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宁迪
序言：明朝海禁一直是大家所诟病的话题，而明朝海禁下的闭关锁国，东厂西厂锦衣卫的高度监控滥杀无辜，八股文科举制度下的官宦等级，明末阉党横行、天灾人祸、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满族入关统治汉人300年…这些灰暗的纪录和诠释基本承载了中国那段历史在现代媒体传播下的主流印记。
关于明朝时期的文章、典故和书籍非常多，尤其是针对明朝灭亡的研究更加是百花齐放，我这篇文章所叙述的角度可能与大家平时所看到的有所不同，当然这里也受到黄仁宇大师的启发。还记得2012年我第一次翻开黄仁宇大师的“万历十五年”，也就是那一年从那时刻开始我真正意义上走上了探索历史、经济、人性以及社会发展的独特之路。黄仁宇大师的书籍系列有长有短，难读的反而是短篇的，但是非常值得反复咀嚼。“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就是这个例子，书名和我这篇文章的名字都是同一类型，也就是与那些吸引眼球的标题党完全相反类型的那种，但是也就是这本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维度，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角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
中国的历史从来都不只是中国的历史，汉朝丝绸之路开启了东西方贸易，唐代的开元盛世引入了万国使臣到访，欧洲中世纪的黑暗1000年也没有阻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的交集，即便在蒙元时期汉族文化最黑暗的日期，色目人对中国沿海经济的影响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当然马可波罗对于那一时空的记载还是处于非常争议的领域。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应该是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尤其是东西方在君士坦丁堡间的切割的重要性也不复存在。美洲大陆以及非洲大陆的发现与开发最终使得西欧人口剧增，引发了西方社会启蒙、劳作分工和之后的纺织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新教徒所领导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十六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影响也是同样深远的。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所发现的银矿为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使得白银同期大量流入了中国，最终白银成为了中国明代的重要货币计量单位，并彻底结束了明朝通货紧缩的单一农耕经济，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下更加带来了一个阶段商品经济的繁荣，甚至被后人传颂成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为何这个萌芽最终又胎死腹中，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下覆灭并引出了中国为外族所统领之后的300年以及再后来的屈辱100年？
明朝的闭关锁国一直被某些学者来反模拟近代的改革开放，有趣的是，明朝的战备经济和闭关锁国早在1522年嘉靖年间就逐步解除，最终于1567年彻底解除海禁开始了“隆庆开关”直至1644年明朝灭亡。明朝海禁与明朝灭亡完全不在一个时间轴上。从军事上，朱元璋开国到明英宗朱祁镇的“土木堡之变”这段时期仍旧面临着北方强大的北元势力，而南方从开始的江南张士诚的残余海上力量到之后的沿海倭寇之乱，使得明朝上半叶都处在海禁的战略部署下，而下半叶反而是在逐步到完全解除海禁的环境下走向繁荣并最终灭亡的。其中的过程尽管很复杂，但从发展逻辑上来看，更应该给当代学者当头棒喝。把明朝的黑暗时代归结于明朝的闭关锁国，或是单一的明朝阉党之争，亦或是表面的农民起义使得外族有机可乘的结果显然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和以偏概全。
我看到的很多批判明朝八股文及科举制度对官僚体系影响的论点，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在于同时期比较东西方文明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以及科技文明的贡献就可见一斑。
可以说因为大一统为主的奴化教育体系与主流利益集团的核心诉求及依赖最终造成了东西方文明差距的不断拉大。我这篇文章也是将此作为了明朝转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转折的开始不是八股文的科举制度，而是海禁的解除。白银的大量流入使明朝经济从货币通缩走向货币通胀，并带来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以及相应的制度改革。但是随着白银的加速流入，经济走向了另一面。由于明朝官宦体系一边倒的沉浸在四书五经以及八股文强迫的思维局限中，而对货币、税收和经济的不全面理解，导致了明朝末期货币高速通胀，贫富悬殊，腐败滋生以及后期税收制度的彻底失败。土地在明朝后期也集中在少数豪商巨贾以及官宦手里，明朝赖以生存的军户制度不复存在，农民也变为流民，一旦出现天灾引发更恶劣的人祸。而明朝开放后的财富积累和导向也因为税收制度的彻底失败以及明末东林党的官官相护造成了皇室的国库空虚。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自缢前8个月发不起饷银，哭着向官员借钱，但是官员都哭穷不借，最终借到20万两白银送往守城京营兵还被层层克扣。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发现国库是真没银子，但是在官员、富商、宦官家中却搜出7000万两白银⋯⋯不禁令人唏嘘！
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向前推进的，而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不断检验人性，并尽可能引发更深度的思考来以史鉴今。我在这个时间点抛出这篇文章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的成果产生另一种思考。未来充满着不确定，而我们唯有在这不确定的动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
