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财经APP获悉，海通证券发布研报称，创新是美国的战略重点，08年以来制造业逐渐成为美国创新政策支持的重点，18年后政策基调由发展转向遏制和竞争。制造业政策在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和赶超时期对日本经济的高效运行和产业升级中起到了引领和规划作用。从两国经验来看，发展中高端制造是当前内外环境的必然要求，在制造业高端化的同时应兼顾产业合理化。
美国：制造业政策重要性提升。制造业在美国产业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40年代至60年代是制造业霸主时期，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1948年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高达22%。当时的产业政策重点加大对基础技术与通用技术的支持力度，这些研究成果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7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制造业转移期，随着日德的崛起，全球制造业重心开始从美国向外迁移，1970-2008年美国出口份额从14%降至8%。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转向技术创新和扩散，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相关产业迅速发展。08年至18年是制造业复兴时期，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实体经济，推行制造业复兴计划。尽管政策支持下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有所回升，但整体效果并不明显。18年至今是制造业的新发展期，政策基调由发展转向遏制和竞争，底层逻辑由效率优先转向国家安全优先，并在前沿领域加强投资。
日本：制造业崛起离不开政策顶级设计。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复兴和产业升级中起到了引领和规划作用。40-50年代中期是日本工业基础准备期，通过“倾斜生产方式”和产业振兴政策促进战后经济恢复。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日本制造业快速发展期，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重点支持重化工业，使其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从1960年的53%上升至1970年的94%。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期，内外因素推动制造业政策转向技术密集型升级，这一时期电子产业实现腾飞。90年代至2010年是产业再生期，泡沫经济后日本实施“产业再生政策”，推动创新体系和企业经营业务调整，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2015年至今是日本竞争力重塑期，振兴制造业成为国家复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产业政策更具选择性并加大国家投入，自2014年以来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从低点回升至1.2的最高点。
美日制造业政策变迁启示。我国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是当前内外环境的必然要求。自2018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改变，新冠疫情冲击加速了逆全球化趋势。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家供应链稳定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中高端制造位于产业链高附加值位置，是加快经济新动能发展的关键。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30%，发展附加值更高的中高端制造将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海通证券也需兼顾产业结构合理化，回顾美日产业政策，除了高端化，保持产业合理化也是内在逻辑。我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显著的供应链优势，制造业增加值规模持续攀升，2022年占全球比重超过30%。进一步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要求制造业在高端化的同时保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传统制造业与新兴产业互为促进，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将进一步夯实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风险提示：制造业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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