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被称为“地狱之年”并非空穴来风。COVID-19加剧了政治分裂，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并干预、阻挠其他多边组织，导致国际机构进一步分崩离析。然而，在黑暗中我们也看到了光芒。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帮助下，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卓越的创新，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出COVID-19疫苗。2021年，除了直面挑战迎难而上，我们别无他法。本文评估了2021年的十大风险与十大机遇，这些预测或对全球具有借鉴意义。
01、十大风险
疫苗研发缓慢，COVID-19危机加剧
目前，COVID-19仍在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肆虐，休闲度假、亲朋相聚以及抗疫疲劳都导致疫情将持续到2021年。许多人可能会因为对接种疫苗的美好预期而放松对COVID-19的警惕，然而疫苗的分发可能会遇到难以预测的生产和运输问题，从而推迟公众接种疫苗的时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美国人将没有机会接种疫苗，因此扼制疫情蔓延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到2021年的下半年。此外，在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疫苗的分发，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参差不齐。最重要的是，该病毒还会继续传播和变异，这也将进一步限制疫苗的有效性。
可能性：
拜登执政受到阻碍
美国大选告一段落，拜登胜选已成事实。然而拜登上任后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特别是如果共和党占据参议院更多的席位。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这段时间，他正想方设法为继任者“铺路”，给拜登平添了许多困难：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向政府退还了4,550亿美元的企业援助资金；特朗普威胁中国向台湾出售更多军火；并警告伊朗将施加额外制裁；以及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进一步取消军备控制措施。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共和党人认为拜登的总统之位是从特朗普手中偷走的，是非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四年中，拜登都必将特朗普视为眼中钉，同时，进步主义者（极左派）也可能向拜登施加压力，使拜登失去温和派的支持。
可能性：
债务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应对突发的COVID-19的支出使全球债务呈爆炸性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总债务在2020年增长到15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将有望达到全球GDP的36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已经向81个国家提供了财政援助，到2021年底，发展中国家需要偿还7万亿美元的债务。这种财务困境可能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为应对危机，二十国集团（G20）建立了一个“共同框架”（包括中国）来解决债务减免问题，而美国国会却不愿为IMF提供任何资源，这将可能让G20的努力付诸东流。
可能性：
西方国家挣扎在缓慢的经济复苏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降低了他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在2020年受COVID-19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最初估计。但即使到2021年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无法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GDP。只有中国，在2020年实现了经济的显著增长（将近2％），预计到2021年底将增长10％。对西方国家来说，如果财政刺激措施不足，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恢复缓慢的部分原因在于其过早取消了刺激措施，并从2010年就开始强调削减赤字。在欧洲，2008年后的紧缩措施也加剧了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引发了民粹主义浪潮，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长期政治影响。
可能性：
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席卷全球
联合国（UN）已发出警告，世界正处在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的边缘。COVID-19造成的经济损失使更多人陷入极端贫困，然而祸不单行，由于大流行破坏了全球粮食供应链，粮价也已出现上涨情况。联合国预计，相比于死于COVID-19的人，死于COVID-19相关的营养不良及疾病的人数会更多。世界粮食计划署（The World Food Program）认为，也门、南苏丹、尼日利亚和布基纳法索可能已经在遭受饥荒，而阿富汗、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埃塞俄比亚、海地、黎巴嫩、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距离饥荒也不远了。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穷人也在遭受着粮价上涨的困扰。
可能性：
全球中产阶级扩张结束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最大的成就就是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同时，全球中产阶级的数量不断增长。而这种情况将可能被打破。专家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始减少，仅在拉丁美洲就将减少5200万人。同时，世界银行预测，到2021年底，将新增1.5亿极端贫困人群（即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人口），到2022年，这一人群将进一步扩大。而从历史上看，中产阶级削弱往往与政治动荡、民主倒退和更大规模的冲突有关。
可能性：
朝核危机再度升温
朝核问题一直是国际外交的重要议题。拜登当选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后，在应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时，面临的是前四任总统失败的“外交遗产”。朝鲜宣称，其现在拥有一个能力更强的核武器库，包括大约20至30枚核弹和洲际弹道导弹，能在短时内直接打击到美国本土。过去每当美国新一届总统上任时，朝鲜都会开展导弹或核试验以表“问候”，从而对美国政府施压。朝核问题是涉及多边的地缘政治问题，长期积累，高度复杂，美朝双边根本无法解决。在这方面，如果拜登政府避免武力恫吓，转而寻求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等盟友的多边合作，加强威慑，将是最有效的。
可能性：
