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步美国的后尘

君临财富
2021-07-16

美国经济,似乎正在强劲复苏。

据美联储6月初的褐皮书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美国经济预计将增长7%。

截至6月27日,美国每百人新冠疫苗接种量达到96.67剂次。

病毒传播放缓,餐饮、酒店和零售业就业增长最强劲,消费者信心上升至疫情暴发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的5月PMI也超出预期。

制造业PMI自去年12月起,几乎保持在60以上,非制造业PMI也在3月、4月超过60,在5月进一步超过61。

美国Q1经济环比折年率为6.4%,为2020年Q1以来首次转正,GDP总量重回19万亿美元,恢复度超过99%。

与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恢复用了十个季度比起来,这一轮经济复苏,仅用五个季度。

复苏速度堪称史上最快。

然而反常的是,美国的刺激政策还谈不上“不转急弯”,反而在刺激轨道上继续猛轰油门。

在特朗普政府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推出两轮纾困计划后,2021年3月拜登政府通过1.9万亿美元的第三轮纾困计划,此后又提出总额4万亿美元的两份财政刺激方案。

美前财长萨默斯将其比喻为:

“给澡盆注水,直到溢出”。

在复苏前景乐观的背景下,接连推出如此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超出了经济学的传统认知。

当然,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也一直不断变化。

美国滥发票子,到底是良策还是毒药其实尚无定论。

但可以看到,美国的宏观政策管理,似乎正在迎来一场范式转移。

不仅刺激规模更大,而且常态化刺激,不针对危机或衰退。

君临认为这场范式转移之所以值得关注,要看现任财长耶伦的表态。

他说,美国经济正在均衡反弹、“V”型复苏,成功避开了拉大贫富差距的“K”型复苏。

美国可支配收入增长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来源:通联数据

要知道,在“K”型复苏的中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提振内需消费,促进内循环的关键一环。

排除2020Q1的低基数,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其实很惨淡     来源:通联数据

尤其是在当前出口恢复常态化,房地产坚定去杠杆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显露疲态......

(当前经济分析详见《下半年经济风险可能加大》)

三驾马车,对消费马车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

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却在不断收缩,财政政策边际趋紧。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下半年财政会不会超预期发力?

又或者说,在美国的示范作用下,其宏观政策范式的转移,中国会不会跟呢?

通常,我们将宏观政策刺激比喻为放水。

但放水有两种,对经济的影响截然不同。

一种是金融放水——货币政策,以商业银行投放的信用货币形式,即贷款。

有抵押物的有钱人才容易获得信贷,而信贷的用途,不一定都是消费和新建资产。

更可能是购买“二手资产”,以获取更高的回报,例如房产、股票、字画、比特币。

所以信贷的扩张不一定带来通胀,更可能导致资产泡沫。

神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种放法,有利于富人,扩大贫富差距。

一种是财政放水——财政政策,以投放本位币的形式。

而财政支出要不是扩大福利,就是新建资产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基建的固定资产,研发的无形资产)。

所以财政大幅扩张,则很容易引起一般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胀。

神还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

这种放法,有利于穷人,缩小贫富差距。

观察货币政策的指标一般是M2。

美国正常的M2增长速度为5%左右。

2020年4月后,美国M2增长速度推高到20%以上,是正常水平的4—5倍。

观察财政政策的指标一般是政府赤字。

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的12个月内,美国财政刺激规模约为6万亿美元,是其GDP的30%。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赤字率攀升到10%,而这一轮赤字率就达到14%

根据拜登提交的2022财年预算案,总支出规模超过6万亿,远超疫情前最高4.5万亿的支出规模,赤字率还将勇闯天涯。

美国政治精英甘冒通胀风险也要下财政猛药,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考虑。

表面上看,拜登是要提振就业、缩小贫富鸿沟。

但本质上,社会中下层群体的选票对拜登极为重要。

因为支持特朗普的“红脖子”,占到美国选举人团总票数的41%。

一旦疫情过去,这些脖子们重归贫困,又念起懂王的好,民主党2022年中期选举就很难说。

当然,这也不是美国一家的看法,多数G7国家都在反思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宏观政策的得失。

其中最关键的教训,就是当时的政策导致“K”型复苏高度不平衡——最富的1%拥有更多的财富,普通大众没捞到什么好处。

最终民粹泛起,民主体系遭受重创。

那么换一方面说,通胀问题,起码目前在政治精英的决策顺序中,可能没有想象中重要。

他们的如意算盘究竟是怎么打的呢?

通常,财政之源无非是税收和融资。

两者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

加税,抛开里面的效率和腐败问题不谈,本质上是政府直接干预社会财富再分配。

简而言之,征税就是多干多交,容易造成“鞭打快牛”负激励,会在边际上削弱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意愿和能力。

换言之,加税恐怕不只是零和游戏,还可能是个负和游戏,赔本的买卖。

但融资就不一样了。

政府债券,是政府融资的主要形式,以国债为例,这是一种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本质上是一种财富的“复用”。

来做一场思维实验。

政府发行国债,会出现两种情形:

1、购买受益——富人

因为国债本质上是带息的法定货币,所以富人借钱出去,其财富总量并未缩水,国债可以抵押,也是可以直接清偿债务的。

2、支出受益——穷人

财政支出,无论是用于福利也好,公共工程增加就业也好,相当于通过政府支出的形式,将富人的钱转移给了穷人。

其他证券,诸如股票、企业债的作用也是类似。

当证券化规模扩大,金融市场健壮,富人就更愿意持有有分红利益的证券。

“复用”的另一半,也就是货币,则更多的流向普通大众。

这就带来超强的大众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启动投资和贸易,典型的正循环。

读者可以翻一翻当年的英法全球争霸史。

英国靠国债融资打仗,债务人和英国绑在一条船上,包括众多买了英国国债的法奸,想的都是如何续命,社会和谐的多。

法国缺乏良好的金融市场和制度,国债利率畸高,只有靠收税支撑战争,搞得全国上下鸡飞狗跳。

法皇为了加税重启三级议会,反而惹来大革命,把人头都搞丢了。

证券,和有限公司、复式记账的发明一样,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新。

已逝的周期天王周金涛,曾在一篇研报中有一张经典的图,揭示了证券化率与国富国穷的关系。

问题就来了,既然国债那么好,为什么还引发那么多争议呢?

