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的腾讯、阿里和百度三家巨头，一直是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创新产业的骄傲，也是中国为数不多具备世界级业务投射能力的科技公司，如今正面对全新的战略再平衡压力。
网上批评者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否定互联网巨头的成功。他们说互联网产业已经不代表最先进生产力，说这是一个被国际资本裹挟的食利者；还说互联网公司缺少原创技术，都是基于科技表层的应用层面的成功；更有甚者精确的计算出玩游戏和生孩子的线形关联，将游戏等娱乐产业的未成年管控挑战放大为全年龄道德问题。诸如此类的声音，将互联网行业的普惠性和创新性旗帜加以否定，一种对互联网巨头不友好的气场悄然发酵。虽然很多批评的观点并不严谨，但对全社会看互联网产业的审美带来了影响。
不得不说的是：整个2021年，包括BAT在内的互联网公司股价已经被这种情绪引发的综合反应打入了低谷，2021年腾讯港股从最高755.4港币跌到年底12月31日的456.8，累计跌幅近40%。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阿里巴巴，从约220港币跌到118.9，累计跌幅近50%。百度同样大幅下跌，还有美团、滴滴、拼多多等互联网公司也几近腰斩。当中国头部的科技公司受到如此打击的时候，反而2020年疫情前几乎市值骑虎相当的美国科技巨头却高歌猛进，谷歌母公司Alphabet股价上涨65%，微软和特斯拉均上涨51%，苹果上涨34%，而英伟达大涨102%。中国科技巨头受到中美两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2021年显然被美国同行甩开了一个身位。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20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自然之前欧美互联网科技公司心里嘀咕的“中国创新威胁”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国内看空声音还在继续，某位大V在新年演讲抛出“互联网高度饱和”的论点，论证的数据竟然是所谓内部获得的“阿里673元、拼多多578元、京东384元”的获客成本数据，先不去挑战数据是否真实，任何一个产业快速获取用户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放缓但营销投入变化较小的情况，显然基数小了除起来结果就会变大，这不代表衰落，而且专业分析不会这么计算，更推理不出来所谓的“互联网饱和理论”，而这些迎合大众的论调有着广泛市场，不禁让公众看科技巨头更加雾里看花。
那么互联网公司是否依然具有“先进性”特征？BAT是否依然具备“人民性”价值？本文希望超越争论层面理性回答追问，从全球产业科技视角对于互联网公司向产业科技型公司战略转型的大趋势做出详尽的分析，希望全面的分析和思辨带给读者和决策者更多辩证思考，毕竟互联网行业是涉及到几千万人就业的科技引领性行业。
国家监管有其必要性
需要承认的是，国家和社会舆论对互联网巨头的关注和高标准要求并非没有道理。
互联网公司崛起遵循的是小概率成功创新基础上的大浪淘沙原则，生命力和竞争力自然更强，这符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基本逻辑，残酷竞争驱动的产业也往往是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但当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获得成功并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商业权力的时候，市场竞争必然打破弱势平衡，进而一定程度国家治理的参与有其必要。也就是说，对互联网的规范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鼓励公平竞争和持续推动创新，这一原则最应该成为监管的核心取向。
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已经超越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生产要素稀缺的要素挑战，也超越了本世纪初十几年开放还是封闭争论的进退取舍，超越了平衡挑战，眼前面对的是全球性巨变带来的“多难挑战”。这个多难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主体必须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统筹中外竞合关系；另一方面是产业不平衡带来的增量价值缺失，正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老龄化等问题；还有就是社会性矛盾的积累，广大人民群众和低收入群体陷入了一定的发展瓶颈，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国家发挥制度优势大格局的调控经济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要求科技公司体现更多“人民性”也是情理之中。
