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贸易政策和经济周期的终结。"
分析师）Yini Lin
核心内容
1、在其短暂历史中，“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才是美国政坛的主旋律。美国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南北贸易利益矛盾，而美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迁，加之废奴主义的兴起，则最终促成了1861年南北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催生新的政治平衡，关税决策权远离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公民。
2、经济危机和1930年Smoot-Hawley关税招致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贸易流动的崩溃让西方世界陷入灾难。公众重新审视高企关税水平与大萧条的紧密联系，美国、乃至全球贸易政策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
3、中美比较优势逆转驱使美国保护主义重登历史舞台，“美国自由贸易时代”宣告结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等同于“全球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中美脱钩基于背离经济学的非理性态度。这是美国与失控力量的“殊死搏斗”，是其为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情感挣扎，尽管这种搏斗成本昂贵。
继美国于上个月对Advanced Micro Devices和Nvidia施加AI计算芯片对华出口限制后，9月11日，根据Reuters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拜登政府计划于下月对KLA、Lam Research和Applied Materials三家公司实施限制，禁止其向中国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辩解道，其尚未最终确定的对华政策新规旨在防止“中国在其军民融合计划背景下获取和使用美国技术，从而推动军事现代化”。美国商业游说组织Chamber of Commerce警告，该机构计划将更多的中国超级计算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拜登政府曾于8月通过“芯片法案”，计划通过注入520亿美元，刺激美国本土芯片产业并减少半导体的海外市场（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台湾地区）进口依赖。
9月16日，拜登向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发布行政命令，以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涉外交易的审查。在美国持续强化的对华遏制中，拜登政府的恐中情绪似乎开始脱离理性。9月7日，仅因F-35磁铁涉及中国生产的金属，五角大楼暂停接收新的战机，尽管联合项目办公室已经证实，磁铁无法传输任何信息，也不可能损害任何飞机部件。
根据CNBC援引两名消息人士消息，美国官员正在游说盟国制定与其类似的对华政策，从而确保外国公司无法向中国出售凡是被美国列入禁运名单的技术。特朗普政府前贸易官员Clete Willems评论称，“与盟友的协调是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最大限度减少意外后果的关键所在”。
然而，一个讽刺的事实是，美国近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针对中国这一“首要竞争对手“——自拜登政府于8月通过《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以来，欧盟、韩国对电动汽车税收减免计划涉及的贸易保护主义深感担忧。
化友为敌：重拾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遗产」
《降低通胀法案》将面向全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插电式汽车消费者的7,500美元税收抵免延长至2032年，同时对补贴车企及车辆资格提出新的限制，旨在鼓励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北美本土制造。除了车辆价格和车主收入上限，补贴资格和补贴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涉及电池组件特定部分是否为北美制造或组装、汽车组装所在地是否为北美地区，以及电池关键材料来源——旨在杜绝中国制造电池组件或源自中国的关键矿产流入美国市场。贸易代表Adam Hodge表示，“该法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以减少在关键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事实上，这一宣称旨在“解决气候问题”、实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制造业本地化”拟定的法案也在打击着欧洲在电动汽车技术的工业野心。在美国能源部公布的大约30款符合条件的车型清单中，德国和其他欧洲制造商生产的数十款电动汽车被排除在外。
9月10日，欧盟贸易专员Valdis Dombrovskis向彭博社透露，欧盟正在评估美国这项价值4370亿美元的健康、气候和税法中的保护主义元素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政府采购协议，“我们对这项降低通胀法案中的一些歧视性因素感到担忧，这些因素对本地生产提出了要求”。9月1日，Dombrovskis曾对美国贸易代表Katherine Tai指出，法案规定或使持续增产的欧洲电动汽车制造商遭遇“歧视”。