首先是因为大多数人,有个农业社会进化出来的大脑,本能的对债务有着深深的恐惧。

而在现实中,国债的多寡,主要有三个约束条件:

1、金融市场的健壮性

2、通胀水平

3、债务的可持续性

对美国来说,金融市场发达不必多说,约束主要是后两者。

目前来看,全球通胀水平已经上升,但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目前存在巨大争议。

君临不信奉货币主义那套“通胀是货币现象”的逻辑。

此前我们谈国内通胀问题时,我们分析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冲击了生产和运输体系。

待疫情缓解,供给恢复,通胀压力就会减小。

这套分析框架其实来自权威人士。

他就认为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

鲍威尔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供应瓶颈是通胀上升的原因,但瓶颈是暂时性的,预计通胀将回落至美联储的长期目标。

既然联储都这么说了,财政部就要放飞自我了。

5月下旬,财长耶伦就在国会听证会上,论证了拜登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合理性。

他指出,不应过分关注美国债务规模和上限的设定。

而应重点考量债务资金的用途,以及观察债务是否可持续这两项指标。

具体而言,就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以及政府债务利息占GDP的比重。

在当前流动性超级宽松下的低利率环境里,1.6%左右的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远低于通胀的。

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债务可持续性非常强。

那么财政政策大可以更激进一点。

只要财政资金投向能提高潜在增速的领域、利率能保持在较低水平。

政府债务扩张就可以接受,带来的经济社会收益要高于利息成本。

纵观拜登的“就业计划”和“家庭计划”,是资本主义社会难得的两个着眼长期的刺激计划。

目的正是希望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能提高经济潜在生产率。

君临认为,民主党其实更像社会主义政党,官僚治国,弯弯绕很多,远比铁憨憨共和党难对付。

被蔑称为瞌睡乔的拜登,正在悄悄地、迅速地、有效地向其施政目标推进。

这是个更善于驾驭官僚体系,会做事,LU起袖子干的总统。

与前几任总统比,拜登的政策明显区别于传统自由主义。

不仅重启了大政府,对通胀中枢上移更容忍。

而更深层次来看。

一方面,美国的宏观政策范式的转移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像30年代大萧条后的凯恩斯主义,引发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刷新和变革。

另一方面,大政府掌握更多社会资源,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意味着在未来中美对抗中,美国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对付。

众所周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上面几乎是月月讲,年年讲。

但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

君临曾写文章分析过多次,制约中国消费提升的障碍,是结构性、体制性的疑难杂症。

简而言之,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还需要在金融资本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配套的法律和制度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但这些都非朝夕之功,而眼下这道经济下滑的坎总要过的。

所以美国的经验,尤其是收入分配的改善,其参考价值在当前可能骤然拔高。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同意,理由如下:

1、中国率先复产复工,2020年实现正增长,经济回归常态化,生产、投资、出口、消费总量均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2、PPI快速攀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恐加剧涨势,对下游不利。

3、基建投资饱和,投资边际收益不断下滑。

4、中国还保持着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但也意味着政府举债成本要高于欧美。

但在君临看来,以上理由其实没有多少说服力,况且也无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对于1,近几个月PMI扩张已经放缓,预示经济开始显露疲态。

对于2,疫苗接种扩大,供应链逐步恢复,制约供给的因素改善,PPI已开始回落。

对于3,财政刺激,也不是只有修基建一条路。

值得一说的是第4,本质上就是债务的可持续问题。

首先,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高,高在企业和居民部门。

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高。

要稳杠杆、防风险、保增长,最立竿见影、担当作为的办法就是政府把杠杆率提起来。

相当于把钱塞给民间,一石二鸟。

毕竟政府的抗债能力无与伦比,远超企业和居民。

根据《2019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国有资产的净资产为112万亿,远超GDP总量,这还不算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

这份远超政府债务余额的厚实家底,其实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

一是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中,后者通过税或费,以及政策壁垒,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优势。

二是证券化率低,流动性差、资本效率不高,财富“复用”效应不显著。

综上,中国财政刺激的空间很大,远超货币政策,债务的可持续性并不亚于美国。

所以,跟不跟美国,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怎么想的问题。

7月初,央行超预期全面降准。

在通胀预期高、PPI高位这个节点降准,很有意思。

降准后,国新办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货币司司长专门提到:

“价格上,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让人不得不推测,这是在为后续可能的超预期财政刺激,做某种提前准备。

后续要密切关注政治局会议的措辞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新提法。

|尾声|

回望历史,中美两个大国,无论国富国穷,现在还是过去,其实政策调子很多时候会出现有趣的同步。

50年代中期,西边麦卡锡**如果称为“反左”的话。

那么没过几年,东边......

60年代后半段到70年代前半段,西边高举公平大旗,平权运动,学生上街工人**,追求进步革命,唾弃保守反动。

东边更是不遑多让。

1981年里根上台,开始削减政府权力,自由化改革。

东边也开始改革开放,权力下放市场,甚至在国际大气候的负面影响下,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3年克林顿要搞信息高速公路。

没过两年,东边就印发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017年懂王上台,随后就开始大手笔减税。

不到一年,东边也很快跟进,大规模减税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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