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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随着8月19-22日民主党代表大会（DNC）的召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开始现出雏形（参见《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新版经济政策现雏形》，2024/8/20）。两党执政理念的不同可能会集中体现在财政政策具体设计和实施中，而其中一个焦点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2025年底到期后何去何从。本文分析两党在政策设计理念，收支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展望不同政策对宏观走势，行业趋势，资产价格，和财政持续性的潜在影响。
1. 收入层面，特朗普执政的“对内”减税力度可能大于哈里斯
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主要集中于政府收入（税收）端，核心是延长特朗普减税法案（TCJA），并且希望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2017年12月特朗普任上通过了历史上第四大规模的减税法案（TCJA），为企业提供永久性减税，而对居民的临时性税收减免大部分将在2025年底到期。特朗普计划延续大部分减税措施，带来较强的财政扩张效应。据CRFB测算，若TCJA相关条款全部延期，且将企业所得税从21%下调至20%，未来十年美国财政收入下降4.3万亿美元（GDP的16%）。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依赖国会的配合，减税规模或仍有变数。此外，特朗普大规模加征关税或部分抵消减税效果：PIIE估算，加征关税或每年增加2250亿美元财政收入。
同样，哈里斯也计划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但可能增加对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对内”减税力度或不及特朗普。减税外，哈里斯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1%提高至28%、不延长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向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居民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等。CRFB测算，哈里斯政策可能导致未来十年收入下降2.9万亿美元（GDP的10.6%），减税力度不及特朗普。
2. 支出层面，哈里斯对补贴、产业政策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可能更高
哈里斯对中低收入人群补贴、全方位降低医疗成本、产业政策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可能超过特朗普。若特朗普当选，不排除减少或取消IRA中清洁能源、电动车相关补贴（CBO测算相关补贴总规模为3920亿美元）；特朗普对外也可能遵循美国优先原则而减少对乌克兰、甚至以色列的援助。
3. 两党执政不同情形下，财政赤字率均可能维持高位，但结构不同
无论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财政政策均可能维持扩张态势，总赤字率可能维持在7%左右的高位，高于疫情前的3.6%的均值。根据CRFB测算，特朗普政策将导致未来十年美国财政平均赤字率从基准情形的6.2%上升至7.5%左右（2026-34年均值，下同）。而哈里斯的政策可能将平均赤字率推高1.0pct至7.2%。考虑到哈里斯在产业政策以及对外援助上更积极，两者财政扩张幅度的实际差异可能更小——民主党的政策下，支出上升对赤字的贡献相对较大，而共和党的框架下，收入下降对赤字率的贡献更多。
4. 财政政策影响：短期支撑增长，但副作用和可持续性也值得关注
短期受大选不确定性的影响，财政被动收缩，但大选后有望恢复宽松态势。由于本届大选面临总统、参议院“洗牌”的可能性，且两党在各类政策、尤其产业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导致企业产能扩张或进入停滞、等待阶段，财政补贴支出随之下降。大选后，财政弹性可能自然恢复。中期，两党财政政策对内外需相对动能，美国产业趋势，及全球贸易和通胀的走势均有深远影响。
虽然侧重不同，但两党“大财政”/高赤字的立场均对总需求形成支撑；但行业层面的受益板块不同。同时，对财政可持续的质疑也有推升长期国债风险溢价的“副作用”，期限利差可能明显扩大，债市波动率也可能上升。
风险提示：大选后财政政策兑现程度不及预期；美国政府债务过快上行。
美国大选追踪之一——关注6.28美国总统大选首轮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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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追踪之四——传承与升级：初步探讨民主党新候选人的宏观政策
美国大选追踪之五——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新版经济政策现雏形
目录
一、收入层面，特朗普执政的“对内”减税力度可能大于哈里斯
二、支出层面，哈里斯对补贴、产业政策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可能更高
三、两党执政不同情形下，财政赤字率均可能维持高位，但赤字结构不同
四、财政政策影响：短期支撑增长，但副作用和可持续性也值得关注
附录：2017年TCJA法案的主要内容
正文
一、收入层面，特朗普执政的“对内”减税力度可能大于哈里斯
