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课程里我跟你讲了，2020年之后，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会进入一个幽暗险阻、水流湍急的峡谷地带——这说的是全球变局，中国不是孤岛，当然也会在棋局中。所以很多人就难免有点焦虑。该怎么办？
我记得阿桑有首歌叫《开车》，里面有句歌词，“难，再难的难过也能走过的”。其实就是这样。更何况在这个大峡谷中，中国其实占据了最宽阔平坦的谷地——过去几年中国已经显示了很强的韧性，比如说巨大体量带来的规模效应，比如说疫情期间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以及完整产业链的强悍生命力，等等。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这些。
站在2021年这个时间节点，全球各国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是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摩擦成本。但这里面的悖论是：数字化就是更倾向于精英层的技术进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超低利率又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更有利于富人。说实话，对所有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都是个很难的权衡。
中国比较幸运，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潜在增速以及民族文化特性，都给这个问题提供了解药——下面我们逐条分析。
一、技术进步：中国的要素禀赋溢价
先说中国的要素禀赋。
前面课程里我们讲过，数字化冲击下，劳动力市场极化是个趋势：中间蓝领和普通白领岗位消失，被机器取代，陷入高强度、低收入、少保障的泥沼里。中产下沉，底层沦陷，导致社会阶层化越来越明显——欧美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但每个国家其实面临的情况不同。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有个理论，就是说技术进步会尽量去替代那些价格高的生产要素——比如说，美国的人力成本较高，所以数字化技术创新更多集中在用机器和算法替代人；相反，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力成本较低，使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反而可能不划算，所以我们国家的数字化技术进步会更多地倾向于机器和劳动力的互补——这就是不同要素禀赋下的创新。
你再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会发现很多“新职业”：视频网站上的主播、新媒体小编、网购平台的客服，还有很多很奇特的岗位，比如（床品/酒店）试睡员、发模、手模，甚至还有饭圈协调员之类的岗位。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创造了2亿个就业岗位，占当年总就业岗位的1/4，增速远超传统产业部门。
换句话说，中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了我们人工智能的推广和替代没有那么快。起码在后面十来年，只要一个人找对方向努力，多少都能在轨道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劳动力市场极化的现象会缓和很多——尽管历史的趋势不可抗拒，但它是直线下坠还是缓坡，这个对年轻人真的很重要。
记得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那句话，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说白了，只要不犯方向性错误，在缓步下行的过程中间，仍然可以找到上行的道路。
二、经济增速：潜在的新中产溢价
我们再说第二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淡化分配问题的最好解药是什么？增长！我党说“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这真是至理名言。2020年五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话叫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概2万美金，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经济要翻番，每年要保证4%~5%左右的经济增速。
但是我们要避免增长过程中的失衡，增长果实需要让更多的，尤其是后50%的人分享到。怎么分享呢？从工棚城市化转向市民城市化——说得更直白些，要让那些工作服务在大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以较低的代价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
这绝不仅仅是公平问题。说实话，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效率”和“增长”问题。
“砖家”喜欢用一个词“拉动消费”。但扪心自问，谁不是没钱的时候消费得战战兢兢，只有收入足够高，家里储蓄足够丰厚的时候才更愿意花钱。所以，拉动消费的根本在于让更多的居民有收入，有财富，有安全感。
现在的商业模式大多都在将眼光投在大都市圈这几亿“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这当然没错。但是再想想，中国可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居民只有不到4亿人坐过飞机，1.5亿人有护照，不到1亿人喝过星巴克，至少5亿人还没有用上抽水马桶……换句话说，要让另外1亿、2亿，甚至更多的人成为“中产”，让中间层收入提高，财富上涨，创造流动性，让下面的人有上升的机会，让中间的人有继续攀登的希望。
所以下一阶段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翻番，更需要让增长果实向中下层倾斜，尤其是上一波增长分配中被落下的人群，让他们成为“新中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潜力所在。
怎么让这些人成为新中产？太阳底下并没有那么多的新鲜事。美国、英国、日本甚至我们自己本世纪初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首先要让更多人拥有资产——大城市房产是其中的首选。
北京大学徐远教授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二次房改”的方案，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能兼顾公平和效率两面的路径。这个方案用一句话概括：“在核心城市大规模建造安居房，帮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以较低价格在城市安家置业，创造新一代中产。”[北京大学徐远《疫情的经济后果：以二次房改增强经济动能》]
这个方案类似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将公房转成商品房，让居民折价买房，其实是一种福利型的增长政策。但是敲一下黑板，“核心城市”“大规模”和“较低价格”是三个关键要素。核心城市指那些有规模效应的大城市，而不是8线边远小城。大规模是指普遍性，较低价格则是普惠性，三者缺一不可。
房地产是现代经济体最重要的支柱行业，具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拉动效应。这是社会共识。徐远教授做了一个测算，假如针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面积50平米，套均投资100万，每年直接投资10万亿，可保证10~15年每年5%+的较高经济增长——这会让未来10年中国得以继续处在“增量经济”的通道上。
更重要的是，“二次房改”完成，中国的城市化才真正走上正轨——将城市权利赋予替城市承担义务的人，将工棚城市化转化成市民城市化，让城市的创造、建设者享受到城市增长的果实——这是公平。同时创造出庞大数目的新中产，才能完成“拉动消费”的命题，也才能让“消费升级”保持更久的活力和空间——这是增长。
三、安全资产：世俗理性溢价
最后说说中国的安全资产。
现在欧美国家的零利率、负利率已经不是新闻了，货币政策空间很小。中国近年来货币政策一直保守克制，所以长期国债收益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再考虑到我们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目前的中国可以算是“安全资产”。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安全资产”不是来自货币政策或者产业链之类的，这只是表象。
今年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访谈了100多个各个阶层的老板、打工人、基层干部、农民工……你很难想象，绝大部分人都收入受损，有的受损还挺严重。但是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抱怨的，都是说“没办法，扛着”，而且自己积极想办法。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人这个族群特别坚韧。我记得几年前我写文章时，说过中国人是一个高度世俗理性的群体——世俗是指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所以没有强烈的来世观，理性则是这一辈子要好好过的态度。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取决于这个社会的人民是不是追求安定，一个社会是否有增长机会也取决于人民是否努力追求增长机会。其实2020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个国家的人，对增长，对安定生活的追求，才是中国最大的安全资产溢价。
说到这的时候，我想到了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顺流逆流》，用来形容中国的老百姓再贴切不过了——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新职业，你还了解哪些近年出现的新职业？这些职业在2020年是受益还是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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