全球范围内对于超级巨头和媒体挑战和政府强监管也不乏先例。在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之前，也曾出现过批评大公司的扒粪运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对内根本无视员工的利益，对外以损害公众利益作为赚钱的重要手段，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引起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后面渐渐发展为更为广阔的“进步主义运动”，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上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当时由贪婪和腐败的盛行引发，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之下，通过制定法律限制垄断、保护环境、保障劳工利益、保护食品安全等措施，使美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进而跻身世界强国前列。如果我们对比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发展历史来看，中美都面曾面对社会的“多难”挑战，以及国家治理强行干预推动新平衡的需求。
从互联网公司来看，20年的高速发展，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性，非主观的带来的社会不平衡问题，同样应该有责任积极参与解决，这也是公司长期发展的需求。至少四个方面是互联网公司此刻应该重点关注的宏观战略问题，一是更多关注自身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问题，目前正处于中国多个基础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坚和创新再造关键阶段，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优势深度赋能传统产业是一个重大课题；二是繁荣产业生态的长期使命，目前包括新能源革命、智能电动车革命、硅基半导体发展、碳基生物技术等多个方向正在面临着全球性竞争压力，互联网巨头当仁不让的需要领导者的担当；三是对于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作为利润丰厚的互联网公司都有义务参与其中，贡献价值。这些方面都是国家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超越公司业务本身科技巨头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然，我们看到BAT已经开始基于此做了系列的战略调整，反应速度和认知深刻程度可圈可点。腾讯为例，从2018年开始，公司战略围绕产业互联网升级和服务实体经济做了系统的战略变革升级，展现了扎根消费互联网和拥抱产业互联网的战略决心。目前从公司发布的情况看，已经在30多个行业，打造了400多个行业解决方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成功案例，包括智慧农业技术、智慧城市应用、智慧工厂案例、智能制造解决方案、AI医疗影像技术、农牧业微信管理解决方案、数字广东等。腾讯先后投入1000亿推动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带动低收入增收、促进乡村经济增效等内容。2022年初，其对外发布的《助力实体经济》宣传片开头就让人耳目一新，“我们的祖国，山川巍峨，江河奔流，青云万里…”，这个宣传片的主题思想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应该说既展现了腾讯对未来10年战略方向的展望，也对2018年开始推动产业互联网成绩的一次总结，清晰表达了紧跟时代脚步的意愿。
包括BAT在在内的互联网公司正在传递出清晰的信号，“互联网”的标签正在成为过去时，新时代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向“产业科技型”公司迈进。马化腾最新发言提到的“腾讯是国家发展浪潮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基础服务，随时都可以被替换”，从这个表态来看，互联网公司正在高速发展之后展现一种谦卑的战略姿态，也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巨头正在顺应国家战略推动深刻的战略转型。
互联网公司强化回归初心
业务层面，互联网公司确实也在强化回归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体现服务型科技企业的“人民性”，这不仅是姿态更是切实的行动。
回顾历史，中国互联网产业起点的初心清晰可见。这次互联网大繁荣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这一年腾讯的QQ用户注册数达到了500万，那时候马化腾也想不清楚如何赚钱；这一年百度的李彦宏刚刚回国，正在中关村北大旁边的小办公室里和大家商量着如何用搜索引擎做知识普及；这一年阿里巴巴刚刚创立不到1年，蜗居在杭州的小区里的马云和十八罗汉正在为生计发愁，除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口号可以当饭吃，同样分文收入没有。凭心而论，互联网今天的巨头BAT创业之初似乎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用互联网打败一切的野心，也没有掠夺财富的野蛮冲动，只是看到了普通老百姓信息连接的需求，想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细节是，当初正是因为国内投资人多数不看好，BAT等互联网企业才更多的吸收了全球投资。
追溯BAT崛起之路：其一，拿腾讯举例，腾讯无论是游戏业务还是微信业务，在获得了巨大的用户量和市场主导地位之后，并没有提高游戏的价格，也没有在微信中强行收费，反而将注意力聚焦于通过广泛的赋能多个产业获得增值收益；其二，腾讯和阿里、百度都没有能力控制通讯行业最底层的运营商基础设施，腾讯和阿里支付业务形成优势之后，中国没有一家大银行倒掉，反而利润节节攀升，所有银行都将风险焦点放在房地产，没有任何一家将互联网公司看成实质性风险。