介绍：随着8月19-22民主党代表大会（DNC）的召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开始现出雏形（参见《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新版经济政策现雏形》，2024/8/20）。目前为止，哈里斯/沃尔兹组合在竞选集会演讲中关于经济政策的篇幅较小，主要可能是因为：1）一定意义上，哈里斯如果当选，经济政策总体而言会有较好的延续性；2）民主党/哈里斯的执政计划仍有待进一步明晰。然而，结合目前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哈里斯和特朗普对经济政策的分别阐述，我们认为，两党执政理念的不同可能会集中体现在财政政策具体设计和实施中，而其中的一个焦点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2025年底到期后何去何从。本文更新特朗普减税法案在两党执政不同情形下的可能变化及影响。同时，我们分析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策设计理念，收支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展望两党财政政策对宏观走势，行业趋势，资产价格，和美国财政持续性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任上通过了历史上第四大规模的减税法案，即《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也被成为特朗普减税法案）。TCJA为企业提供大幅和永久性的减税，并为居民提供临时性税收减免，短期提振美国经济增长，促进企业海外利润汇回，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十年累计增加1.9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基础赤字+0.4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占2017年GDP的9.6%），推高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6.2个百分点。由于家庭和部分企业减税条款在2025年底开始将陆续到期，哈里斯或者特朗普均表示当选后将延长部分或全部减税条款。因此，就收入层面而言，二者的财政政策均强调减少政府收入（税收）。区别在于特朗普或更倾向于延长所有居民群体的减税政策，并且希望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21%→20%）；而哈里斯强调从个人所得税、儿童养育、医疗、住房、物价等多方面减少中产阶级、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但对企业（21%→28%）和富人的征税力度可能有所上升。这意味着哈里斯政策在收入方面的减税力度或低于特朗普。
1、2017年12月特朗普推出减税法案（TCJA）
2017年12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其为企业提供大幅和永久性的减税，并为个人提供临时性减免，针对个人部门的减税大部分将于2025年底到期，哈里斯和特朗普均面临是否延长减税的选择。具体来看，特朗普减税法案（TCJA）主要包括三部分（图表1-3）：针对居民部门，特朗普减税法案的主要调整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并提高各税级别的起征点，增加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抵免、提高遗产税免税额、取消平价医疗保险（ACA）的罚款等。其中除了取消平价医疗保险等政策外，绝大多数政策将在2025年到期[1]，届时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税率会上升。针对本土企业，TCJA的主要调整包括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永久有效）；固定资产投资实施奖励性折旧，即当期折旧从50%提高至100%（2027年完全取消）；减少/取消一些税收抵扣（2025年底到期）。针对跨国企业，TCJA的主要调整在于将美国企业的海外收入改为“属地税”（永久有效），意味着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收入无需向美国缴税，而是向公司所在国缴税。此外，TCJA法案还提出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海外所得免税额度（FDII）以及基于收入的最低税额（BEAT）等“补丁”来限制企业过度避税，并且鼓励海外资本回流美国（具体细节可参见附录）。
2．特朗普计划延长减税，并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特朗普计划延长对居民和企业的减税，并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由于TCJA中绝大部分家庭相关的减税政策将于2025年底到期（包括对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标准扣除额的增加、遗产税额等），企业部分的部分政策（例如奖励性折旧费用化）也逐步到期（图表4），特朗普希望整体延长TCJA法案，全面降低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并且寻求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来看，特朗普减税政策对财政的影响整体偏向“收入端”，即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和居民的税收来实现财政扩张，根据CRFB的测算，如果特朗普将TCJA相关条款均延期，并且下调企业所得税至20%，未来十年美国财政收入会下降4.3万亿美元（相当于2023年GDP的16%，图表12）。