摘要：明朝留给我们无数的惋惜，郑和下西洋早于葡萄牙几十年，一次出行人数达2.7万人，两百多艘，大的船只约2000吨，长150米宽60米，可载2000人，而哥伦布的船排水量100吨、几十个人，和郑和船队相比不及百分之一；隆庆开关（1567年）后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经济一片繁荣，几乎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所有物质条件，但是事与愿违。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以古鉴今，避免重蹈覆辙，聊以宽慰后人之心。
明朝对外贸易的四个阶段经历了从政府垄断到放开民营的全过程。洪武海禁时片板不得下海，政府垄断朝贡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为明成祖赚取超过1000万两白银，民间也已朝贡之名进行些私人贸易；嘉靖以后，民间贸易规模越来越大，海商（海盗）势力之大政府也无可奈可，于是终于迎来了隆庆开关，明政府承认私人贸易，并对他们收税。
1520年以后日本发现多个银矿，1540年美洲白银产量日渐提升。突然冒出来的白银和明朝被压抑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在中国江南地区打造了一片繁华盛世。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程度达到历史最高，超过宋元。
随着白银成为主要的交易媒介，明朝政府接受了白银的货币地位。1581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明朝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再次加深，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居民的人身控制权，就连军队也从义务兵变成了雇佣兵。随着政府需要购买的服务越来越多，以及白银流入导致的通货膨胀，政府财政越发吃紧。但是政府商税收入却因为江南文人官僚集团的阻碍而无法增加，明神宗不得不派出内监直接收税，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市场经济高度繁荣，江南文人控制下的政府无法对商业收取合理的税负，导致贫富悬殊迅速扩大。本来历朝历代只有官员凭借特权兼并土地，明朝又多了一个商业富豪群体，这导致明朝的土地兼并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朝代。江南大量商人富豪的生活堪比王侯，而农民已经开始易子而食。大量流民导致政府对户籍的管理完全失控，流民遍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万历后期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农业收成锐减、草原冰封时间变长，北方出现大量起义军，后金也开始南下劫掠。内忧外患之下，明朝政府却依然收不起来商税，财政危机愈演愈烈，导致明朝迅速灭亡。明朝灭亡之前，崇祯8个月发不起饷银哭着向官员借钱，但是官员都哭穷不借。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发现国库是真没银子，但是在官员、富商、宦官家中搜出7000万两白银。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大量白银涌入到底给朱明王朝带来了什么。
历史学家关于明朝为何迅速灭亡给出很多原因，包括：皇权与阁权之争带来的宦官专权、财政危机带来的赋役征银和加派三饷、鼠疫传播带来的军力衰减、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危机等等。这篇文章并不试图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我重点从明朝海禁到开放的过程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以古鉴今。
对外开放让明朝经济迅速繁荣，经济繁荣又反作用于明朝的政治体制，包括财税体系、军队模式、皇权边界等等。而明朝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其无法应对社会危机而迅速灭亡。其中最重要的危机是通货膨胀危机和贫富悬殊危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无法解决。
01 对外贸易，四个阶段
1.1 洪武海禁（1368-1398）
1368年大明王朝成立，此时朱元璋同时面临两个方向的敌人：一是上百万元军主力撤回蒙古草原，同时控制山西甘肃的扩廓帖木儿、辽东的纳哈出、云南的巴扎瓦尔弥仍效忠元朝，并随时准备策应元惠宗南下进攻明军，这是朱元璋当时面临的最主要军事威胁；二是和朱元璋一样的其他反元义军，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方国珍和张士诚的余部，他们原本是海上的盐商，在沿海颇有实力，其影响范围除东南沿海外还包括山东、辽宁的沿海地区，而且同倭寇勾结经常上岸抢劫财货。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专心对付主要敌人蒙元，所以朱元璋最终选择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
这一禁令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把对外贸易的权力和利益垄断在政府手中，以达到 “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的目的。整个洪武朝海禁是非常严格的。
1.2 郑和下西洋（1405-1433）
1405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攻破南京，登基称帝，年号永乐（1403-1424），建文帝不知所踪。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同时肃清海上的反明力量，树立大明不可侵犯的国威，在朱棣的主导下，郑和开启了浩浩荡荡的下西洋行动。
郑和是宦官，是皇帝的服务人员，不是通过科举进来的政府官员，和郑和一起的是大量锦衣卫特务以及直接归皇上指挥的2.8万军人，他们由另一个宦官王景弘率领。举个例子，爪哇国内战，西爪哇误杀了170多个郑和的士兵，郑和没有因此兴师问罪，而是选择接受对方的谢罪。但是面对大明悬赏缉拿的海盗陈祖义，郑和收到信息就直接剿灭了对方5000多人的军队，并焚烧其船只，生擒陈祖义回大明受审。陈祖义盘踞今天的印尼，巅峰时拥有战船百艘、攻打过50多座沿海城镇，称霸日本海、台湾海峡、南海和印度洋。因此郑和出行的目的非常清晰：肃清直接敌人，震慑潜在敌人，扬威海外，这样即便建文帝真的活着也难掀起风浪。