我们再来把互联网巨头和日本的财团形态做一个对比。日本公认的六大财团特点就是以日本为纽带，形成环状的持股关系，各成员企业之间只是一种横向联合，主要是为了相互提携业务，形成一种利益循环不外流的商业联合体。日本大财团往往拥有军火、银行、基础工业、汽车和消费电子等重型工业基础，应该说对整个日本的商业形态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拿三菱举例，这家财团成立于1954年，共有28家大企业组成，是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其核心企业有：东京三菱银行、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汽车、三菱电机、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等，从房地产到军火工业再到消费产业无所不包。
和中国互联网公司做一个简单对比起码有两个发现：第一，日本财团是商业利益的垄断共享关系，和中国互联网公司从专业细分领域切入多个行业明显不同；第二，日本财团有着明显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割据思想，这在商业上往往削弱了竞争关系，拥有极强的定价权，也是其后期衰落的根源。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有一定市场支配地位，定价权其实被上游的基础运营商和下游的用户竞争影响；第三，日本财团深度影响国家政策，这也包括财团通过和欧美资本深度合作形成的独特的权力地位。中国的BAT几乎都没有日本财团那样的政治意愿。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BAT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公司虽然在发展壮大之后具有了一定的金融属性，但总体都是依托于传统行业的增量创新需求形成的业务扩张，其投资的创新公司只具有一定的大系统弱关联，对中国整体市场的主导性较弱，不具备全局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大逻辑是正确的，不过对于互联网公司目前阶段似乎引导比强监管更加确切。
另外值得称道的一点是BAT乃至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是针对社会真实需求提**品和服务。这一点在中国的产业环境中反而是一种稀缺的品质，因为很多靠政府补贴，靠赚政策钱的公司实际上提供的产品使用效率非常低。这方面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云服务是一个亮点，疫情期间，类似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的SaaS服务以低成本的线上方案，解决了大量的刚性需求。云服务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进入到工业、金融、零售多种行业，主攻方向都是实体产业升级的需求和准确的市场痛点。BAT云服务的客户都是为了真实需求，这一点也反过来加速了互联网公司的战略进化。而投资领域，BAT都敢于前瞻性布局智能电动车、生物计算等国计民生的创新产业，对于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确实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见，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科技+投资”的双轮驱动下，实际上完全有机会走上一条完全有别于商业历史上血腥垄断的创新驱动之路，而且在目前的中美科技公司竞争之中，即使BAT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回到起初的追问，由于互联网公司的人才优势和竞争力确实让很多行业受到挤压，这也是孕育反对声音的因素之一。但辩证的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互联网一条条鲶鱼的出现，整个经济的鱼群怎么能各行各业创新踊跃的存活下来呢？这背后是商业竞争中效率带来的残酷性和公平带来的平庸化的辩证关系。
BAT的战略新机遇
而当以上的国家监管思维和互联网行业发展产生碰撞的时候，我们看到BAT从公司战略上确实已经作出了新思考，这个思考实际上也是符合商业逻辑的战略进化过程，但业务本身挑战也不容忽视。
如果我们用被广泛应用的Web1.0到Web3.0的逻辑框架做一个分析，会发现BAT的战略挑战在不断升级，而到了目前全球性web3.0创新的时代也面临着行业创新和实业赋能的双重挑战。
Web1.0门户时代中流量变现是行业惯例。以腾讯最早期的产品为例，当初就是为用户提供免费的即时通讯工具。虽然用户数量高速增长，但用户并没有付费习惯，腾讯当时也就没有很好的变现方式。为实现盈利，腾讯先是通过电信增值服务、虚拟商品销售（QQ 皮肤等）以及高级需求用户收费模式，随后不断扩充其他的免费产品和内容，例如微信、QQ 音乐、QQ 门户、QQ 游戏等，进而通过增值服务、广告、娱乐和电子商务等，不断扩大流量变现的尝试。硬币另一面，这种流量蓄水池和应用变现，免费的前提就是需要保证流量的专有产权性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的流量封闭是普惠的副产品。百度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免费的搜索引擎服务提供专业知识检索，并且配合广告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展开。阿里在这个阶段在巨额亏损之下补贴商家，追求扩大平台服务范围。免费的初衷并不邪恶。
