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17年的年尾，很难想像，大资管的发展在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使得这种局面出现的是资管新规。资管新规，一句话以概之，就是使得大资管按照资产管理的规范开展业务。而在此前，大资管之所以被称为大资管，与此前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的公募基金等资产管理形成对比区别，最关键的一点是大资管并不只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大资管的精华在于非标业务；而非标业务，实际上就是银行信贷业务。
银行信贷业务与大资管非标业务的不同之处在于：
银行开展业务，需要为其所持有的资产计提风险资本；而大资管开展非标业务则是一种无本生利的业务。
大资管开展非标业务，尤其是银行理财机构开展非标，既没有受到公募基金只能投资证券产品的限制，又不受到资本的约束。在金融体系里，各种比较优势兼得，成为无敌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大资管能够在短短数年之间，规模便已发展到百万亿元之巨。
资管新规改变了这一切。
当年，大资管的各类机构，如银行理财、信托、证券资管、基金子公司等，管理的资产规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股市也在当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振荡，很多通过股票质押融资用于发展产业基金的企业家陷入困境，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易手。后续，很多知名企业 因为自身高负债及市场形势恶化的外部因素，出现违约。
事后回顾，中国近十年的很多金融事件与现像都与大资管的兴衰起落有关。对于大资管的行业整治，与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对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有类似之处，但是程度不同，加之中美国情不同，所导致的后果也不相同。
相似之处在于，引起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即资产证券化的失控发展，是影子银行发展失控，危机导致影子银行信贷创造能力受到影响，带来货币的塌方式收缩，进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开展非标业务的大资管，同样属于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对于大资管行业的整治，同样削弱了影子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带来货币供给的收缩，对于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造成重大影响。
之所以程度不同和产生的后果不同，就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影子银行的规模体量及影响力远远不及，在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造成的冲击程度有限。同时，由于国内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都以国资背景为主，天然具备较强的风险抗衡能力。而在美国，当时面对次贷危机的冲击，也是采取财政部出资近万亿美元，将很多金融机构国有化的方式来应对。
多年以后，很多从事大资管相关业务的金融同业朋友，聚在一起交流时，时常会感叹资管新规推出的前后，中国的金融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在怀念曾经的美好时光时，人们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时过境迁，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情怀。
大资管的兴起，得益于特殊的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
在2012年前后，政府对于货币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前面，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央行向经济体系释放了大量的货币。在2009年，中国的货币总量相比上年增长了近30%。
在2011年，经济体系出现了较大的通胀压力。CPI一度高达5%，超过了国民的3%左右的心理防线。央行在通胀压力倒逼之下，选择收缩货币。货币总量增速较2009年的高峰水平出现了较大的下调。实体企业在骤然的货币收缩情况下，出现了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像，对于经济增长及稳定产生压力。政策为了支持企业融资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开始放开金融管制和鼓励金融创新。试图激发金融体系的活力，以对冲商业银行体系信贷规模收缩的压力。大资管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
大资管的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也有相同之处。都是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受到限制，难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在美国，商业银行受到信贷创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塞尔协议在上世纪80代推出，使得商业银行原有的资本金无法支持自身所持有的风险资产规模。而在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则是受到货币增速调整及央行的直接的信贷规模控制。
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与大资管非标业务的发展，都是影子银行的构成部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标准化业务，信息披露更充分，业务开展更规范。
而中国的大资管非标业务则从一开始就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大资管野蛮生长的乱像如此严重，以致于当时从中国银行前往证监会任职的领导，还公开在媒体对于各种乱像进行批评。而在多年以后，中国的监管对于大资管的整治，一个重要的策略手段就是推进业务非标转标的转型，向着证券化的模式靠拢。
