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教父般的存在，张汝京每一次的出现几乎都会引发半导体圈的热议。
11月28日，现身在海口的张汝京，他的新身份是海南航芯高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创始人与总顾问。当天的一篇题为《海南：布局“芯”产业 引育“芯”动能》的稿件中，引用了张汝京的一句话：“汽车芯片、航空芯片等几乎都在整机大厂生产，但国内很少，于是我们提出了CIDM的概念。”
张汝京口中的“CIDM”，即协同式集成电路制造（CIDM，Commune IDM），既是半导体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也是张汝京自己认为的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模式。
过去，Fabless仅做研发与设计，将生产外包给中芯、台积电这些Foundry。IDM则针对垂直整合，门槛高，设计和生产都做，利润也因此比只做单一环节的都高，三星、德州仪器均是这一模式。
张汝京口中的CIDM模式一方面通过大量芯片设计企业入股的方式，可以共享人才等资源。另一方面，由于CIDM模式面向客户生产，可以根据设计公司的实际需要合理规划自己自身的产能，灵活性更强，风险也更低。用张汝京自己的话来说：“CIDM的优点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资源共享了，风险分担了，协同能力大增，有很多好处。”
最初将这一设想投入到具体实践的时间点是在2018年，彼时，张汝京辞去了自己在上海新升半导体科技的职位，创办了中国首家CIDM企业——芯恩。
但他没有就此停留。四年之后，74岁的张汝京选择从芯恩离职，随后加入了积塔半导体。这家成立于2017年的半导体企业，在3个月前刚拿到了一笔135亿元的巨额融资，彼时估值已达到了300亿元。
而身为执行董事、积塔学院院长的张汝京，如他过去每次创业一样，公开为这家企业站台，对外讲述中国半导体产业所面临的挑战，不厌其烦地解释“何为CIDM”，对内则振臂高呼“诚信、创新、卓越”等价值观。这是留在他身上的，从德州仪器一路而来的训练，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身上难以磨灭的烙印。
如果从2000年舍弃一切北上建厂，创办中芯国际算起，52岁的张汝京往后的人生已注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芯酸史交织在一起。
他既需要在每一次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毅然出山——无论是中芯国际的创立，还是新升半导体结束大陆零大硅片历史，芯恩的CIDM实践，还是专注在特色工艺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积塔半导体。
也总是出人意料地在企业发展最关键的时刻，挥手告别。从中芯国际、新升半导体、芯恩到积塔半导体，从中国台湾到上海，从上海到青岛，再从青岛回到上海，75岁的张汝京回到了他开始创业的地方——那个时候，被时代选中的中芯国际在张汝京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追赶之路，在全球产业链中摸索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将时间往前拨，从出生时算起，张汝京从襁褓中随父母来到中国台湾，并长大成人，一生都在一条隐形的钢丝上行走着——他既需要利用自己长在台湾地区的美籍华人身份寻求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快速成长的“最大公约数”，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忍受非议、无奈与矛盾。
“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是2019年，当时还在芯恩的张汝京，以一口略带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向澎湃新闻记者反复强调。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中芯国际是被时代选中的企业，张汝京又何尝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他的人生原点、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亦或是他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如其他人一样置身事外。
也正是这种“必须要参与”的使命感，让张汝京决定一次又一次创业，将外人眼里的波折与遗憾当作是身外之物，他觉得这些遗憾，只是“小水花”或者“一个涟漪”，“在永恒里面这都可以忽略”。
某种程度上，从艰难起步再到从产业链突破卡脖子的困境，张汝京的个人命运与中国半导体的命运互相书写，也互相依赖。而所谓的“芯片战”，本质上也就是一种更宏大层面的“互相依赖”，不仅依赖政府、资本、企业与生态的开放扶持，更依赖芯片领袖们的信念与抉择。