居民方面（预计减少收入3.9万亿美元），延续TCJA法案中针对所有居民（包括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的减税，所得税税率和税级维持不变；延续TCJA法案中的税收抵免/扣除项目，包括增加儿童的税收抵免额（抵免额从此前的1000美元提升至2000美元）、将标准扣除额增加一倍（从1.2万美元/人提高至2.4万美元/人）、提高遗产税的免税额（免税额从560万提升至1120万）；免除小费税（tip tax）；取消对社会保障福利的征税（美国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个人需要就其福利的 50-85% 缴纳税款）。
企业方面（预计减少收入0.4万亿美元），可能将企业所得税率从当前的21%进一步下调至20%[2]；TCJA法案允许企业在2018-2022年将新购置固定资产折旧100%，2023-2026年逐渐减少折旧比例，2027年后完全取消，特朗普计划将这一政策永久化。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减税计划依赖于和国会的配合，考虑到目前哈里斯胜选概率提升，民主党赢下众议院而出现“分裂国会”的概率上升，TCJA延期的规模将受到一定制约。8月27日，Real Clear Polling民调结果显示，哈里斯在全国层面的民调领先特朗普（图表5）；从摇摆州民调来看，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和密歇根维持领先优势，在宾夕法尼亚州与特朗普基本持平，而在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低于特朗普但劣势边际收窄，整体向好（图表6）。哈里斯民调回升也提振了民主党赢下众议院的概率：博彩市场显示，民主党赢下众议院的概率为63%，而共和党赢下参议院的概率相对更高，这意味着“分裂国会”的概率明显上升。考虑到延长减税法案需要参议院和众议院同时通过，两党在一些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例如延续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增加儿童税收抵扣力度、削减消费税等，但在是否延长对高收入群体的减税以及对企业减税等议题上，两党可能存在较大分歧，预计最终的减税规模或受到制约，不排除小布什减税法案的“重演”。2010年小布什减税法案到期，时任总统奥巴马面临分裂政府，两党在高收入群体减税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是将小布什减税政策延长2年。
3．哈里斯计划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并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加税
与特朗普类似，哈里斯计划延长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同时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在儿童养育、医疗、住房、物价等领域的生活成本，但哈里斯可能增加对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对内”减税力度或不及特朗普。根据CRFB测算[3]，哈里斯政策将导致政府收入未来十年下降2.9万亿美元（约占2023年GDP的10.6%），低于特朗普的4.3万亿。但特朗普大规模加征关税或一定程度抵消减税影响。特朗普提出上任后可能对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且对部分国家征收更高关税（参见《美国大选首次辩论：特朗普优势扩大》，2024/6/28）。PIIE的测算显示，全面加征关税或增加每年225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一定程度对冲特朗普减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减税方面（预计减少收入2.4万亿美元），延长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群体的减税；扩大劳动所得税的抵免范围，为一线工人减税1500美元；与特朗普表态一致，免除服务业和酒店从业人员的小费税[5]（tips tax）；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但哈里斯或将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不延长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将从37%上调至44.6%[5]（图表9）；向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增加对富人的遗产税，实施财富税（对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个人征收25%的税）。
儿童养育方面（预计减少收入1.2万亿美元），儿童税收抵免额度从当前的2000美元提升至3600美元；为新生儿家庭提高额外的6,000 美元儿童税收抵免。
控制物价方面，推出联邦首个禁止食品和杂货价格欺诈的禁令；限制大公司不公平地剥削消费者，防止食品企业从食品和杂货中获取过高利润；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州检察长调查并处罚违反反垄断法和相关规定的企业的权力，避免食品行业集中度提升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对企业加税（预计增加收入0.9万亿美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提高到28%[6]，但幅度较此前更低（2019年一度要求恢复至35%）。
二、支出层面，哈里斯对补贴、产业政策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可能更高
哈里斯对中低收入人群补贴、全方位降低医疗成本、产业政策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可能超过特朗普。若特朗普当选，不排除减少或取消IRA中清洁能源、电动车相关补贴（CBO测算相关补贴总规模为3920亿美元）；特朗普对外也可能遵循美国优先原则而减少对乌克兰、甚至以色列的援助。