但是政策从来就是寻求一种平衡，或者是在进行一种取舍。
在解决经济增长压力和规范行业发展的两种选择当中，政策选择了解决经济增长压力，默许行业的种种不规范的行为。在此前后，同样存在种种不规范的运作而取得迅猛发展的还有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也在资管新规推出的之后短短数年之内，从巅峰跌落到低谷。不知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史与最终结局，会否给以大资管行业以一种兔死狐悲的共情感？
大资管行业发展存在的乱像，就是以资管之名行银行之实。商业银行拥有特许经营权才能够进行的业务模式如资产负债错配、资金池运作、刚性兑付等，大资管也在进行运作。大资管开展非标业务除了不用计提风险资本之外，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势，那就是不用遵守银行信贷业务的信贷通则的限制，也不需要按照银监制定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相关制度进行。这使得大资管开展业务，相比商业银行具备更大的自由度。
同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等资金运用受到商业银行法的限制，不得涉及权益类业务。中国的金融监管当中，一直都有严禁商业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的操作惯例。大资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种局面。2015年的股市快速上涨及股灾，便与大资管的发展高度相关。
通过大资管及互联网金融的配资业务，大量原本受到限制而不能够进入股市的巨量资金进入到股市，在股市原来的牛市基础上，推动了股市在2015年上半年的高速上涨，快牛变成疯牛，局面开始失控。当监管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控制大资管及互联网金融的资金进入股市，并且清查存量资金之时，股市的牛市便因为资金形势出现重大转折而终止，并且由于大资管及互联网金融的提供的资金都是属于杠杆性资金，股市在剧烈去杠杆之下，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出现了程度严重的下跌，下跌程度之重，被世人视为股灾。这可以视为大资管发展影响金融重大事件和现像的一个案例。
股灾出现之后，大资管资金进入股市受到限制，而在同时，大资管行业的管理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并未放缓。比如，大资管行业的核心主导机构，银行理财，在规模超过二十万亿元规模的基础上，仍然在此后两年维持30%以上的增速。大量的资金开始转向固定收益领域。造成了2016年及引后两年的资产荒。资金充裕在逐利的压力之下，开始横扫一切风险资产。很多在此后出现违约爆雷的融资项目，便是在资产荒的年代里，成功落地的。
这正应了投资界的谚语，最坏的投资，往往是在最好的光景进行的。
还有一部分资金虽然没有进入股市及资本市场，但是也与资本市场相关，那就是投向产业基金。前面所提到的，商业银行信贷受到各类政策及商业银行法的限制，而大资管则没有。因此大资管的资金，按照商业银行信贷的思维及运作模式，投入到了产业基金。这种产业基金之中，大资管的资金作为LP，并不是获取产业投资的权益回报，而是获取固定回报，只是将权益视为一种抵押或者安全垫。
大资管的风险管理基于不是对于所投资项目的本身的回报分析和预测，而是基于实体企业的回购，这承担了实体企业的信用风险，或是基于实体企业提供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这承担了股票市值波动的风险。
通常，股票质押融资的折扣率较高，风险显得可控。但是，当金融市场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之后，风险便变得不控起来。资管新规推行之后，大资管等影子银行的信贷创造受到重创。大量依靠大资管提供融资的股票质押融资受到影响。金融机构为应对风控压力，开始抛售股票，这对股市造成下跌的压力，股市下跌造成更多的股票质押融资需要减仓或平仓，这进一步引起股市下跌。
很多有产业抱负的企业家，在此前发起了产业基金，并且充当劣后级LP，引入大资管的优先级LP资金。大资管机构很多依靠企业家提供的股票质押来控制风险。股市剧烈下跌之下，很多企业家便迫平仓，损失惨重，甚至公司控制权易手，多年苦心经营成果毁于一旦。
后面各地地方政府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出手纾困，问题得到缓解，并且在股市后续的反弹推动之下，最终得到解决。关键的是，经此一役，大量有事业抱负雄心的企业家遭遇惨败，对于中国国民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此后，各类佛系、躺平之声。
这也是大资管对于重大金融事件和现像产生影响的另一案例。当然，大资管并不是对于这些重大事件和现像造成影响的唯一因素。
当前，大资管的发展开始进入规范化与稳定状态，其对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产生的边际影响也在降低。大资管的发展，也在开始寻找新的方向，以适应新的监管环境与经济金融形势。回顾大资管的发展，学习大资管的业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金融事物，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大资管非标业务，证券化标准化业务，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影子银行的构成部分。关于金融与货币的现代认知是银行的核心职能是与央行一起创造货币。这其实也意味着，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一样，同样也在创造货币。
货币是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无论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都受到货币供需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不理解大资管、资产证券化等影子银行事物，也就无法理解货币，也就会被当前只将商业银行存款视为货币的统计数据所误导，难以在金融市场当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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