Web2.0时代所有互联网巨头的主要模式是内容变现。Web2.0是相对于Web1.0的新的时代，指的是一个利用Web的平台，由用户主导而生成的内容互联网产品模式，为了区别传统由网站雇员主导生成的内容而定义为第二代互联网。腾讯进入内容产业，投资华谊兄弟，投资阅读公司，投资腾讯视频等。百度也投资了爱奇艺等内容公司，阿里开始在媒体等多个内容行业布局。这些内容属性的产品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弱资讯和媒体话语权控制的，但内容变现的副产品不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媒体权力。同时生态应用作为内容，围绕手机形成很多商业模式，腾讯用投资丰富内容，共享生态带来了游戏+投资的两个核心驱动力，这个投资放大客观上带来了行业压力，不过缩小了看都来自对内容的真实需求。
Web3.0新提法正在到来，提倡开放共建和生态共识、共同经济系统，这方面多个互联网公司正在布局之中。Web3 逻辑里降低了新参与者进入门槛，让创新想法可以像乐高一样层层搭建，并创建一个生态系统：上面的产品和服务将更具活力和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国内互联网公司同时发生的战略变革就是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和响应国家号召提高硬科技的投入并赋能实体经济，这也为中国的web3.0时代增加了独特的内涵。
总结以上，我们发现互联网公司这条线索的战略进化是围绕技术创新而来的。Web3.0时代互联网的创新压力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创新挑战，实际上对中国互联网巨头都存在一定的压力，客观上也需要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鼓励。
悲观视角看，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有脆弱性的一面。在创新的大路上，10万人的巨头也只能通过赛马的方式孵化创业者，因为他们略显僵化的体制很难和50人、100人的创业团队竞争比效率，稍微主观一点判断：创新时代中巨头往往是后知后觉的弱者，互联网公司踊跃创新颠覆巨头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所以，如果中国科技领域这种蓬勃创新的互联网精神存在，巨头称霸客观上还是非常难的，换句话说：能够制约互联网巨头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鼓励互联网创新。
时代也在呼吁互联网巨头肩负起强大国家软实力的新使命。举一个视频行业的例子，2021年，美国在线视频巨头奈飞的月收费标准是每月13.99美金，大约1000人民币每年，国内的BAT视频服务普遍低于300元人民币。当下，奈飞正在向全世界输出美国文化，其2021年开始准备在土耳其等十几个国家投资影视制片厂，好莱坞八大影视公司都在依托奈飞向全世界做内容输出，当然也包括美国文化输出，这是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互联网视频巨头其实可以向海外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使者，展现中国“软实力”！
做一个抽象的比喻：互联网类似一个人的感知和神经系统，金融好比一个人的血液，实业是肌肉。游戏是娱乐手段，也承载3D引擎等核心科技能力；社交是传播信息，也需要承载文明。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以看起来“虚”的创新也正在肩负起“实”的新功能，这也符合《道德经》中“虚实并进”的传统智慧。
总结以上，未来和全球科技竞争中BAT跨行业边界整合创新意义重大。中国需要更加强大的BAT这样拥有全球创新投资能力等科技巨头，从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BAT的增长不应该有天花板，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持续深化后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产业科技巨头，才能具有同美国顶尖科技公司同场竞技的实力和底气。
文章的最后，我们想再次平静下来，围绕开头的追问回归客观理性思考，有一个更加中肯的建议。孔子也有一句哲理名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虽然这句话放在商业领域有一点点清高，不过对于决心科技向善、赋能实业的BAT来讲，需要这种胸怀和战略定力，对于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来讲同样是一个鞭策和提醒。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是使命召唤，助力实体经济艰苦且道路漫长，唯有以王者归来的决心才能有大作为。
周掌柜介绍：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知名商业战略专家，“周掌柜矩阵”战略咨询模型发明人，为多家全球化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周掌柜团队与英国剑桥大学等全球知名高校顶尖管理学家联合开展”复杂性科学"、“边缘创新”、“生态型增长”和“高势能品牌”等基础研究，同时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凤凰网财经首席战略顾问，对百度、腾讯、阿里、华为、荣耀、OPPO、中国平安、苹果、三星、谷歌、微软、特斯拉等公司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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