同时也不能忽视下西洋的商业目的。明成祖刚打完仗（靖难之役），赏赐三军、大封功臣，之后营建北京宫殿、远征越南，导致国库空虚。派郑和下西洋扩大朝贡贸易，除了获得奇珍异宝之外，获得大量黄金白银也是重要的任务之一。郑和下西洋以及各国贡使带进的货物，总值究竞有多少没有记载。田培栋根据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各个时期的财政收支估计，郑和7次下西洋至少带来黄金20-30万两，白银超过1000万两，是宋元市舶收入的十倍以上，这还未计奇珍异宝、香药、胡椒等[1]。
郑和下西洋是皇帝主导的行为，此时明朝政府仍然不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但是随着朝贡贸易的扩大，私人海外贸易也在增加。尤其是跟随贡使或者以贡使之名进行的商业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大量商人冒充贡使进行私人贸易，因为当时的海外贸易“牟利恒百余倍”，导致实际上的海外贸易放松了很多。
1.3 时松时紧（1433-1566）
1433年七月初八，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回归后，宣德皇帝颁布了一道严厉的禁海令，严禁海商走私，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嘉靖末年（1566）。这130多年中，官方的海禁政策时紧时松。但是沿海人民得贸易热情却怎么也阻挡不住，因为海外贸易的利润实在太高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私自出海贸易。以下记载都来自明实录：正统年间（1436-1449）福建、广东潮州有私自下海去南洋通商的；成弘时期(1465-1505)有豪门巨室，造巨舰进行海外贸易；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澳门海面“居海外杂番，广通贸易”，闽粤商人趋之若鹜。
第二，假扮朝贡进行贸易。1506年以前，官方的朝贡贸易都无需缴税。“两广奸民、私通番货，勾引外夷，与进贡者混以图利”。被官府抓到的有冒充西班牙的，有冒充日本的。
第三，海商和官府勾结，行贿以获得暗中保护。1547年，明廷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纨转任浙闽提督，因为任职期间秉公执法，处死了96名海盗（海商）而得罪了江南权贵，于是在朝中遭御史弹劾，并被革职，后被迫自杀。自杀前朱纨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第四，海商和地方豪强勾结，豪强通常在官府有代理人，在家造远洋巨舰。
第五，以海岛为据点，直接武装起来进行走私活动。嘉靖时期著名的海盗有汪直、徐海、陈东等。1553年三月，汪直勾结日本人大肆劫掠，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海禁政策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1.4 隆庆开关（1567-1644）
隆庆帝继位，准许私人出海贸易，史称隆庆改元（1567）。政府也意识到，只要让大家合法做生意，则“寇转而为商”，不让做生意则“商转而为寇”。
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1644）的77年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大量中国商品涌向世界，带动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全球白银则大量流入中国。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就是这七十多年白银大量流入后发生的事情。
02 白银流入，蓬勃发展
2.1 市场经济由小渐大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不同于宋元，明朝从1368-1500年之间，是一个主要依靠实物和劳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其极力压缩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易的空间，对货币的需求很低。这一体制也被称为“洪武型经济制度”。
1500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白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根据学者刘光临的研究，1480年明朝的货币需求在1300-2000万两白银，到1550年前后货币需求已经上升到1亿两白银。
中国经济对白银货币的巨大需求和自身供应严重不足成为促使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最重要驱动力。
2.2 国际白银流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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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白银生产与流入中国
1520-1540年间日本发现多个银矿， 1550-1644年日本的白银产量为2.1-2.5亿两。学者对于日本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估算的差距偏大，从5000万两到2.5亿两之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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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白银生产与流入中国
1498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4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从开采黄金转向开采白银。1540-1600年美洲白银产量约1.7万吨（折合4.5亿两），1600-1700年4.2万吨，1700-1800年7.4万吨。
