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孙亮
编辑 / 李信马
题图 / IC Photo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每年都有海量的适龄学生会走入职业教育的大门；但另一方面，接收了近半的生源，职业教育却没有与之相匹的影响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似乎都被冷落在了教育体系的角落里，作为补充角色般存在。生源质量、办学质量、就业困难等客观问题的存在，让职业教育甚至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
“你家孩子别上高中了，上职校吧？”
如果对方孩子的成绩不是太差，那这样的一句建议，可能会让父母辈儿几十年的关系直接破裂。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职业教育的真实情况，真实经历过的人，他们的回答才最有说服力。也许他们并不能完整的展示出职业教育的全貌，但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教育是如何改变他们的一生——既有不适与妥协，也有主动与抗争。
“不敢相信，你会在这里上学”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高职学生杨宇多少都有点不自在。
“我本来是要走大学特招的，就是那种体育特长生。”家住通州的杨宇，2004年出生，讲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他的父母已经在首都打拼了二十多年，除了户口，其他跟本地人无异。
从小练篮球的他，有着不错的竞技水平，并将升学的目标定在了中国顶级高中之一的清华附中，但特招文化课考试平均不到70分的成绩，彻底击碎了他的梦想。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他，却没办法报考北京的普通高中。
特招失利后，在学校老师的介绍下，杨宇来到了现在的学校。
“就是都是差生的学校，整天混日子的那种。”他有些苦涩地评价道。
在今年4月通过的《职业教育法》中，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职业教育为什么成为了“差生”混日子的地方？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说法，最初的设计理念是，分流可以让不适合普通教育方向的学生有机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培养模式，而承担这部分分流生源的主要容器就是职业教育学校。但在某些地方行政干预和“普职比例”达标的硬性要求下，分流明显带有以成绩标准划分“一刀切”的特点，成绩差的学生，才会去进行职业教育，而在传统印象中，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负面标签缠身。
杨宇尽管心中抗拒，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去处，只能接受“3+2”职业教育的这个选项——在家庭内部为他做的学业规划中，除了走体育特招这条路外，并没有其他备选。
经历类似选择的人，其实比我们预期要多得多，据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显示，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01.32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2.58万人。
具体到北京地区，目前共有高职院校26所，占北京市高校总数28%，2021年高职招生人数为6900多人，招生人数占比为17%。与高等本科院校不同的是，高职院校招生的区域相对固定，多以本市、本省范围内学生为主要生源。
在教育资源优势明显的北京地区，杨宇不可能把目光投向外省，在已无退路的当口，他需要26所学校里进行选择。更困扰他的是，之前还一心准备体育特长招生的他，要在众多听都没听说过的专业中选出自己认为最有前途的那一个，即使有老师分发的北京地区职业学校的材料和讲解，这也是多少拼运气的赌博。
杨宇最终选择了影视后期专业，理由是：“我去过传媒大学那边的录影棚，参加过一个节目的录制，就感觉旁边操作摄像机的特别吸引我。”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阶段以学为主的引导氛围导致了成绩分数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其正面意义是筛选出了学业更加用功和智力更加拔群的孩子，但对剩下的孩子们来说，这会不会有些残酷呢？
进入职业教育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未来很可能就变窄了。
就业黯淡，升学迫切，
职业教育的定位是什么？
新的《职业教育法》提出：“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有能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但对此，人们却普遍缺乏信任。
据杨宇了解，他所学的影视后期专业在北京的行业平均工资在4000到5000之间。可是，在与往届毕业的学长交流后杨宇得知：“大家的工资普遍低于3000，1500和2000的也有。”
职业教育的就业之痛在个体层面被一览无余，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就业市场受到冲击，岗位数量与待遇都有下滑趋势，对学历不占优势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陈瑜是山东一所高职院校2014年的建筑专业毕业生，她毕业的时间节点，是国内房地产的第一个低谷期，最初工作时连社保都没有，直到2016年，一个月至少通宵工作四五天的她，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工资。
随着经验增长，在换了多家公司后，她的薪资也曾大幅上涨过，但去年开始疫情反复，地产行业吃紧，恒大的暴雷让陈瑜所在的公司受到波及，在裁掉了十分之一的员工后，作为幸存者的她收到了降薪50%的通知。
经过考虑后，她最后选择离职并准备转行，问到之后的打算，她表示希望争取更高的学历，此前的工作当中，不止一次出现同事的能力并没有比她强，但是却因为更高的学历，而享受了更好的待遇的情况，让她感到很不公平。
