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低估世事变化的速度，以为现存的秩序和趋势能够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延续下去。在生活中如此，在商业上也是如此：在预测周期性行业时，我们会认为下一个周期会跟上一个周期很相似；在预测成长性行业时，我们会从过去几年的增速线性推测出未来的增速。我们看似在预测未来，其实只是回顾过去。
但是，对于过去，我们又了解多少呢？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持续了很久，其实只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人类的记忆会出错，大脑会欺骗自己的主人。很多被奉为“常态”乃至“金科玉律”的东西，其实只经历了一代人甚至半代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能再持续很久。
过去三十年，主宰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世界第一科技、军事和文化强国（以下简称“第一强国”），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以下简称“第一大国”）之间的分工合作。简而言之：
第一强国负责基础研发、产品发明和最终消费，并为世界制订金融秩序、法律秩序和行业标准。
第一大国负责生产制造，并积极参与和支持现有的世界秩序。
这种“强国和大国的分工合作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能够维持长达三十年的，更是绝无仅有。或许有人会指出，19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和俄国、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和印度，也符合上述关系。然而，19世纪的俄国尚未充分实现工业化，主要扮演的是原材料输出地的角色；独立之前的印度则完全是英国的附属国，没有自主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可言。它们都不适合形容过去三十年我们看到的情况。
这对关系并非总是亲密无间，总会有各种摩擦，但是大致运行良好。由于第一强国同时掌握了上游（研发、发明）和下游（终端市场），它在关系中居于强势地位；但是，第一大国也在逐渐从中游（生产制造）进军上下游，一边提升自己的产业链附加值，一边努力扩大内需市场。对于第一强国而言，最妙的一点是：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第一大国没有表现出什么挑战世界秩序的兴趣，而且非常乐意使用第一强国的货币、利用它的资本市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帮它一把。再也没有比这更愉快的合作了：双方均收获了经济增长，在非经济事项上则各取所需，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然而，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蕴含着自己的反面因素，这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人的意志能够左右规律于一时，但不可能改变规律本身。在过去三十年漫长而愉快的合作关系之中，有三颗种子正在悄然发芽，慢慢成长为参天大树，并且成为了最近五到十年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
第一强国的内部分配并不公允。因为制造环节被输出到了第一大国，本国的蓝领阶层就衰落了。硅谷和华尔街赢得了一切利益，铁锈地带却被迫承担一切损失。分配取代了增长，成为第一强国政策辩论的核心。
第一大国通过不断积累数量优势，终究发展出了一些质量优势，于是越来越不满于在分工之中仅仅占据中游。而且，它还越来越希望在世界秩序的制订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
第一强国和第一大国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双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差异过于巨大，谁也不会向谁靠拢，更不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在现实中，拥有类似信仰基础的人总是更容易合作，反之则更难。
这三颗“矛盾的种子”，看起来很严重，可是并没有严重到不可化解的地步。以历史为鉴，当前第一强国和第一大国之间的分歧程度，不但远远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德分歧，更是远远不及冷战期间的美苏分歧。然而，我们不妨回头想一想，为什么当年的英国和德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分歧？因为分歧无法调和，遂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付出了近八千万条鲜活的生命，让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化为焦土之后，欧洲的灯火永久性地暗淡了下来，世界各地的人类也是奄奄一息。
英德矛盾的激化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直到1900年代，乃至1910年代初期，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能保持一致。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当时的德国都不必然与英国交恶。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一大串英德不会脱钩，理应世世代代分工合作下去的理由：
英国是海洋性的殖民帝国，德国是大陆性的民族国家。德国对大英帝国并不构成威胁，尤其是不会威胁英属印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英国也对欧洲大陆事务保持距离，没有领土野心。
从1870年代开始，英国已经转向以金融等服务业为核心的“资本输出型”经济。英国的工业产能先是落在美国之后，然后落在德国之后；但这并不影响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在工业方面，对于英国而言，美国是比德国更危险的敌人。来自美国的廉价工业品持续“入侵”大英帝国，迫使伦敦不断提高关税。如果一定要围绕关税发生冲突，首先也应该是英美冲突。