1550-1644年从美洲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有多少，学者的估算从2000万两到2亿两之间，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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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白银流入中国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白银流入估算更加困难，因为涉及到复杂的转口贸易、居间贸易。学者们的预计1550-164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在3300万两到5000万两。
明朝自身从1550-1644年的白银产量约1000万两，即便所有海外流入的估算中都采用最低标准，明朝自身的白银产量也占比不到10%。所有数据都按照最低标准，则至少有1亿两白银净流入中国，学者的估算更多采用是2亿两。
大量白银流入让明朝经济蓬勃发展，繁花似锦。因为白银的出现解决了欧洲和日本对中国商品需求和他们支付能力之间的缺口，世界贸易借助白银得以蓬勃发展，让中国民间的繁荣程度超越宋元时期。
《金瓶梅》大致成书于万历十年左右（1583），大家可以一窥明朝县城普通商人的奢华生活，学者们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都是用这一时期的明朝举例。
03 市场繁荣，社会变革
3.1 一条鞭法
1581年张居正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推行一条鞭法的初衷是“并徭役、田赋与杂税为一条”，防止地方政府持续开征新的税项，以简化税制、增加政府收入。后世讨论的重点是，把实物地租、劳役统一折为银两意味着封建国家对百姓的控制减弱，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说明明朝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非常高。但是一条鞭法也意味着，将农民与政府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的高利贷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地方一条鞭法造成了民众更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一条鞭法并没有改变明朝政府越来越缺钱的处境。南通地方志《州乘资》记录了地方政府在一条鞭法以外加派给农民的其他税项。这意味着张居正的初衷“不再给百姓增加税收”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一条鞭法没有解放农民，而是解放了民间金融。同时，政府对白银的依赖也意味着明朝政府放弃了自秦以来所有政府都拥有的货币控制权，任由国际输入的白银主宰着经济运行。
货币（白银）替代徭役意味着自古以来国家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丧失。就连军队也从原来的“军户”，转变成了拿军饷的“雇佣兵”。由此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欧洲社会到此时都衍生出了以国债和税收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和货币体系。但是明朝政府显然没有进化出这种能力，巍巍皇权也绝不会弯下腰找民间借钱（发债），他可以直接收税！而且是越过原有的国家治理体系，由皇帝的奴仆（宦官）直接去各地收税。
3.2 内监收税
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越高，政府和皇家购买服务的开支就越大。但是政府收入却因为江南文人官僚集团的阻碍无法增加。于是明神宗于1596年向全国派出的矿监税使，不许内阁讨论、不许地方拒绝，直接代表皇帝建立了一套新的税收体制叠加在原来的税收体制之上。
这一无奈之举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宦官收上来的税都进了皇上的私库，而没有进入国库，根据1597—1606年的数据估算，大概是每年170万两（不计水晶 、珍珠、纱罗、红青、宝石、人参、貂皮、琥珀等实物）；二是宦官本身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带着自己的下属、奴仆、家小分赴各地，取代了原本国家的征税体系后严重贪污腐化，交给皇上的银子大概只有10-20%，剩下80-90%都被各级官员贪污了。
明朝灭亡时，李自成在北京城搜出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数量达到7000万两左右。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前面我们估算了整个1550-164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才1-2亿两而已。如果这7000万两白银用来募兵，够打败李自成好几次，明朝国库每年收到的税银才500万两（按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平均计算）。
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导致全国发生大量抗税事件，民变、兵变甚至官变时有发生。据学者不完全统计，矿监税使征税期间大概每年两次民变，而且以商人、工匠、作坊主、乡绅等新兴经济势力为主。
04 福祸相依，物极必反
4.1 通货膨胀
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无数中国学者说“明朝亡于通缩”，证据是政府收不上来钱。其他王朝末期（尤其是用纸币的宋元）通胀都是几千倍，而明朝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认为明朝亡于通缩。我们的历史学者和明朝一样不愿意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
上图可知，从明初到隆庆开关，明朝粮价基本是0.4两白银/石。隆庆开关（1567）后一路上涨到1.8两/石，上涨了3.5倍。这是我国历史学家眼中通缩，你要知道这是用白银计价，不是纸币。看看同时期的欧洲，他们和明朝一样也是用白银（和黄金）做货币。
欧洲1500—1660年西班牙商品价格上涨了300%，英格兰商品价格上涨了350%。欧洲把这段时期成为“价格革命”。它导致欧洲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物价上升让收取固定货币地租的封建庄园破产，工商业资产阶级通过贸易和制造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因价格革命导致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阶层变动引发了英国的清教徒革命（1642-1651），最终削弱君主权力，推动英国向现代民主制度发展。