一方面，特朗普在扩大支出上的政策相对较少，而哈里斯计划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以及医疗补贴。哈里斯将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首付款补助和1万美元的税收减免，预计惠及40万首次购房者，总支出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同时，哈里斯计划设置2000美元的处方药自付上限、减少居民医疗债务、降低处方药价格等，预计总支出上升1500亿美元。另一方面，哈里斯在产业政策和海外援助的支出力度也可能明显高于特朗普。特朗普上任后，不排除取消IRA中清洁能源、电动车的相关补贴，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特朗普也可能采取美国优先的策略而减少对乌援助（2022年至今年7月，累计1750亿美元）。具体看：
住房方面（预计增加支出0.2万亿美元），1）4年内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首付支持，并且针对第一代购房者（即父母没有住房）提供额外1万美元的补助，预计将惠及400万人[7]；2）建造300万套新住房，缓解住房短缺，包括新设立400亿美元的创新基金用于住房建设、为建造入门级住宅并出售给首次购房者的住宅建筑商以及建造经济适用级别的出租房屋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3）打击垄断或操纵住房和租赁市场的行为，包括限制华尔街投资者大规模购买或加价出售房屋、阻止房屋租赁公司大幅涨价、操纵市场价格。
医疗方面（预计增加支出0.15万亿美元），为所有美国居民提供2000美元/年的处方药自付费用上限（意味着对处方药最多支付2000美元，超过的部分由政府承担）；与各州合作，取消美国居民的医疗债务，预计[8]将影响300万美国人的约70亿元医疗债务；加快医保的谈判速度，降低药物价格：包括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为35美元、至2026年将最昂贵和最常用的药品价格降低40-80%。CRFB测算显示[9]，降低处方药价格将导致未来十年财政支出下降2500亿美元，而延长医保补贴将导致支出提高4000亿美元，整体看，哈里斯政策将导致支出增加1500亿美元。
产业政策，哈里斯支持发展清洁能源以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图表10），预计哈里斯当选后IRA等支持绿色能源的相关产业政策有望延续，并且不排除力度进一步加大的可能性。而特朗普在共和党纲领中明确表示，将取消对传统能源生产的相关限制，结束绿色新政，包括取消针对绿色能源的税收抵扣，撤回部分IRA相关补贴和激励政策、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车强制令等。CBO测算IRA法案中电动车、清洁能源和减少碳排放项目的相关税收补贴的总支出规模为3920亿美元（参见《美国产业政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回报》，2023/11/7），预计取消此类补贴可能导致美国政府支出减少，从而对冲赤字。
对外援助，由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采取美国优先的策略，因此对外大规模军事援助，尤其是针对乌克兰支持的力度可能下降甚至逆转。CRFB统计，2022年至今年7月，美国已批准累计175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如果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可能大幅削减对乌援助力度，从而对冲TCJA赤字的影响。而哈里斯或整体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加强援助乌克兰的力度。
三、两党执政不同情形下，财政赤字率均可能维持高位，但赤字结构不同
不管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财政均可能扩张，总体赤字水平可能维持在7%左右的高位，高于疫情前的3.6%（2000-2019年均值）。根据CRFB的测算，如果特朗普将TCJA相关条款均延期，并且下调企业所得税至20%，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最大可能扩大4.3万亿美元（相当于2023年GDP的16%）（图表12），而平均赤字率也将从基准情形[10]的6.2%（2026-2034年均值，下同）上升1.3pct至7.5%左右，并且推高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12个百分点。而哈里斯政策将导致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扩大3.2万亿[11]，相当于2023年GDP的12%（图表11），赤字率也可能被推高1.0pct至7.2%，并且推高政府债务占比9个百分点（图表13-14）。基准情形下，特朗普的财政赤字力度或高于哈里斯，但考虑到哈里斯在产业政策以及对外援助上更加积极的立场，哈里斯和特朗普实际财政立场的差异或小于1.1万亿美元。
这也意味着，从赤字的“贡献角度”，民主党主导的财政政策可能支出端上升对赤字的贡献相对较大，而共和党主导的财政政策框架下，收入（税收）下降对赤字率的贡献相对更多。如我们在前两个部分所述，民主党/哈里斯的政策在收入（税收）下降的力度或不及特朗普，但其有更多的支出端政策，包括针对家庭的住房和医疗补贴、延续清洁能源相关的产业政策、维持对外援助力度等，而共和党/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主要集中于延长TCJA的减税政策、并且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等，但在部分产业政策以及对外援助方面，支出力度可能出现下降。因此，在其框架下，收入（税收）下降对赤字率的贡献相对更多。
四、财政政策影响：短期支撑增长，但副作用和可持续性也值得关注
