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野心

牛牛Dan
2020-10-29

最近,马云捅了一个「马蜂窝」。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炮轰传统银行是「当铺思想」;嘲讽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扼杀创新;指出中国金融问题不是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

马云的演讲激起了人们对旧金融与新金融、旧体系与新技术的争论。

第一天,网友感慨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火花四溅的演讲了,纷纷力挺马云敢于对银行开火。

第二天,舆情反转,指责马云外行、无知、傲慢,为蚂蚁上市造势不择手段,讽刺蚂蚁为「蚂蝗」。代表性的言论有「谁都可以抱怨,唯独蚂蚁不应该」,「过去是1%的人控制了90%的财富,未来是1%的人控制了120%的财富,因为其他人都欠着花呗、借呗」。

可惜的是,舆论的噪音淹没了根本性问题的探索。本文以信贷货币的介入方式,探讨货币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揭示蚂蚁集团的野心。

本文目录:

一、货币的逻辑

二、蚂蚁的野心

三、赢家的敬畏

01 货币的逻辑

马云称「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什么叫当铺思维?当铺思维就是以资产抵押为信用发放信贷。

当铺思维背后隐藏着当今货币经济时代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颇为单一——商业银行主要以抵押资产为信用发放信贷。如今大部分货币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的,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建立了一个经济逻辑:「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

这种单一的货币介入方式以及经济逻辑是否存在问题?

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成长性很好的科技企业,但是因没有固定资产抵押,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初创期的腾讯就遭遇这种情况。另外一个人是普通白领,早期低价买入了一套房,他将其这套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然后用这笔贷款购置第二套房。

从直觉来看,现有的银行体系最起码有几点不合理:一是银行信贷只以或主要以固定资产抵押发放是不合理的,真正需要贷款的企业却无法获得;二是银行信贷没有支持实体经济与技术创新,反而助长了金融投机和资产泡沫;三是先获得货币的人比后获得货币的人更有优势,从而造成财富不公。

下面我用科斯定律和坎蒂隆效应来分析这个问题。

根据科斯定律,「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经济逻辑没有问题。科斯定律说的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的情况下,不管初始的权利配置如何,市场交易最终会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有一个通俗的表述是资源不管被谁拥有,它最终都会落到使用价值最高的人手上。

比如,果农种植的水果,最优质的往往出口到发达国家,次级的水果留给自己食用。又如,初恋女友倾国倾城,两人开始相爱,但以分手收场,她最后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男人(扎心)。

回到科技企业这个例子。科技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但依然有可能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比如,初创期的腾讯在银行碰壁,但IDG和李泽楷分别购买了腾讯20%的股份,马化腾因此获得220万美元的投资。

科斯定律的逻辑是,价格是一组发现程序。即便最开始,银行只给有产者提供信贷,但这并不重要。资金永不眠,总是在寻觅机会,信贷经过「兜兜转转」最终会找到有价值的你。就像,马化腾遇到IDG和李泽楷一样。

但是,科斯定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极为重要,但又不是太严谨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与交易相关的一切费用,比如信息搜索、讨价还价、合约签署、法律监督等。

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交易费用相对较低的市场,比较接近科斯定律。在美国,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发达,创业者即便不能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贷款,也可以从投资银行中获得投资。IDG就是一家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它投资了中国的腾讯、百度、搜狐、小米、美团、金蝶、携程等600多家科技公司。

投资银行的钱从哪里来?他们的钱主要来自私人募集,但这些钱的源头都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不管最初发给谁,在平滑的市场中,最终会流向有价值的企业。

但是,如果交易费用很高,情况则不同。科斯定律也说到,如果交易费用很高,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同时市场无法达到最优效率。

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交易费用高的情况。

在交易费用高的市场中,货币流通是非均衡性的,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最先得到货币,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经济学历史上,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最早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坎蒂隆是一位金融投机家,他与约翰·罗关系密切,并在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危机中获得巨额财富。这位金融投机家以敏锐的观察,在《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货币介入的方式不同,以及不同的人持有货币,对价格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1】。

坎蒂隆观察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这一观点不同于货币中性。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坎蒂隆还进一步指出,最先拿到货币的人推高了价格,对不持有货币的人构成财富掠夺【1】。凯恩斯在其早期的《货币论》中也指出,通胀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2】。

比如,增发1万亿货币,商业银行率先给了有抵押物的房地产企业、大型企业和业主,或中央银行直接以购买资产的方式注入股市、债市。这会推高房地产及金融资产的价格,相当于洗劫了无产者的财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坎蒂隆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最初的信贷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可能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加剧,资金会逐渐或快速流入其它市场,比如科技企业。

但是,现实中,扭曲的金融制度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创造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抬高了交易费用,阻断了货币流通,导致货币长期「滞留」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扭曲的金融制度具体来说有两点:

一是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为信用发放贷款,导致商业银行与房地产深度捆绑,信贷货币沦为「土地本位」。

二是中央银行实施「最后贷款人」原则,一旦金融危机爆发,便出手施救商业银行和大型地产公司;同时创造巨额的「多余」货币。

这就诱发了道德风险,「大而不倒」,「泡沫刚性」,投资者对房地产建立只涨不能跌的信仰,资金对政府建立了救市心态。比如,大疫之年,大规模的货币硬撑中房,推动美股V型反弹。资金重返「案发现场」,坚守「国之重器」。

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的割裂表现在一些家庭中:男人拿钱创业,办工厂,折腾几年老本亏光。女人拿钱买房子,家庭地位飙升。

所以,在扭曲的金融制度和高交易费用的环境下,信贷货币以固定资产为抵押的单一介入方式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经济逻辑正在诱发风险: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助长泡沫,阻碍创新,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不公。

我们常说货币超发是财富洗劫的过程,其实,在高交易费用下的信贷货币单一介入方式中(前提),货币发行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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