欧洲价格革命发生之际，明朝粮价从0.4两白银/石的价格涨到约1.8两白银/石，比同期的英格兰还高。英格兰因此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明朝因为缺钱而派内监收税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因此不要再说明朝亡于通缩了，明朝实则亡于通胀、亡于江南文官集团阻止征收商税！
4.2 贫富悬殊
明朝进入隆庆、万历时期后，和国际白银流入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加速两极分化。以往的中国王朝晚期通常是官僚群体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明朝除了官僚群体外还新增了一个商人群体。
官僚群体群体的致富手段主要靠门生故吏的经营，凭借权势逃避纳税义务。张居正也承认：“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最后税款都转嫁到小民头上。张居正自己家里也有8万亩土地。大学士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百余所，在他老家袁州一府四县的田地，70%属于严家。
明朝最重大的变化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江南又有了一批新富人。他们的致富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经营手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二是最先从种粮改种经济作物发展商业农业的一批人，包括种棉花、种甘蔗、种烟叶、种桑树。而且那时已经有生态农业，把沼泽开垦后，上面养猪、旁边种菜、坑下养鱼等；三是商人。这三类富人非一家一户，在中国江南几乎遍地开花。客观上，这两类群体的出现加速了明朝的贫富悬殊，产生了大量流民。因为很多商人有钱以后也会买房置地，这导致明朝中叶以来土地兼并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2]。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各朝各代都有，但像明代中后期涉及层面如此之广，贫富差别如此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归有光说：“江南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佚、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故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3]”的现象了。
明代中后期政府对户籍已经完全失控，流民遍地，全国各地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剧增，以至于嘉靖、隆庆时政府的户籍登记只能抄过去的记录。我们看到一个经济繁荣、官商富贵，政府无能、民不聊生的晚明王朝，稍有风吹草动便左支右绌。
05 危机袭来，谁救大明
5.1 气候危机
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4]。
史籍中相关记载也很多，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1607年全国多水，安徽太湖，冬，水结冰。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1615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1616年，浙江正月大雪二到三尺。1618年，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1620年冬至1621年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4省出现长达40余日的冰雪天气，汉水及洞庭湖封冻可行车马。
这样的灾害天气持续肆虐，一直持续到清初，史称“明朝小冰河时期”。也正是这样的大寒天气逼使东北努尔哈赤于1618年起兵反明，南下劫掠！
5.2 农民起义
天气变冷压缩了东北努尔哈赤的生存空间，张居正的货币化改革又把北方贫穷之地的农民逼成了流民大军，农民起义军有了源源不竭的新生力量加入。1588 年（万历十六年），一条鞭法在全国实施7年后，安徽、江西、湖北交界处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 年、1599 年、1604 年、1606 年、1622 年（天启二年）广东、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 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李自成后来加入其中，并最终推翻明朝。
明初实行军户制度，朱元璋自豪的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原因是政府拨给军户土地，军户要出人当兵并负责军队的相关劳役。军人到部队服役时也有种田的任务。而军官为了发财，侵占军屯，使正规军耕田，士兵变成了农奴。明朝建国70年后（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163万，占在籍军官的一半以上。而且军中职位也是世袭的，军官一般15岁袭职、60岁退役，这种模式也导致战斗力不行。1449年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蒙古瓦剌部（9万兵力），土木堡一战即溃，连皇帝都当了俘虏。
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进犯沿海，一支70多人的日本武士队伍竟能窜犯千里直达南京。戚继光募来几千士兵组成一支能战的“戚家军”才打败了倭寇。到隆庆初年，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70％。原有的军户制度早已在货币化浪潮中崩溃。募兵带来的军饷制度更增加了政府的支出，朝廷的财政困难反过来影响了军队建设，因为朝廷总是遇到战事才紧急招兵，战事停止则匆忙裁员以节省费用。
作者简介：
陈宁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及统计学（荣誉）学士学位，于环球金融行业有超过24年经验，先后创立德林证券及德林家族办公室，曾是香港证监会授予之第1、4、6号牌照持牌负责人。现任德林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香港有限合伙基金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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