短期受大选不确定性的影响，财政政策力度被动收缩，但大选后有望恢复宽松态势。如我们在《美国财政补贴大幅提振企业投资》（2023/7/31）中所述，以基建、芯片和通胀削减法案为代表的美国产业政策明显带动私有部门投资，尤其是计算机、芯片行业的建筑投资扩张最明显。近期美国制造业实际建筑支出高位企稳，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图表15）。由于美国大选面临总统、参议院“洗牌”的可能性，并且特朗普和哈里斯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各类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哈里斯可能延续拜登政府的IRA政策并且继续加强清洁能源，而特朗普可能削减甚至逆转IRA法案中的部分补贴政策。有关未来财政补贴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导致企业产能扩张或进入“停滞、等待”阶段。美国的月度财政赤字也较此前有一定程度的收缩，截至6月，美国财政赤字率（12MMA）为6.7%，较去年年底的7.6%下降0.9个百分点（图表16）。但大选后，随着此类不确定性逐渐消退，美国财政的扩张幅度可能自然回升。
中期看，两党财政政策对内外需相对动能，美国产业趋势，及全球贸易和通胀的走势均有深远影响。结合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财政、产业、贸易、外交等政策综合来看，二者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差异。特朗普政策以美国优先，其政策“对内”的减税力度较强，在行业上也有一定偏向性（传统能源、美国制造业等），“对外”的支出力度可能下降，并且有可能提高美国整体的关税，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水平。哈里斯对“对内”的减税力度或弱于特朗普，但民主党可能在其他的支出方面更为积极，包括住房和医疗的补贴、清洁能源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对海外的援助等。
虽然侧重不同，但“大财政”（高赤字）持续的局面下，对总需求增长可能仍形成支撑，但同时对长期国债的风险溢价也有推升长期国债风险溢价的“副作用”。
对增长而言，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当选，财政均为扩张效应，从而温和提振2025年增长和通胀，并且对2026年及以后提振更加明显。考虑到TCJA的多项政策，尤其是居民相关的减税政策，将在2025年底到期，预计TCJA延期对2025财年赤字的影响较小（图表17）。而2026年之后，TCJA法案延期将显著推动财政扩张，从而支撑经济。根据第三部分的测算，特朗普/哈里斯上任后，2026-2034赤字较基准情形或平均扩大1.3/1.0个百分点（图表17），预计将推高GDP和通胀。但参考2017年TCJA的影响，预计减税延期所带来的财政扩张对美国增长的提振较为温和（图表19）。
对股市而言，美国财政支出力度加大或提振风险偏好，支撑股市走强，但哈里斯对企业加税或一定程度拖累股市表现；特朗普和哈里斯在产业政策上的偏好可能导致行业表现出现分化。回顾2017年，由于TCJA法案能够降低企业税负压力、改善企业盈利，TCJA法案成功通过后的一个月，标普500累计上涨5.6%。但由于哈里斯表示将提高企业税率，可能一定程度拖累企业盈利，因此哈里斯上台可能会拖累股市表现。此外，考虑到特朗普在产业政策上更偏向传统能源、打压清洁能源，而民主党更偏向延续此前IRA等清洁能源政策，股市内部表现也可能明显分化，参照特朗普2016年当选后，传统能源明显上涨（图表18）。
对美债而言，美债的收益率曲线可能陡峭化，期限利差有望走阔。一方面，两党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均有一定的支撑效果，美国基本面可能在短期仍有韧性（参见《再论美国不衰退的逻辑》，2024/8/19）。另一方面，“大财政”下长期较高的赤字率对应的长端利率的“风险溢价”也应该更高。
风险提示
1）如果大选后财政政策兑现程度不及预期，美国经济可能超预期放缓；
2）如果美国政府债务过快上行，美债的风险溢价可能明显升高
附录：2017年TCJA法案的主要内容
2017年12月特朗普任上通过了历史上第四大规模的减税法案，即《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也被成为特朗普减税法案）。TCJA为企业提供大幅和永久性的减税，并为居民提供临时性税收减免，短期提振美国经济增长，促进企业海外利润汇回，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十年累计增加1.9万亿美元（占2017年GDP的9.6%），推高美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6.2个百分点。
特朗普减税法案对居民部门税收的具体调整如下（总共降低财政收入1.1万亿美元，图表20）：
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减税1.9万亿美元）：特朗普减税法案（TCJA）下调了个人/家庭的所得税税率，提高了大部分税级的起征点，并且降低了大多数税级对应的所得税税率，例如将最高级税率对应的起征点从42.7万美元提升至50万美元，并且将最高边际税率从39.6%下调至37%（图表21），这导致各个收入水平对应的税率整体低于此前。
增加儿童的税收抵免额（Child Tax Credit），以及相应可退还部分的额度（减税0.6万亿美元）。TCJA将儿童的税收抵免金额从此前的1000美元提升至2000美元，其中可退还的金额也从此前的1000美元提升至1400美元。此外，其他受扶养人对应的税收抵免额也从0提高至500美元。
将标准扣除额（Standard Deduction）增加一倍（减税0.8万亿美元），并且调整了部分分项扣除额（Itemized Deduction）（增税470亿美元）。TCJA将标准扣除额从6350美元（单身）/12700美元（夫妻联合申报）提升至12000美元（单身）/24000美元（夫妻联合申报）。但TCJA免除了个人和受扶养人的税收减免（此前为每人4050美元额度，相当于增税1.3万亿美元）。
将遗产税（Estate Tax）免税额提高一倍（减税720亿美元）。TCJA法案将遗产税的免税额提升一倍至1120万美元（单身）/2240万美元（夫妻联合申报），而最高遗产税税率维持在40%。