01
被时代选中的“Richard Chang”
和曾经的“老领导”张忠谋类似，除了中芯国际外，张汝京最常提起的一段经历就是自己在德州仪器的那段时光。
1977年，张汝京来到德州仪器时，他或许不会知道，自己会成为这家企业发展历史上最出色的两个华人之一。另一个比他更早崭露头角的便是张忠谋，他在1972年已升任德州仪器副总裁，成为公司的“第三号人物”。
命运的安排时常令人感到难以琢磨，在中美关系全面走向正常化的那段时间里，未来主导双方那场轰轰烈烈“科技战”的两位关键人物，就这样相安无事的同时供职于美国西南部的一家年轻公司里。
张汝京(左)和张忠谋(右)都曾在德州仪器工作，
张忠谋善于铁腕管理，张汝京被称为“建厂高手”
所幸，时间的齿轮还未曾飞速转动，在当时，29岁的张汝京和46岁、“官运亨通”的张忠谋之间并无太多的交集，距离他们二人真正的交手还要在等上五分之一个世纪——也就是2000年，台积电宣布收购世大半导体（简称：世大）。
而对于彼时的张汝京来说，二十年的德州仪器时光里，有两件事曾经深刻改写了他的命运。
一是进入了德州仪器的核心部门，成为“集成电路发明者”之一的杰克·基尔比所领导的DRAM团队，这让张汝京不仅接触到了当时最顶尖的半导体技术，也为后来的建厂打下基础，同时，基尔比本人对技术的热情与执行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张汝京后来回忆：“德州仪器的工作环境很好，很多人愿意教我，实在是受益匪浅。基尔比不仅会做事，脾气也实在是好。”他至今还珍藏着和基尔比的合影。
杰克·基尔比是集成电路的两位发明者之一，
他既是张汝京的领导，也是张忠谋志同道合的朋友
二是建厂经验的沉淀。在研发部门呆了几年后，张汝京转型运营，跟着当时世界顶级的芯片工厂建设大师邵子凡博士，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参与建造和管理过10来家晶圆工厂，被同行称为“建厂高手”。
“建厂”看似是一门基层工作，但却有着一套自己的哲学。一方面，参与者需要对技术有着深入的理解，产线的设计、产能的规划、设备的引进与排布，都需要大批工程师的配合。另一方面，要了解本地化运营，理解当地工人的需求，算好成本账。
张汝京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一方面，得益于其在基尔比和邵子凡手下的技术与运营沉淀，另一方面，则是刻在张汝京骨子里的“建厂基因”。公开资料显示，张汝京的父母都有工厂工作的经验。
在进入德州仪器前，张汝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业做工程师，在做“工头”阶段，张汝京已对工厂和工人有了深入的接触。
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建厂高手”的荣光只是一条摆在台面上的明线，另一条暗线是Richard Chang（张汝京的英文名）一直都想把工厂开到中国大陆去。
这源于父辈给予他的一种天然身份认同感，张汝京后来回忆，父亲张锡纶时不时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能到大陆建厂？父亲的问题贯穿他的前半生，也最终成为他创办中芯国际，被时代选中的关键推手。
在张汝京思考着如何到大陆建厂之时，国内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产业正经历最激进、最焦虑的时刻。
改革开放后，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意识到半导体产业的差距，为了短期内获得效益，大量工厂引进国外技术和生产线，此前自主研发的思路逐渐被购买引进别人淘汰的技术所替代。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我国芯片产业陷入了“越引进-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已全面落后日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部委组织了“三大工程”（531工程、908工程、909工程”，希望通过“集中投资攻关”大力出奇迹。1996年，电子工业部拜访德州仪器时，负责接待的张汝京给中国官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马“909工程”时，电子工业部也曾给张汝京打电话，力邀他担任总经理，但彼时张汝京正在为德州仪器建设泰国工厂。
直到一年后，张汝京从德州仪器提前退休，他也没有忘记电子工业部的邀请，他曾与当时同样寻找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机会的台湾人陈正宇一起改造承担“908工程”的无锡华晶。当时，张汝京带着中华开发的钱和一个团队来到了无锡，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任务，思索在无锡建厂的计划。（编注：中华开发成立于1959年，前身为中华开发工业银行，在台湾投资界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其主导成立了世大。）
