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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数字化时代的新命题与高风险
网络时代的竞争，是企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垄断的关键在于用户资源。可以看到，在许多细分领域，例如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前30大头部APP、快递行业、游戏行业、商超、移动支付及云服务领域，阿里、腾讯联手都已占据7成左右份额。这是个敏感的信号。其中包含的可能性，令不少人忧虑。
为超额收益的收割冲动
对数字化时代的个人，阿里巴巴和腾讯，可以了解得彻彻底底：你听什么歌，看什么书，追的明星，粉的爱豆，玩的游戏，真正会为什么而花钱。
由于掌握消费者的终端数据，个性化营销无处不在。你无意间搜索或提及的商品，下次很可能出现在购物APP推荐页。
价格歧视也无处不在，从同程艺龙到淘宝，办公室里不同的人打开同一个商品页面，却看到截然不同的价格。当个体成为APP内不同的标签，越忠实、越有钱的用户，有可能遭遇越狠的定价策略。
消费陷阱铺天盖地，各处随手可得的互联网信贷资源太过丰富。白条，花呗，月付，微粒贷，借钱……只要愿意借，几乎每家互联网企业都能够给你放高利贷。
资本都是逐利的，在生态的名义下，在投资的伦理中，它们把敌人变成朋友，把上下游变成投资对象，把流量变成现金，把连接变成赋能，驱动活跃用户成为付费用户，驱动付费用户选择自动扣款，驱动自动扣款用户“打白条”消费，实在转换不了的免费用户，就榨一榨，变成广告商的“人头”……
当你沉迷，当你被定义，当你被诱导，当你被投喂，这一切，都变成它们报表上的业绩。腾讯与阿里的投资并购策略越成功，说明消费者被渗透得越彻底。
在一场场马拉松式的以垄断为目的的并购中，普通人的时间、信息来源、金钱消费，向互联网头部企业及个人迅速集中。
因“经营者集中”而利益受损的，第一个往往是消费者。
2015年，滴滴和快的合并，合并后迎来的就是报复性涨价。如今在深圳等一线城市，滴滴的价格并不比出租车优惠，不同的只是出租车的份子钱交给了的士运营公司（后者需给政府支付牌照费用），而滴滴司机的抽成交给了平台而已。
这就是互联网经济的典型收割之道。
在互联网时代，市场份额集中带来的超额收益更甚。一款年流水超过100亿元的《王者荣耀》，只是由腾讯游戏下面一个项目组开发的。几十个人生产的东西，能够被12亿微信用户所使用，并产生经济收益，这是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经济模式。
在传统工业时代，生产、成本与收益之间几乎是线性对应模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互联网经济的两大核心特点，一是网络效应，同一张网络上，连接进来的用户越多，价值越高，更多的第三方愿意接入，比如微信，你身边的人都在使用，这无疑将吸引你使用，最终12亿人因为连接集聚在这张网里，由此商机无限；二是边际成本迅速递减，为了第一个用户搭建好的APP，第二个用户使用成本几近于0。
在互联网时代，投入产出比剧变，一分耕耘可以变成1万分收获，甚至12亿分收获。
这让巨头们能够忍受长久的亏损，尽可能做大规模钩织巨网，获得最终的垄断终局，并吃掉桌面上全部筹码。
当一张几亿人的网络开始变现时，潜力是非常惊人的。
2015-2018年，美团累计亏损了300亿元，补贴商家，补贴骑手，补贴消费者，它最终成功使得自身的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32%提升到了59%。它要做的就是留在牌桌上，用巨额融资，熬死其他对手（图7）。
2019年，美团首次实现盈利，虽然只赚了22亿元，但是市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拐点。2020年至今，美团股价上涨了160%，市值高达1.37万亿港元，而同期恒指下跌14%。
坐拥超过4.6亿用户的美团，有的是办法扩大盈利规模。
2020年4月，广东省餐饮协会公开喊话美团，要求其降低抽佣费率。据悉，美团对部分小商家抽佣甚至高达20%-30%，而起初只有5%。9月，《人物》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生动讲述了600万骑手如何在算法的压力下，用生命送单，成为马路上遭遇交通事故最高的一群人。
然而，无论它们曾掀起过多么鼎沸的舆论浪潮，对资本而言，那些，也许不过是在盈利曙光下的细微阴影。
随着美团市值暴力拉升至1.76亿港元（2020-11-10），曾在美团上投入480亿元的腾讯，如今坐拥3500亿港元持股市值，单一项目回报超过2000亿元。
所以你能见到，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合并的故事此起彼伏。阅文集团收购盛大文学，斗鱼和虎牙合并，在资本助力下，快速形成某个细分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
而有多少寡头，能够压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冲动？它们背后的资本，也作此念吗？
我们薅过的羊毛与便利，终将都成为一种捆绑。
创富机遇内卷之忧
2018-2020年，中国首富，正是马云、马化腾二人轮流坐庄。
系统梳理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榜单上与阿里、腾讯有股权架构上合作关系的富人，更多达55人，超过1/10。他们的创富能量不仅远超榜单均值，更远超普通人。
如在快递物流领域，共有7人上榜，除了顺丰王卫，其他富人皆出自阿里系。
在电商、新零售领域，共有12人上榜，8人出自阿里及腾讯系。
估值1500亿元的微众银行，带动深圳老牌富豪朱保国、林立身家大幅上扬，他们各自持有微众银行20%股权。
而新生代（40岁及以下）上榜富人共34位，其中14位接受了来自阿里及腾讯系的投资。如拼多多黄峥、快手宿华、寒武纪陈天石等，无不是在腾讯/阿里的加持下，跻身全中国最富500人的行列。而不惑之年的黄峥，身家已突破1300亿元。
如果蚂蚁集团成功上市，按其员工及高管持股占比一半，彭蕾持股市值将达到2000亿元，数十人将拥有百亿身家，明年的500富人榜上，一大波阿里系新富，正焦急地徘徊在榜单的等候席位。