早在8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Miriam Garcia便曾作出类似指控。同时，出于对拟定法案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担忧，韩国本土车企现代汽车和电池制造商LG Energy Solution、三星SDI以及SK在与韩国贸易部举行的会议中称对首尔的支持提出要求。对此，韩国汽车工业集团表示已致函美国众议院，要求美国将在韩国制造或组装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组件纳入美国税收优惠范围。
Politico如此评论，“华盛顿通过税收减免激励美国消费者在电动汽车领域购买美国货……如果你认为跨大西洋贸易战是停留于Donald Trump总统任期内的遗产，请对此作出重新考量…欧盟委员会将美国的措施抨击为‘美国最新设立的跨大西洋贸易壁垒’”。
Bruegel智库贸易专家David Kleimann表示，“在去年发明Friend-Shoring（朋友支持）这一概念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财政部和附属机构在掩饰保护主义政策的‘语义创新’方面已经趋于枯竭——作为结果，Near-Shoring（近岸支持）作为被令人尴尬的新词，被普遍采用”。Kleimann警告，美欧争端可能“最终导致执法条例改革后的首个欧盟单边报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自8月25日拜登签署“芯片法案”并斥资520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半导体生产、新建芯片工厂和产业研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产业范围不断扩大。9月12日，拜登宣布一项扶持美国本土“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
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通常用以指代经济体通过关税、补贴、进口配额等举措限制进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者冲击的政策。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受益于自由贸易，但是政府征收进口关税作为保护主义的常见措施，历来被饱受“经济衰退”或“萧条”困扰的经济体用以刺激本国产业。同时，保护主义被认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扶持新兴产业。
事实上，美国“保护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身份有着悠久历史——在其自宣布独立之际起至今246年的短暂历史中，“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才是美国政坛的主旋律。
经济地理格局决定贸易政策矛盾，战后权力转移迎来保护主义新常态
在南方批评者中赢得“可憎关税法案”（Tariff of Abominations）美誉的1828年关税法案曾将美国关税水平推至历史峰值。该法案如此“可憎”，以至于其在1832年至1833年间的废除法案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直接加剧美国内战威胁，而关税制度和生产制度（奴隶制度存废）决定的南北经济利益矛盾最终触发南北战争。
△ 殖民时期至20 世纪80年代美国进口税率变化（来源：Ashok Kumar）
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比如土地和气候条件之于农业，地质条件之于矿业，或者自然资源运输距离之于制造业，以及时代变迁——比如电的发明，决定了不同时期美国不同区域的产业不同。在1773年英国颁布Tea Act后，彼时英殖民地美国掀起Boston Tea Party（波士顿茶事件），作为对关税政策的反抗（实为走私贸易商利益受损）。1775 年，随着危机升级，独立战争在波士顿附近爆发。实现独立后，英国对美征收的高额关税致使美国出口金额萎缩，由此出现的贸易逆差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使**面临破产。1787年，为了对抗英国对美的贸易排斥，美国国父在制宪会议中统一十三个州的贸易政策。
然而，地区产业差异，以下称作“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决定了难以调和的贸易利益冲突，而这为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增加了难度。
彼时，美国出口大量农产品，而工业品则主要依赖进口。
△ 1821年-2010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就经济地理格局而言，绵长制造业地带最初于19世纪早期兴起，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绵延至New York、Pennsylvania直达中西部地区。其中，早期纺织业和毛织品工业位于Massachusetts和Rhode Island，钢铁工业位于Pennsylvania和Ohio，后期的汽车工业和农业装备工业分别位于Michigan以及Ohio和Illinois。由于新兴制造业面临来自英国的激烈竞争，新兴企业呼吁对英国工业品提升关税，作为美国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
美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部则是农业州。其中，烟草生产位于南方地区北部，棉花生产位于南方地区南部。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小麦带跨越Minnesota、North Dakota和Kansas，玉米带跨越Iowa、Illinois和Indiana，乳制品带跨越以及Wisconsin和Michigan。由于高企的关税意味着工业品价格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攀升的同时，还可能招致贸易伙伴进的关税报复，农产品由此面临出口萎缩的威胁。因此，南部农场主呼吁关税水平维持低位。
△ 左图：1828年关税投票表决结果分布；右图：1929年关税法案态度地域分布（来源：Douglas Irwin）