但好景不长，199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一通电话改变了张汝京的建厂计划。“Richard，你要马上回来，要罚中华开发了。”张汝京后来回忆道。彼时，贸然在中国大陆建厂不确定性太多了，因此张汝京只能选择回到台湾地区，担任当时世大半导体的总经理。
“建厂高手”再一次凭借着自己的魄力，用了三年时间让世大实现盈利。那时，张汝京也已提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明确计划，计划第一厂和第二厂建在台湾，之后的第三厂到第十厂在大陆投资建造。
但厂究竟建在哪里？这对张汝京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张汝京过去在中国大陆考察了许多地方，但由于他自己没有多少钱，甚至被有些地方的人怀疑是“骗子”，他最初的设想是在香港，为此还拜会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名叫江上舟的官员选中了张汝京。
彼时，从海南调往上海，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江上舟得知张汝京正在筹措建厂的消息时，热情邀请张汝京来上海考察。2000年1月，张汝京来上海时，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张汝京由此决定将自己的建厂计划从香港移至上海。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打下第一根地桩
“如果没有江上舟，我早跑了。”张汝京后来这样回忆。但与其说是江上舟选中了张汝京，不如说是时代选中了张汝京，在余盛版的《芯片战争》中提到，江上舟曾称赞张汝京是“知本家”，背后有三重深意。
一是张汝京是懂“技术之本”的人。从德州仪器到世大，张汝京经历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周期，也深知中国半导体产业技术的薄弱所在。而作为“建厂高手”，他也知道，半导体工厂也是典型的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工厂，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技术人员，再多钱也建不来工厂。因此，张汝京很早就知道组建人才的重要性。彼时，德州仪器到新加坡建厂，张汝京就在中国大陆招聘了约300人，其中就有数十人后来跟随张汝京前往上海创业。
二是张汝京是懂“资本偏好”的人。知技术之本才能吸引资本。创立初期，张汝京曾跑遍中外，拿到了十多家公司的投资，同时为了避开《瓦森纳协定》对中国先进技术的禁售，中芯国际在原始股权架构上也巧花心思，形成包括汉鼎亚太、高盛、华登国际、祥峰投资等外资股东为主的架构，但也确保了这些外资股东由于股权较为分散，并未影响张汝京实际的话语权。
三是张汝京是一个“知本源”的人。父辈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已不用多说，张汝京本人曾说，在1980-1990年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召，就是“要到中国大陆为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做贡献”。
与此同时，这种躁动也在更多的华人圈中蔓延。据当时一位跟随张汝京回国创业的员工回忆，华人同事们开始在一些聚会或者工作中讨论回国的事，但很多人困于自己势单力薄，犹豫不决，只差一个人来振臂一呼。
张汝京就在这时出现了。
2000年初，回到美国半导体人才的张汝京，所到演讲之处，会场挤满了两三百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台下的人发问：“作为一个台湾长大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美国和台湾优厚的待遇放弃，回大陆服务，你们是大陆陪养的，难道不要回去吗？”
一位博士听完张汝京的演讲，最后一边流泪一边对自己的太太说：“还是回国吧”。2000年，这位博士选择离开美国，跟随张汝京加入了中芯国际，后来他为半导体代工行业服务了15年。可以说，张汝京带动了台湾地区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当时中芯国际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员是从中国台湾和国外雇用的，其中不少人是他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
中国半导体产业需要这样一个“知本”的人。就像是克里斯·米勒在他的那本《芯片战争》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在中国建立芯片产业，那就是张汝京。他不会依赖裙带关系或外国援助，世界级晶圆厂所需的所有知识都已经在他的脑海中。”
02
一生走钢丝的“连续创业者”
在中国半导体行业，提起张汝京身上的标签，除了“中国半导体教父”，“连续创业者”则是另一个绕不开的标签。