也许以义务教育阶段和高考的成绩来划分，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属于“差生”的一档。但对职业教育的资源投入的不重视，影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以及毕业生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又导致人们努力逃离职业教育或者追求升学的机会。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由于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场地、设备和耗材，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职业教育本身就是高投入的事业。但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林宇2021年底时曾透露一组数据显示，我国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55%以上，但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只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左右。
职业教育在社会上难以得到认可，升学就成为许多人追求“教育公平”的最后手段了。刘航任职于北方沿海三线城市的某高职院校，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执教生涯几乎和学校发展起伏同步，刘航回忆自己在学校经历的变化：“先是招生，也就五六年前吧，升学导向还没这么明显，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总有企业过来招工，家长也不多要求什么。但最近不行了，孩子送到这边，学校、家长都鼓励孩子升学，而且就业形势也在变化，不升学出路还是不行。”
刘航讲了一个例子：“有次学校有中职的升学考试，有十几个孩子没有过线，后来家长们不知道怎么聚在一起了，想要个说法。后来学校也有压力，最后没办法，全部降分录取了。”
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在一次讲座中同样谈到这个问题，根据北大教育学院教育财政研究所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75%的职高毕业生要升学（本科或专科），职高的升学导向已经取代了就业导向。“我们去这些职高了解情况，问那些孩子们，说你们职高毕业之后你们想干什么？几乎100%都说要升学。事实上，升学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小。”姚洋补充道。
新版《职业教育法》为升学这条路开了新的大门，第五十三条首次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但反过来说，职业教育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对补齐学历差异的强烈意愿，侧面也反映了他们对职业教育的（过程或结果）的不满，那么，真实的职业教育，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爹当妈的职校，和无法规避的挤压
姚洋在他有关职业教育的演讲中，提出过一个沉重的观点——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他回忆自己在北大上学时，班上35名学生，三分之一来自贫困家庭，甚至有两名孤儿，而现在他在开300人的大课时，询问谁的双亲都是农民，却只有两三名同学举手。与此同时，北大的学费5000元近二十年没有上涨，三本和职业教育的学费却往往不止甚至远高于此。“谁在上这些三本？谁在上这些专科？绝大多数是农村的孩子。我们给农村家庭一个双重的惩罚机制，一方面他们的孩子不太可能考上所谓的精英大学；另一方面，他们上了差的大学，还要被学费再次惩罚。我们去看了职高，也去看了技校，90%的孩子都是农村家庭的 。”姚洋说。
在生源质量决定教学质量的职业院校，一线教师往往有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有一次，一个中职的孩子请假回家，问我怎么写假条，我了解一下原因，就让他写‘家中丧事’。回来他给我交上‘家中O事’。”刘航回忆自己学生的时候好气又好笑。
“大班二三百人，你要说没有积极的孩子，那肯定是胡说，可你让他办点事，那就不一样了。”刘航口中的“事”多少让人诧异：“比如，我让孩子去把这个文件压缩一下，完事给我传过来，结果孩子愣是不知道什么是‘压缩’。”
不懂“压缩”折射出，农村生源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家庭教育缺失、个人习惯约束不足等导致的基础素质上的局限性，也意味着像刘航这样的一线教师，肩上的责任和压力同时增加。
“累，每天都累，不单是体力上的累。”说起工作状态，刘航表示作为班主任，班级上事务性的工作都需要由他发起，班会、出游、就业指导培训等都要操心，学生的起居健康数据都需要高频度采集汇报。今年疫情突袭北方的时候，他在学校住了两个月，白天看着学生做核酸、开会，晚上查寝，备课。
作为授课教师，他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改革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每个授课教师有个平均授课标准线，在300课时左右。问题是有的老师就教一门大课，备一次课给好几个班就讲完了。有的老师教好几门小课，科科都要备课，而且来年课还可能调整没了，自己又要从头准备新的课件、ppt。除了正常的课程教学以外，还有考核评比，还有科研任务，没有这些硬性条件，职称晋升根本没戏。”
刘航所在的学校是一所规模颇大但历史底蕴不足的组合学校，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号召，该地区将四所职业技工学校合并成了现在规模达三万人的高职学校，并将校址外迁到了沿海工业区。随着职业教育改革被提升日程，课程改革的压力最后也被传导至了一线教师：“学校也想创新发展，也要争取一些国家项目，也得申报改革创新的项目。到最后很多这个课程改革的任务，都是由教师承担。前两三年，学校为了这种事上线了一个教学平台，集合了线上会议、头脑风暴、课程演示、线上考试各种功能的一个平台，好家伙，从暑假到寒假我们没闲过，每个礼拜开好几回会。”
“你想想，学校要出成绩，那不折腾你折腾谁？”刘航反问到。
新版《职业教育法》的实行，可能会让有关职业教育的一切变得更好，也可以说，这关乎到未来一半中国人的切身利益。不过，从顶层设计到底层的改变，会是个漫长而且螺旋上升的过程，也许还有许多未知需要去探索。
从事职业教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在思考了至少五秒后，刘航回答：“钱多钱少放在一边，有时候，孩子毕业了还回来见你，能跟你聊聊自己的生活，你会觉得，自己干的这个事，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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