取消平价医疗法案（ACA）中的个人强制保险规定（增税0.3万亿美元）。TCJA调整取消了强制保险的规定，未参加合格医疗保险计划的个⼈不会被罚款。Brookings指出此政策整体会减少赤字，因为预计有1300万人会放弃保险覆盖，从而导致政府提供的税收补贴下降。
提高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的免税额（减税0.2万亿美元）。替代性最低税（AMT）是旨在确保高收入纳税人缴纳最低限度的联邦所得税，防止高收入纳税人利用某些税收减免和扣除额而大幅降低其应税收入。TCJA法案将免税门槛从5.4万美元（单身）/8.5万美元（夫妻联合申报）提升至7.0万美元/10.9万美元，意味着缴纳AMT的高收入纳税群体数量减少。
将通货膨胀调整（Inflation Indexing）的挂钩指标从CPI调整为链式CPI（增税0.2万亿美元）。TCJA将通胀调整的挂钩指标从CPI调整为链式CPI（即考虑了替代效应，当价格升高时消费者会转向相对便宜的商品）。考虑到链式CPI的增速通常低于正常的CPI，意味着对应所得税等级的增长会更为缓慢，因此这一政策变相增加了一定的税收。
特朗普减税法案对美国本土企业税收的具体调整如下（总共降低财政收入0.7万亿美元，图表20）：
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至21%（减税1.4万亿美元）。TCJA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此前的15%-35%（应税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企业税率为15%，应税收入位于5万美元至7.5万美元的企业税率为25%，高于7.5万美元的企业税率为34%-35%）统一调整为21%。调整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G7国家（27.2%）、OECD（23.7%）和世界（23.5%）的平均水平（图表23）。
允许企业对奖励性折旧（bonus depreciation）进行全额费用化。TCJA法案则允许企业在2018-2022年将新购置固定资产折旧100%，2023-2026年逐渐减少折旧比例，2027年后完全取消。
新增合格商业收入扣抵（Pass-Through Deduction）（减税0.3万亿美元）。TCJA法案额外引入了合格商业收入扣抵（Pass-Through Deduction），指的是允许拥有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的纳税人以其直通业务（Pass-Through）净收入的20%用于抵税。具体的计算规则较为复杂，但总体目标是降低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
对企业的利息支付和净营业亏损的抵免做了一定限制（增税0.7万亿美元）。此前企业的支付利息在计算应税收入时可以全额扣除（债务税盾），但TCJA规定利息支付有一定的扣除上限。对于亏损结转，此前允许企业净营业亏损可以完全抵消的应税收⼊，而TCJA则限制净营业亏损最多抵扣应税收入的80%。
特朗普减税法案对跨国企业税收的具体调整如下（总共增加财政收入0.3万亿美元，图表20）：
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无需向美国缴税，而是转向“属地税制”（减税140亿美元）。此前法律要求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将股息收入汇回母公司时按照美国企业所得税率缴税，但TCJA免除了跨国企业公司从其拥有⾄少 10% 股份的海外公司获得的股息税收，而是根据所在地的法律要求缴税。因此跨国企业有动机转移至低税率国家/地区。
特朗普减税法案提出了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海外所得免税额度（FDII）以及基于收入的最低税额（BEAT）等“补丁”以加强海外资本回流（增税0.3万亿美元）。
[1]https://www.forbes.com/sites/greatspeculations/2024/04/29/the-tax-cuts-and-jobs-act-mainly-expires-in-2025/
[2]https://taxfoundation.org/blog/trump-tax-plan-tariffs-analysis/
[3]https://www.crfb.org/blogs/kamala-harris-agenda-lower-costs-american-families
[4]https://www.crfb.org/blogs/kamala-harris-plan-exempt-tips-taxes-and-raise-minimum-wage
[5]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726040
[6]https://www.crfb.org/blogs/kamala-harris-proposal-raise-corporate-tax-rate-28
[7]https://mailchi.mp/press.kamalaharris.com/vice-president-harris-lays-out-agenda-to-lower-costs-for-american-families
[8]https://mailchi.mp/press.kamalaharris.com/vice-president-harris-lays-out-agenda-to-lower-costs-for-american-families
[9]https://www.crfb.org/blogs/kamala-harris-agenda-lower-costs-american-families
[10]基准情形的赤字率预测来自于CBO。
[11]主要包括政府收入/税收层面的影响以及支出中的补贴项，例如住房和医疗等，而哈里斯暂时没有公布对于未来产业政策和对外援助的支出规模的细节，因此没有计入赤字测算中。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4年8月29日发布的《美国大选宏观追踪之六：财政政策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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