很多人将他的连续创业视为一种信仰与追求，因为如果沿着他的创业图谱，你会惊讶地发现，与中芯国际的创业历程类似，每一次的创业，张汝京几乎都将战斗的矛瞄准了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2014年，66岁时的张汝京创办新升半导体，选择攻克的产业链上游——硅片的自给。上海新升在2016年成功拉出第一根300mm单晶硅棒，开启了国内300mm半导体硅片产业化进程。 2018年，70岁的张汝京来到青岛，成立了国内第一家CIDM模式的企业芯恩半导体。2021年8月，芯恩半导体8寸厂项目投片成功。 2022年，74岁的张汝京转任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积塔半导体是国内最早从事汽车电子芯片、IGBT芯片的制造企业之一。
对于这些创业经历，无论是走是留，张汝京对外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大多将离开归结为“个人的兴趣”。
比如在谈及为何在2017年离开新升半导体时，张汝京曾回应：“300mm硅晶圆本来就是帮国家做的，相比之下，我对于IDM模式更感兴趣。”但在当时外界传出的另一种声音却是来自资方的量产压力。根据《半导体行业观察》的报道，这与张汝京博士本身提高良率的思路不一致，由此引致创始人的被动出走。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汝京第一次“被动出走”。无论是创办世大后被台积电收购，因为与台积电的专利官司而离开中芯国际，还是在2017年离开新升半导体，这些“被迫离开”被外界总结为张汝京的“三落”。但在接受采访时，张汝京并不承认这些。他唯一承认的仅有一“落”，是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专利之争。
那是一次至今张汝京回忆起来仍觉痛苦和遗憾的离开。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在美国加州向中芯国际发起了“闪电战”，起诉中芯国际不当取得其商业机密并侵犯其专利，要求中芯国际赔偿10亿美元，但这一年中芯国际的收入还不到6亿美元，且尚未盈利。
到了2005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终于达成和解，中芯国际同意在六年内向台积电支付1.75亿美元。彼时的中芯国际在当年的销售收入进一步增长到11.7亿美元，产值已超越新加坡特许半导体，晋身为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
但在《和解协议》中，台积电要求中芯国际“所有技术都需供台积电自由检查”，导致了中芯国际在后续与台积电的对抗中面临十分被动的局势。
果不其然，一年多以后的2006年8月，台积电再次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指责其违反了两家公司在前一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上侵犯了台积电的技术专利，中芯国际被迫再次应诉。
但彼时的中芯国际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外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对内付给台积电的赔款，让中芯国际的资金出现了紧张。在这一时期，黑石等5家国际私募基金找到张汝京，愿意以优厚的价格收购中芯国际，但张汝京考虑到中国芯片未来的发展，因此拒绝了私募。同期，摩根大通也提出以每股4.8美元收购中芯国际51%以上股权的建议，但同样被张汝京拒绝了。
最终，张汝京只接受了央企大唐电信的股权收购建议，但当时由于国企审批流程复杂，中芯国际的股价从1.4美元跌至0.36美元，16.6%的股份换得了大唐电信1.76美元的资金，但不能完全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张汝京对外资的频频拒绝，在内部引发了不满情绪。而为了应对台积电的诉讼，中芯国际和张汝京选择了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指控其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诋毁。中国大陆律师的想法是，北京法院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如果台积电选择应诉，就必须拿出掌握的证据，这给了中芯国际在加州法院那里应对和反驳这些证据的时间。
而万一北京法院与加州法院的意见相左，但身在主场，中芯国际回旋的余地也比较大。但现实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
留给中芯国际的路只剩两条：要么继续和解，要么积极应诉。据当时负责与中芯国际商谈和解的台积电副董事长曾繁城回忆，在2009年9月，双方其实达成了一个温和的条件，赔偿金额据说仅需3500万美元。
“但是，当张汝京回到上海，却没有得到董事会及律师的支持。”曾繁城在事后认为，“中芯国际内部自己出现问题，一直没有按照当时说的及时达成和解协议，一定坚持要打到最后。”
11月，美国加州传来消息，台积电再次胜诉，但判决之重超乎了张汝京的想象。在此前1.75亿美金的基础上，中芯国际需要分四年再赔台积电2亿美金，外加10%的股份，张汝京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放声痛哭。
