲着，在捡拾遗落的稻穗，待到小手里有一把了，跑过来，递给父母，邀功请赏——赏赐一般都是口头表扬。
那时候，在烈日下劳作，大汗淋漓，口干舌燥，难受异常。偶尔有卖冰棍的过来，大家停下活计，望一眼卖冰棍的，望一眼母亲。母亲心领神会，把沾满泥巴的手，伸向水里洗干净，在衣服上擦几把，然后伸进口袋，摸出两毛钱。那时候冰棍只有两种：白糖冰棍和绿豆冰棍。白糖冰棍两分钱一根，绿豆冰棍四分钱一根。我们只能吃白糖冰棍，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能吃到绿豆冰棍。剥掉冰棍上的纸，伸进口里，用舌头一舔，全身立马就凉快了，所有疲累烟消云散。
这个组合里，形成双抢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图案。忙碌一天，大家都累得不行，两只脚走起路来都极不协调。但还没等到恢复，第二天清早，哨声一响，又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在农村那些年，前后经历了三种打稻机。最早是一个比三五个箩筐加起来还要大的木桶，大家都喜欢叫它“黄桶”，高可及腰，没有任何机械装置。使用起来很费力，进展也慢，脱粒还不干净，不到十六岁以上的得力男子，根本操作不了。双手掐一把水稻，高高举过头领，用力砸在木桶内侧，部分谷子就脱了下来，落在木桶里。半天下来，虎口开裂，腰酸背痛，胳膊脱臼一样。所幸黄桶没多久就被半机械的打稻机取代——这就是上文重点描述的那种，用得最普遍，也最久。
后来打稻机进一步进化了，不用人踩，靠柴油驱动，马达一响，滚轮飞转。听说现在，完全进化了，用上了联合收割机，割禾、脱粒、装谷，一气呵成，省力省心，一站式解决方案，又快又好；插秧也机械化了，不用人工了。
双抢期间，还要交公粮。稻谷晒好，用麻袋装上，用板车拖着，连夜赶到镇上粮站交粮。家家户户都要交，以保证那些吃皇粮国饷的人有饭吃，不被饿着——这也成农民羡慕那些“三两米”（吃皇粮国饷的另一种说法）的人的原因。交公粮的人排的队很长，往往要晚上十二点才能弄完，踩着月光，陆陆续续回来。
打完早稻，就要挖田或者犁田。这有两个作用，一是将早稻“斩草除根”，否则，有根在，就会长出苗，抢食晚稻营养；二是把泥土整松弛，利于插秧。中等人家，有水牛，犁起来快；上等人家，有拖拉机，更快；像我们这种穷得叮当响的下等人家，只有靠锄头，一锄一锄地挖，非常辛苦。挖田犁田得过两道工序，把泥土挖过来了，凸凹不平，还要整平滑，方便插秧。偌大一块田，全部挖完，可真不容易。一天下来，手掌全是水泡，钻心地痛。第二天天亮，水泡还没好，就又要继续，让旧伤添新创。
挖完田，犁完田，就要插晚稻了。左手把秧，右手插秧——左撇子反过来。为保证均匀，约五行左右，用墨线间开，放上几束秧苗作为标记。插秧是倒着行走，要避开中午的太阳，否则，容易晒死。年轻的时候，妈妈是远近闻名的插秧能手，插得又快又整齐。她弯下腰，只见水花飞溅，哗哗作响，男人抽口旱烟的功夫，就被妈妈远远地甩在身后了。据老辈农民煮酒论英雄，在分田到户之前，妈妈插秧是生产队里的一道风景。
插秧靠手指用力。一天下来，指甲与皮肉连接处，难免皮开见肉。插完晚稻，双抢就算正式完成了，后面的施肥，打药就不急在一时了。
完成双抢，有先有后。乡邻亲朋的患难真情，亲疏远近，就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先完成的，来不及歇歇，就主动过来帮忙了。帮谁不帮谁，先帮谁后帮谁，都取决于平时关系。
工具滞后，让我们家成为连续多年的双抢后进生，远亲近邻的帮扶对象。每年双抢，家里约有一两亩地，是在别人的帮扶下完成的。当然，亲朋过来帮忙，家里倾其所有，准备好酒好菜，热情招待，哪怕再穷再苦。
双抢又忙又累，但也有趣味盎然的农家乐，隔壁的田间地头，男人女人们高声大气地说话，晕段子满天飞舞，笑声不断。在每块水稻快割完之际，最后那竹席见方的水稻中，挤满了肥硕的青蛙，成为我们的围猎对象。挖田时，也经常挖到躲在泥土深处的泥鳅黄鳝。把捉到的青蛙、泥鳅、黄鳝拴在一根稻草上带回家了，做一道荞头煮泥鳅，青椒炒青蛙，红椒仔姜焖黄鳝的菜，那是绝对的美味，真正野生的，至今想起，仍然让人涎水吞咽，唇齿添香，回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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