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晚饭的时候，上海台新闻中正好公布了上海教育双减的新政，其中一项规定就是将外语从小学期末考中删除。
对于这个消息孩子外婆显得很兴奋，她觉得至少我家小闺女不用再一周两天的去上外语补习班了。但我和老婆对视一眼，瞬间彼此心里非常清楚，新规之后（如果真的实行），作为家长的我们将花费更多的精力和金钱，为孩子寻找课外资源，而孩子也将付出更多课外时间去补习外语，甚至需要开启自助考试模式，弥补学校不考试带来的种种问题。
01
减负不是狭义民族主义的结果
关于外语是否应该被保留和重视的争论，最早好像是源于年初一次网红教授郑强的演讲。其实，我是把郑教授的演讲仔细听了一遍的，从头到尾郑教授其实并没有去否定外语教育的重要性，他的质疑只是觉得一刀切的方式不科学，外语应该在实际教学中更有针对性，否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外语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生是一种摧残，对教育是一种资源浪费。
郑教授的话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道理，但我却绝不会因为那一点儿道理，让外语在我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变得不重要。
且不说这次所谓的双减，只是减掉了小学外语期末考试和民营补课机构的部分产品线，但对于绝大多数人一生最大的两道坎儿——中考与高考的游戏规则却未作出任何改变与调整，外语依然还是分值最高的三巨头之一，一旦外语考砸了，不要说与好学校无缘，甚至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升学。
而这仅仅只是短期的问题，从更长期来看，作为一个生活当代中国的孩子，不学好外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自残甚至是自杀。
或许行文至此，很多“爱国人士”必将一顶“崇洋媚外”的高帽扣向我的头顶，但不好意思，无论再丰满的“爱国情怀”依然抵不过一丝现实的骨干和无奈。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力上快速崛起，一方面，固然是我们奋发图强努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看到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的一面。
中国从改革开发之初，依靠三自一包和海外投资积累下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桶金，到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直至今日每年来自全球的海量技术和资本在中国汇聚，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得益于中国与全球不断加大和加深的互动，甚至可以说，国人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与中国国力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步而来。
而从更为微观和现实的层面，尤其是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城市的人而言，更是从现实中看到了外语的重要性，试想一下，一个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是专家，如果不懂外语，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和国家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他又怎么能和国外同行以及全球顶级专家交流互动去发展新技术和新理论。
即便是一个在古汉语和古文学领域中的研究者，虽然看起来外语似乎和他无关，但如果没有外语方面的人才的共同参与，又怎么实现输出中国文化，让汉服、汉子和汉文化风行全球呢？
再回到郑强教授的发言和上海双减的新政，我认同郑教授所说的，会不会外语不应该成为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不能不加区别的什么工作都要求精通一种甚至几种外语，但更不应该的是人为去降低外语学习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想当然认为低龄儿童不需要认真学习外语，恰恰相反，外语教育应该实现低龄化，即在孩子完成初步母语学习之后就应该立即进行外语教育，因为越小的孩子对学习语言越是轻松，而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
不仅可以让外语学习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发展方向分而治之，甚至可以考虑针对考不同专业的学生可让高校自主出题进行外语考试取代高考外语。
其实，那位教授的言论之所以引起争议，只是被互联网上的狭义民族主义者在爱国的命题下曲解与放大，但真正的爱国者绝非狭义民族主义，而是应该用更开放的眼光和胸怀走向世界，把中国的文化带出去，把先进技术和模式带回来。
02
解决内卷化的根本在于对人才的一元化解读
减负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甚至是争论，一方面，计生政策造就无数中国家庭千倾地一根苗的状况，这也让中国的孩子不得不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全家希望的重任，任何一项与孩子教育或者说可能影响到孩子未来的政策出现，都足以让中国家庭瞬间陷入一种焦虑之中。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所谓内卷化问题
对于内卷，我看过无数种解读和解释，最靠谱的是一个关于葵花宝典的故事。
话说，作为江湖上顶级武功秘籍，葵花宝典原本只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一般人不要说修炼哪怕看一眼封面的机会一辈子都不会有。但某一天，一位江湖活雷锋将葵花宝典复印了几十万份，然后又搞起了免费大赠送活动让大侠毛贼几乎人手一本。而拿到葵花宝典的江湖人士尚未来得及从“武林盟主”的美梦中醒来，就立即发现当所有人都拥有了宝典那么练不练的主动权就已经不在自己手中，因为如果你不练而别人练了，那你就有可能面临随时挨打的窘境。