因为在2009年这一年，受行业景气度下滑与大客户奇梦达的破产，中芯国际收入大幅下滑，产生了9.6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在这样的境遇下，台积电的两次诉讼无疑是让中芯国际陷入了至暗时刻。
根据方正证券的统计，自2005年起，中芯国际前5年每年支付的3000万美元赔偿支出均**芯国际研发支出的30%以上，这大大削弱了公司的研发投入能力，而2009年的第二次诉讼和解所引起的损失占当年经营收入和利润的大约30%，是当年研发支出投入的约2倍。同时，和解条款也限制了中芯国际对于先进技术资料的使用。
对当时的中芯国际而言，意味着其彻底失去了研发投入与持续扩张的能力，而张汝京也因此引咎辞职。
同中芯国际的这场别离，几乎成为了他今后历次创业的结局缩影。冥冥之中，类似挥手作别的场景，仿佛宿命一般，注定还要在他的身上反复回响。
而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张汝京的每一次离开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求博弈的结果。他的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决定了张汝京一生都要漂泊在这根政府、资本、技术、文化力量相互斡旋的钢丝绳索上，他像表演者手中的那根平衡木，始终竭尽全力在维持着整个体系的平衡，直至演出者行至终点，悄然滑落。
这些围绕平衡的博弈里，最直接的波动来自政治。
芯片行业从来都不是自由竞争，中芯国际自创业以来所遭遇的政治审查与技术封锁几乎贯穿张汝京时代始终，他一直需要想尽各种办法绕过美国政府的封锁。
2001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购买双电子束系统时间，被布什政府冻结出口许可，只能从瑞典购买。为了取得从美国进口设备的出口许可，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美国四处游说，还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为他做人格背书，同时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只用于商业用途，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美国才出具了出口许可。
有了类似的前车之鉴，此后，IBM同意在45纳米领域与中芯国际合作时，张汝京当天就命人送来了一人多高的资料，只为避免对方反悔。
另一边则是中国台湾的阻挠。中芯国际在快速扩张时，台湾当局曾三次对其进行罚款，累计达1500万元新台币，后来甚至将张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逼得他只能宣布放弃台湾地区“护照”。
第二重的博弈则是在资本。
如上文所提及的，中芯国际在创立之初为了避开技术禁令，在股权设计上采取了海外资本为主，但股权分散的架构。中芯国际的首批投资人中，有来自海外的高盛、华登国际和祥峰投资，来自中国台湾的汉鼎亚太，以及国资背景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
因此，内部也分为了三个阵营。有着国资背景的大股东，想要借助中芯国际扶持本土产业链；中国台湾的高管则是希望张汝京如台积电一样走向全球化；而海外资本则更关注何时盈利以实现更好地退出。
在张汝京原本的构想中，分散的股权设计确保经营的独立，他自信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随着中芯国际快速的发展，可以实现“既要、又要、还要”，但事实上，这是一道根本无解的题。
以海外资本为例，他们思考的是寻找更好的退出时间进行套利。但站在张汝京产业报国的立场上，他对外资有着天然的怀疑。当时，有私募基金提出收购时，张汝京就评价：“私募有很灵活的操作方式，给的价格也很优惠。一旦被他们控制主导权，多半是分拆出售。”
而来自台湾地区的高管们和政府背景的国资派则有着更明显的两套利益诉求。
前者想要“先做强，后做大”，扩张前提是能够盈利，必须先在产业链上找到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后者则是想要“先做大，后做强”，先借各地政府优惠政策、产业优势，扶持中国本土产业链快速崛起。
张汝京选择的是先做大。他一方面主导了中芯国际的菱形布局，在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武汉各地建设新的产线，但代价是摊子太大，短期无法看见盈利。同时，为了快速地跟上整个国际半导体市场的产业升级，张汝京选择打破生产节奏，8英寸生产线尚未折旧完，就大笔投资12英寸生产线。而建一条普通12英寸线的成本高达15亿美元，这笔钱在当时足够建造半艘航空母舰。
张汝京在后来认为，如果不投12英寸生产线，中芯国际将是中国大陆所有半导体公司中盈利最好的公司之一。但市场规律又告诉他，逆周期投资是一场勇者的游戏。“但是，不做12英寸中芯国际有前途吗？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有前途吗？”他不能说服自己。