最终，由于此前北方工业人口迅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在基于人口分配席位的众议院决策中获胜。尽管依赖出口的南方农业生产商竭力抵制，但是代表北方制造商与西部原材料生产商利益的联盟分别于1820年、1824年、1827年和1828年激进地推高关税。1930年，美国平均进口税率已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62%，这触发了强烈反弹——被激怒的南方农场主认为“可增法案”实为北方对南方的经济剥削。
随着指望**减轻税负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South Carolina不得不在对此作出选择——或者服从“压迫”，或者保卫“自由”，反抗被认为等同于“避免政治腐败进一步泛滥”。Calhoun认为，关税争议已经不再仅仅关乎自由贸易，这是“自由与专制的斗争”。为了抵制北方立法“压迫”，该州的辩论议题在于，应当在联邦体制内作出反抗，还是在体制外。关于关税公正性的议题由此演变为关于各州是否应当对抗**的争论。South Carolina身处脱离联邦的边缘。
激进派抨击温和派是天真的“投降主义者”，其势力在1829年至1833年间迅速扩大，并于1832年10月获得州议会控制权。同年11月，该州在其通过的“联邦法律废止条例”（Nullification Ordinance）中指出，“美国国会颁布的诸多法律以进口商品征税为名，本质在于保护国内制造业、为特定阶层提供补贴，这一切以压迫其他阶层和牺牲其利益作为代价…上述做法违反了宪法的真实含义与意图——根据宪法，税负应当在各州平均分配”。
作为回应，时任美国总统Andrew Jackson在愤怒中颁布了“废止权宣言”（Nullification Proclamation），宣布将动用联邦武装力量强制征税，指责“处于精神癫狂状态”的激进派将South Carolina推至“暴动和叛国的边缘”，甚至在与一位将军的信件中立下“将（分裂的）魔鬼扼杀在摇篮中”的誓言。**发起“军力动员提案”（Force Bill），南北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这被视为1861年南北战争的预演。
此后，为了避免军事对抗，Jackson总统立场变得温和，并对下调关税作出一定妥协，此次危机在1833年妥协方案中得以平息。值得一提的是，始于1937年的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北方制造业社群所支持的辉格党在经济困境中横扫南方以及贫困北方农业社群所支持的在任民主党。不过，除了1942年关税法案这一较为短暂的例外，美国平均关税率从1830年的62%持续下调，时至1859年已经不足20%。
如果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贸易利益矛盾，那么美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迁，加之废奴主义的兴起，则最终促成了南北战争的爆发。截至1860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并为发生明显变化，但是美国人口从1820年的960万增长至3,140万，工业劳动力占比从1810年的8%攀升至20%。民主党于1854年颁布的Kansas-Nebraska Act出乎意外地分裂了民主党，毁灭了辉格党，彼时由辉格党和北方自由派民主党组成的废奴力量——共和党随之兴起。
尽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Abraham Lincoln尝试低调处理关税这一敏感议题——1860年选举主题停留于奴隶制度应当留存还是废除，但是支持者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诸多地区高调宣传其对关税的态度。辉格党与共和党的分裂曾在1856年促成民主党掌权，而民主党的分裂则在1860年促成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Lincoln的当选直接导致South Carolina脱离联邦——生产制度变迁产生（废奴主义）的经济影响远超关税制度，南方多地纷纷效仿。
同时，老国会通过颁布Morrill关税法案再次推升美国关税水平。1861年4月，仅在该法案生效数日以后，邦联（Confederate）军队轰击联邦位于South Carolina的Fort Sumter基地，正式拉开美国内战的历史帷幕。
南北战争使南方面临巨大的经济灾难。南方人均收入从1860年美国均值的72%跌至1880年的51%。伴随南方较北方一蹶不振的经济地位的，是其被大幅削弱的政治力量。由于南方丧失了此前对美国关税政策的话语权，战时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 “临时”关税制度在战后成为持续几个十年的新常态。特殊利益团体为此欢呼，美国钢铁协会创始人James Swank曾经写道，“这个国家的保护主义只是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名称”。
重新审视保护主义与大萧条的密切联系，自由贸易成为全球主旋律
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918年）大幅下降，在战后却急剧飙升。于1930年出台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创下美国史上位列第二的关税水平记录，仅次于1828年的“可憎关税法案”。
事实上，1913至1933年间，美国税率戏剧性的剧烈波动与全球贸易奔溃以及随之而至的大萧条密切相关。由于“战时市场”消失——欧洲农业和工业随着战争结束而复苏，美国国会为了保护此前受益于战争的本国农业，于1921年通过紧急关税法案（Emergency Tariff），并于次年通过Fordney-McCumber关税法案。
为了应对未见起色的农民处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Smoot-Hawley在1928年竞选期间提议提高农产品关税。然而，关税的高墙一旦开始筑建便难以停止。随着工业部门等利益集团纷纷提出保护需求，这项原本旨在为农民提供救济的法案随之成为提高所有经济部门关税的手段。1930年，美国出台内容长达整整200页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