在原著小说中，无论是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还是华山派掌门岳不群以及他的女婿林平之，凡是最后炼成神功的人，姑且不论他们的武学天赋如何，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江湖上都属于有钱、有地位和有背景的那一类人。纵观整部小说，唯一一个所谓实现**丝逆袭只有一个令狐冲，但仔细想想，令狐冲不仅曾是华山派大弟子，一度被视为掌门接班人，而且一路上还有任盈盈这样一个江湖官二代鼎力扶持，这才实现了人生开挂。
所谓内卷其实就是让很多人做了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学习也是一样，作为家长我们必须面对每个孩子的天赋不同，每个家庭的财富差距巨大，因此不是每一个孩子将来是一定能够站到金字塔塔尖上，甚至有些孩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挨打的命运，这样一个现实且残酷的事实。
很多人将内卷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教育公平，教育资源的不平均，才导致了价值千万的老破小学区房；花着私立学校的钱读着公立学校；名师都流向私立学校和补课机构等诸如社会问题的出现。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对人才和成功的认定标准过于单一，而国家对升斗小民的保护却又过于微弱。
记得去年李佳琦作为人才引进获得了上海户口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就在于对李佳琦是否属于人才，有不少人在网上用带着嘲讽的语气说“这年头售货员都成人才了”，而这种言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们对人才认定的狭义性。
曾有一位成功人士在参加访谈节目时说，“记得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好的老师会表扬，同学会羡慕，但那些画画画得好的，跑步跑得快的，甚至是打扫卫生出色的，也同样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喜爱。但我们长大以后，有没有钱成为了评价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你不觉得悲哀吗？”。
在中国每个小孩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父母和所有亲朋灌输着好好读书长大要当科（you）学（qian）家（ren）的观念，考上985，进入500强才是人生正确的打开方式，如果一个孩子敢在作文里面写出要成为厨师或者专注烧烤之类的梦想，那等待他的十之八九是老师与同学的嘲笑、父亲的咆哮和母亲的泪水。
而在日本对于人才或者说对于成功则是另一种情况。事实上，日本的内卷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地区，在东京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每一个孩子也都考试和补习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日本的内卷却并未向我们一样形成一种社会性的焦虑甚至是神经质，除了日本通过教育轮岗制度基本消除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差距，相对做到了起点公平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对人才的认知有着自己的理解。
记得在疫情之前最后一次日本之行的时候，在东京港区（使馆聚集区也是东京比较著名的国际商务区和富人区之一）寻找到一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鳗鱼饭专卖店。店面很小，我们十个人就占据了大半个店面。
老板是一对老夫妇，年龄大概六十多岁，老妇人负责跑堂待客，老头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厨房备餐。在闲谈中，老妇人告诉我们，这家店是她丈夫的爷爷创办的，到他们已经传承了三代了，这个店的规模、格局和装修几乎保持着当年初建时候的样子。
随后她又指了指在厨房忙碌的三十多岁男子说，那是他们的长子，从小就在店里帮忙，手艺早就精熟了，过两年等他们夫妻俩干不动了，就把这个店彻底交给儿子了。
从店中出来，我曾设想，那位母亲是否在他们长子年幼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个学霸的计划，或者也曾有过一个东京大学的希望呢？
对此，通行的日本友人笑着说，“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或者梦想我不知道，但在日本每一个家长都会认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随后他告诉我，在日本家长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业，日本的孩子也是从小到大一路各种补课班加持走来，但父母一般不会过多干涉孩子未来的成长方向和方式，更多情况下回尊重孩子的选择，不会强迫孩子去走一条所谓的成才之路。
因为在日本，没有人会认为在店里端盘子烤鳗鱼是一件丢人甚至是羞耻的事情，在日本有一种说法叫“一所悬命”，意思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一样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些将鳗鱼饭甚至清洁工作做到极致的人，人们对他们的尊敬不会比对马云之流少。
其实，要真正解决内卷问题，或者说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减负，不是说用行政命令，让学生少考一门课，或者干掉几个补课机构能够实现，更多的应该从因材施教和舆论宣传上，不仅让更多孩子在985之外寻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同时让更多人看到和理解，不仅仅是那些能够走进清华北大的才是好孩子，也不是只有那些能够身居高位或者缔造商业帝国的人才是成功人士，蓝领工人中同样也有大量拿高薪居高位的机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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