我们无法带着后视镜站在当时的角度评价两种模式的优劣，但在当时对于以盈利和量产为优先级的资本来说，他们显然无法能感同身受张汝京的境遇。
第三重的博弈则来自人才。
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与张汝京渊源颇深的，另一位同样被称为“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
与台积电的两次诉讼，本质上反映出的并非是“二张”间的个人矛盾，而是芯片行业的“人才竞争”。张忠谋对张汝京唯一的抱怨，可能就是当初张汝京从世大带走了一批老部下，还从台积电挖走了100多名工程师。张忠谋曾公开抱怨：“台湾的人快要走完了。”
两人在德州仪器的经历，让他们都认识到一套严格的美式管理办法以及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例如，张忠谋以诚信正直（integrity）、承诺（commitment）、创新（innovation）、客户信任（customer trust）这四种核心价值来约束台积电，而中芯国际的价值观则是“诚信、客户服务、质量、执行、创新、团队”。
张汝京也自然在中芯国际尝试将这套价值观进行本土化改造，当他带着全球各地优秀的工程师来到上海时，提出了“每个师傅要教两个学生”的口号，进而带动本地工程师能力的提升。张汝京在后来回忆：“现在国内做半导体的人，很多是中芯国际培养出来的。”
开山祖师“仙童半导体”的起伏故事，已经向所有人清晰的表明，在半导体行业，尖端人才的去留会如何决定企业竞争力量的此消彼长，张忠谋的恐惧或许正是来源于此。尽管对张汝京并没有过多的公考评价，但一个细节表明了这位老人对人才的理解。
他曾公开评价自己手下另一位半导体行业的关键者梁孟松，梁曾在2017年加入中芯国际，是台积电的旧将：“我对梁孟松一直是有好感的，唯一让他的好感打折的原因，是他好像跑来跑去的。”这段令人浮想联翩的评价，似乎在不露痕迹地传递张忠谋的某种态度。
不过对张汝京而言，与台积电的博弈在他离开中芯国际后，似乎已经远去，这道难题被留给了包括中芯国际在内的国产芯片制造商们。
很多年以后，张汝京总会时常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日子。他记得，当时有一位领导这样跟他说：“张博士，你们做的这个项目没有人做过，你往前走的时候到处都是地雷，你停下不走吗？没关系，我们绕着走。”
2000年，张汝京终于实现了北上建厂的愿望，
中芯国际和上海张江成为他创业的原点
这段话给张汝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这之后的日子里，每当面临挑战和困难，他总是尽力克服，实在无法克服，就绕开它继续向前。“博弈”是张汝京人生的命题，他总是需要在各方势力间寻求平衡，如果不能，就选择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放弃”与“离开”对张汝京来说，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无奈的成全，而成全是为了更好地向前。
03
理想主义者“张汝京博士”
还在中芯国际时，张汝京的办公室里没有豪华的陈设，只有一个他最珍贵的“宝贝”——一个陈列着芯片的镜框。来这里采访张汝京的人，总会被他拉着讲述这些芯片的故事。当年《浦东时报》的记者这样写道：“外行人看来不过是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但在张汝京看来，每一片都是他的心血结晶。”
张汝京穿着芯恩的工作服，展示他的“宝贝们”
现在，人们多是称他为张汝京博士。作为基督教徒，在采访中张汝京也喜欢用《圣经》里的句子作为回应。
被问到信念，他回应：“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圣经申命记33章25节）。我们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力量，上帝就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越过这些困难，把生活过得有价值。” 被问到“如何不生气”，他回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以弗所书4章26节）。” 被问到了“为何七十多岁，仍在创业时”，张汝京的答案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和祖国的呼唤。”
作为对比，在张忠谋位于台北办公室的墙上，则是挂满了与世界领导人的奖项和合影，他的名字被全球半导体联盟用以设立奖项，先后六次作为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这些峰会的报道文章中，许多当地的媒体甚至叫他“张领袖”，第一批属下总结过他的嗜好：“穿西装，喝红酒，抽雪茄”。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很多后来描述张汝京个人生活与创业经历的文章中，一些只听过他的名字但并不熟悉他的人，在接触以后会发现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业界大佬过的是一种“不爱热闹”“简单规律”“约束自己”的生活。