Douglas Irwin写道，“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从40%持续飙升至59.1%峰值，并经历了除了1808年至1809年贸易禁运以外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该时期由关税法案案导致的美国平均关税水平上调幅度仅为近三分之一，其余涨幅实为通货紧缩所致”。
△ 1900年-2000年美国百年耐用品进口平均税率（来源：Alternative His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持续推升进口税率，西方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保护主义广泛蔓延。在加拿大的“带领”下，1930年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招致全球贸易伙伴对美条件反射式的报复性税率，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下滑，世界贸易的崩溃使得经济衰退最终转变为大萧条。
△ 1860年-2020年全球平均税率（来源：IREF）
这一灾难性结果如此出乎意料，迫使学界和政坛不得不重新审视高企关税水平与大萧条的紧密联系。保护主义理由的大幅削弱，自由贸易主张的持续加强，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公众观念颠覆带来的结果。
美国历史上两次贸易政策的广泛改变均由灾难性事件触发。南北战争催生新的政治平衡，关税决策权远离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公民；由于经济危机和Smoot-Hawley关税招致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贸易流动的崩溃让西方世界陷入灾难，大萧条促使美国、乃至全球贸易政策从限制进口转向自由贸易。
正如Douglas Irwin在<Clashing over Commerce>中所述，“决定贸易政策连续性的，是美国经济地理特征（Economic Geography）——即不同地区特有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地理特征（Political Geography）——即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的代表人，是否稳定……南北战争与政治权力在美国不同地区的转移息息相关，而大萧条则引发一次政治重组，并彻底改变了此后贸易政策制度的面貌”。
美国贸易平衡与工业化能力息息相关，中美比较优势逆转驱使保护主义重登历史舞台
大萧条使得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在1932年大选后重获政治权力。自1934年起，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互惠成为“第一世界”政府贸易政策的主旋律。为了给本国出口商品打开市场，美国与各国就拆除贸易壁垒展开谈判，国会于1934年颁布“互惠贸易协议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将关税事务谈判权授予总统。
1947年10月，美国成为23个在日内瓦签订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国家之一，该协定旨在通过减少或消除关税及配额等贸易壁垒来促进国际贸易。GATT于1994年进行修订，并于次年被WTO取代。
这一局面持续，直至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上任。
2017 年 1 月，美国前总统Trump在上任首日便着手兑现其基于 “美国优先”方针的一部分承诺。此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作为其前任总统Barack Obama取得的标志性贸易成就，旨在将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占世界经济约40%的十二个国家纳入复杂的贸易规则网络中，从而将美国与东亚永久联系起来，以对抗崛起的中国。
然而，通过毅然退出Obama总统为了建立经济堡垒而煞费苦心斡旋八年之久的贸易协议，Trump总统颠覆了美国两党延续几十年的传统贸易政策（除了80年代为了遏制日本经济作出的努力）以及这样一种正统观念，即扩大全球贸易对美国、对世界经济均有益，同时，美国应当主导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
恰恰相反，Trump总统主张保护美国工人，使其免受来自东南亚等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力的广泛竞争，尽管一些评论对此深感忧虑——随着美国转而关注自身，中国或将扩大全球影响力，从而填补经济（领导）真空。The New York Times如此评论，“Trump逆转了Obama的‘转向亚洲’战略……批评人士认为，这本质上相当于将该领域拱手让给中国”。
加州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专家Victor Shih表示，退出TPP将改变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在经济上，甚至在安全领域，美国都将被视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虽然亚洲某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靠近美国，但是其他国家可能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
随着特朗普政府持续向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尤其是中国和欧盟，美国“广结仇敌”。
△ 1800年-2000年美国平均进口关税（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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