在中国的创业人群中，流传着一句话，创业离不开三种结局，生，死和BAT。遇上A和T，金钱与流量，是对创业者最好的投喂。阿里和腾讯，则可以强化自身的流量入口地位。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与二者的示范、扶持不无关系。然而，如此之高的富人占比，不由让人思考，这一互生互促链条，是否带来了创富机遇的内卷？
通常意义上，竞争，比垄断，带来更多的创新。而创新，才能最本质地创造消费者福利。财富，则是对创新的一种激励机制。如果巨头剑指之处，创富机遇也呈集中之势，创新生态也可能变形甚至扭曲。
反垄断的突破
当一个市场高度集中，无论用户、员工还是同行，产业链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可能受其羁绊。如果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身处美国，可能面临怎样的情况？来看看它们同行的境遇。
在美国，反垄断监管有着悠久历史。1890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此后100多年，美国反垄断法体系不断增强，其主要禁止三类行为：阻碍交易的行为；有可能大幅降低某一特定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兼并；旨在获得或维持垄断地位的反竞争行为。
从IBM到微软，再到谷歌，三代互联网霸主都饱尝“反垄断”大棒的滋味。
上世纪末，微软影响如日中天时，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垄断调查，调查的理由是微软是否利用Windows的垄断优势绑定浏览器及Office套件，打压竞争对手。这场调查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赔偿官司，仅在加州，2003年1月，微软就同意拿出11亿美元，赔偿加州消费者；2004年，欧盟判定，微软滥用其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需要支付5亿美元罚款。此间，微软一度面临被强行分拆，比尔•盖茨也因此退居幕后。
2020年，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认为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都拥有垄断权。其中，反竞争的“杀手级收购”正是委员会关注的核心议题，该报告调查了Facebook收购Instagram是否为了扼杀竞争对手。拆分这类收购可能是未来监管的重点。
2020年10月，美国**及11个州政府正式向谷歌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了反垄断法。起诉书称，谷歌与苹果公司以及安卓系统设备制造商签订了排他性合同，这些合同使谷歌得以维持垄断地位，同时扼杀了美国搜索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该诉讼还指责谷歌利用垄断利润，为其搜索引擎购买包括苹果浏览器在内的网络浏览器上的优先待遇。
美国反垄断法的终极目的，是“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来保护经济自由和机会”。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创立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看来，创新是决定消费者福利的最重要因素，而竞争比垄断更有可能带来创新。
在中国，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对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三类行为进行了约束，互联网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受到管制。2019年双11活动前，格兰仕就天猫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逼迫品牌“二选一”站队提起诉讼。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也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2019年，腾讯音乐更受到该局反垄断调查。
尽管这一调查已于2020年初终止，但2020年1月公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拟新增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规定，引起广泛关注。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日前在公开场合表示，“防止金融科技助涨‘赢者通吃’的垄断”。
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剑指日益膨胀的网络平台经济。
在法律专家看来，对于全新生态的互联网行业，垄断的界定有诸多尚待厘清之处，比如，免费的微信算不算垄断？对全民大数据的隐形控制算不算垄断？不过巨头对此，已有心理准备。阿里巴巴在港股二次上市时，已把受到反垄断调查和处罚列示为风险之一。
如今，消费互联网已步入存量时代，加之巨头出海战略受阻，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正在加剧。可以观察到，无论创业企业的上市，还是已上市公司的并购整合，都在加速，头部化进程加快。这意味着，垄断之势将持续演进。在海外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愈收愈紧之下，中国这一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会不会实现零的突破$美团-W(0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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