在中芯国际时，曾有中国台湾的朋友来上海拜访张汝京，回去就跟当地媒体评价：“Richard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
后来在芯恩，张汝京在青岛每天的日程安排可以精确到半个小时，有记者去采访他，早上九点半见面时，他已经结束两个会议，十二点采访结束后，只给自己留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后来他的助理回忆，张汝京对物质生活毫无追求：“出差坐经济舱，酒店干净就行，午饭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饭”。
芯恩时代，张汝京在青岛工作，
芯恩是中国首家以CIDM模式运作的公司
这种节俭是他在德州仪器时就留下的习惯，很早张汝京就给别人留下了“省钱”的印象。
1998年7月，当时张汝京和几位海外微电子资深专家访问上海，专家们入住宾馆时，其他人都加了10港币换到可以欣赏黄浦江景的房间，但只有张汝京一个人没有换。
在中芯国际时，他也将“省钱”发挥到极致。凭着对半导体行业周期的理解，他大胆进行“逆周期投资”，趁在行业低潮期购入高性价比设备，然后通过老师傅带徒弟维修，以增加员工对设备的熟悉度，一举多得。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时，张汝京只花了20元放了1000响鞭炮来庆祝。
跟随张汝京一同创业许多人都承认，那些省钱的日子，在当时看来是很苦，但却是一段少见的非常理想主义的日子。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驱动着很多人至今围绕在张汝京身边，他每一次创业项目都有老朋友义无反顾地前来支持，这些人来自德州仪器、英特尔、三星电子、英飞凌、台积电、联电、富士通等一系列在行业内有着赫赫声名的品牌。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格魅力，不计较个人得失，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动。一位从中芯国际后跟随张汝京来到芯恩的员工在第一次见到张汝京时这样评价：“第一次对话就感到，他不把这份工作当做赚钱的工具，而是视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自己的使命。”
与张汝京相识二十余年后，也在当时加入芯恩担任高管的季明华评价张汝京是一个“从不灰心”的人。“不管遭遇困难还是失败，只要是要做的事情，他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直到成功。”
张汝京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2021年在接受《财经十一人》专访时，他说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发展有很多优势，一是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二是中国有充沛的人力，三是民间资本和政府在资金上逐渐加大的支持力度。他同时提到，应鼓励民企和国企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共同为中国半导体做贡献。
他的信心不无道理。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买家，而且具备成为最大芯片产地的潜力。全球半导体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里诞生至今，经历了三次大迁移，从美国向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如今则由中国大陆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迁移。
但在政策扶持、产能转移的大势面前，挑战依旧现实，半导体产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烧钱且需要举国之力托举才能进行的游戏，据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晶圆厂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达35%，较2021年的21%有大幅提升，但依赖进口依旧严重。
这或许是至今张汝京仍不下牌桌的原因所在。在被问到中国大陆应该学习哪一种模式时，他说：“我认为都要学，因为中国很大，我们要把几个地方的优点都学来。”
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恩怨、争议与无奈，都与张汝京无关，更多的场合他提到了“上帝”，但《圣经》中没有关于半导体的内容，张汝京却有着传教士般的热情，他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带到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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