英国和德国有共同的敌人，首先是俄国——它一边威胁着德国边境，一边对英属印度虎视眈眈；其次是法国——它曾是英国的世仇，然后是德国的世仇。英德矛盾的优先级似乎没那么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德国一定要与英国为敌？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问“为什么英国不跟德国搞好关系”。仔细阅读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德国其实完全可以担任欧洲和平的中流砥柱，俾斯麦当年就曾多次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德国莫名其妙地卷入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平衡自己内部的两大利益集团——通过近代工业化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以及围绕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容克地主阶级。简而言之：19世纪后期的德国是一个撕裂的国家，俾斯麦曾经试图建立“钢铁与黑麦的联盟”以调和两大集团的关系。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德国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而一切矛盾最终都导向一个突破口：战争。
不要误会，对于当前的全球局势，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事情远远没有演化到一百多年前的地步。当前的第一强国和第一大国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经济合作，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英德关系；它们在全球战略、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上的矛盾，又还没有英德关系那么严重。不可否认地是，过去几年，第一强国和第一大国都在积极寻找对方的“替代品”，前者尤其积极，找到了印度、越南、泰国，等等。假以时日，这些国家或许能够在国际产业链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大国可以做到它们能做的一切。拿宝贵的资源去寻找生态位完全一致的替代品，绝非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模式。
然而，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纯由逻辑或理性去决定的。就像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开篇就提到的：“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我赞成他的观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武装冲突，竟然是可以避免的，这充分说明了“历史决定论”的错误。世界太大了，历史太长了，一个小小的波折也可能持续很久、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站在绝对理性的“上帝视角”去看问题。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一切资产总会回归合理价值区间，一切市场的收益率总会回到历史趋势附近。问题在于，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足够长的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在2020年前后已经结束了。我们站在一个迷雾重重的十字路口，一切皆有可能，但是通向幸福、繁荣与和平的道路可能只有一条。世界不是在一朝一夕改变的，任何突发事件都只是从某个角度轻轻推了一下。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世界秩序告一段落了；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则是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顾20世纪前半叶，德国、日本（某种意义上还有苏联）等新兴大国，与英国、法国等老牌强国（以及和平从它们手中接过火炬的美国）之间的关系，希望从中学到智慧、少走弯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失的最小化。
站在整个德国的立场，20世纪前半叶的悲剧是不必要发生的；其实，站在日本的立场何尝不是如此？俾斯麦在任时曾经反复强调，德国已经达到了天然边界，不需要再增加任何土地；大正时期的有识之士也对日本提出过类似的忠告。经历了炮火的洗礼、从瓦砾堆中浴火重生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了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日本也早已成为了工业和服务业均十分强大的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运气非常好，但不是所有走弯路的国家都会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关键在于尽量别走弯路！
即便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尽管这个秋天似乎比往年更漫长一些，我还是更愿意做一个乐观者。我相信这一代人的智慧远远强过前面的很多代人，兼具东方与西方智慧的第一大国也远非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可比。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乐观”并不意味着“现在乐观”，更不意味着“现在押上一切”。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但每个矛盾都需要时间去解决。最重要的是，在矛盾终于解决、新的平衡达到的那一天，我们还站在舞台上，拥有足够的资本、资源和意志力。
“要刮东风了，华生。”
“我看不会，福尔摩斯。很暖和嘛。”
“华生老兄！你真是多变的时代里固定不变的时刻。会刮东风的。这种风在英国还从来没有刮过。这股风会很冷，很厉害，华生。这阵风刮来，我们好多人可能就会凋谢。但这依然是上帝的风。风暴过去后，更加纯洁、更加美好、更加强大的国土将屹立在阳光之下。华生，开车，该是我们上路的时候了。”
——摘自《福尔摩斯探案集》
（希望这阵风不会来，即便来了，也没有人会在其中枯萎。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只有努力向前，因为历史只有前进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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