美国伊朗之间对抗加剧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将寻求就任后让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然而近日，以色列涉嫌暗杀伊朗最高核科学家，特朗普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加大对伊朗的制裁，都对美伊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让拜登重返伊核协议的路更加艰难。在伊朗，民众普遍存在对美国和欧洲的愤怒。如果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履行自己的誓言，在1月20日之前对以色列，阿联酋或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一定会引发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反应，例如轰炸纳坦兹核设施。反之，可能会引发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破坏拜登的外交愿景。美国若想重回伊核协议，就必须给予伊朗足够的补偿，并扩大原来的协议范围。如果用延长叫停伊朗核行动、导弹研发、导弹交易、以及终止也门战争的时间来换取联合国放松对伊朗制裁的谈判，或许可以重建伊核协议各方的一丝信任。然而，这一点基本不可能达成。
可能性：
美中在台湾发生冲突
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紧张局势恶化的关键。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美中之间的消极态势加剧了，美国对台湾的任何军事干预都可能会引发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
可能性：
新奥斯曼土耳其变得更加无赖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下的土耳其变得越来越专制、更加伊斯兰化并更具扩张主义色彩。土耳其要么已经在索马里、卡塔尔、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尔干部署了军队，要么已经进行了军事干预。在袭击与伊斯兰国（ISIS）作战的美国盟友库尔德人时，土耳其一直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塞拜疆与俄罗斯对峙。此外，土耳其正在部署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切实对北约构成威胁；在东地中海进行海上挑衅，违反《海洋法条约》，威胁到塞浦路斯；并在法国处理最近的恐怖袭击时进行挑衅。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将土耳其视为威胁，美国也不得不对其实施制裁，同时，北约也开始重新考虑是否仍将其作为成员国之一。
可能性：
02、十大机遇
世贸组织的重生
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全球贸易规则和争端解决体系的风险相伴而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WTO可能会解体，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贸易分化，催生更多保护主义，使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地区安排以及各个经济体的实力和规模。在COVID-19持续流行的情况下，经济即使没有衰退，也会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
在2021年恢复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将是一项重要成就，需要为此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重新选择世贸组织总干事；
其次，为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选拔法官，该机构因特朗普拒绝任命新法官而陷入停摆。
可能性：
更新多边主义
应设立国际组织，为太空、自动化武器、双重用途生物技术以及地球工程等领域，设置标准和法规，使这些领域可以创造普遍利益，而不会给人类带来危机。
可能性：
大国追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双边关系
以美俄关系为例，由于普京目前面临的糟糕处境：一边是COVID-19在俄罗斯肆虐；另一边，俄罗斯周边国家动荡不安的情况正在加剧，普京正寻求与美国和欧洲建立更稳定的关系，包括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开始，建立相互制约的架构。大国关系稳定将有利于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
可能性：
新的逊尼派阿拉伯-以色列联盟扩大并深化
最近以色列与许多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达成了一系列使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美国政府表示，未来将推动逊尼派国家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条约。阿以双方关系的缓和对于中东以及世界局势具有重要意义。
可能性：
区域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早在2009年，奥巴马曾宣布美国将参与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将其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支柱，以便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地区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其逻辑是，通过在占世界经济40%的国家之间建立一项符合劳工、环境和电子商务标准的协议，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可以迫使中国最终遵守这些规则。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其退出TPP的举动使美国成为“局外人”。日本与其他11个成员国一起，启动了该协议的简化版本。东京方面构建该简化协议正是为美国重新加入提供便利。重新加入TPP将是美国重新夺回区域经济空间，恢复美国信誉，巩固美国在经济规则制定方面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对于亚太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可能性：
为数字治理构建新的国际架构
数据和算法是21世纪经济的驱动力。伴随“互联网主权”概念的流行，互联网开始分裂成由欧盟、美国和中国分别主导的三个数字体制。避免“互联网巴尔干化”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关键挑战。
可能性：
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的合作形式
目前的人工智能(AI)伦理和原则由各国独立制定，因此各方一致认为需要建立共同的人工智能标准和规范，包括安全技术;问责制和透明度;保护隐私及良好的数据管理;为社会和环境服务等。符合所有国家政府的利益。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共同努力，为人工智能建立一个普遍认可的基线。
可能性：
突破电池存储技术障碍
“能源存储局限”是人类加速过渡到后石油经济的最大障碍。更好、更便宜的电池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容量，使电动汽车更具吸引力，对于使用绿色能源、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可能性：
研发出通用的COVID-19疫苗
COVID-19大流行引起了人们对病毒不断变异而带来的持续威胁的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已有的研究加速了疫苗研发的进程。各国应精诚合作，共同致力于开发通用的COVID-19疫苗。
可能性：
大西洋国家重建技术合作联系
尽管最终结果将由欧盟成员国决定，但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已经在为建立“技术联盟”，以及与美国加强对华问题合作制定构想。
未来，拜登政府有机会重建跨大西洋关系，并更好地协调与科技政策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如果美欧技术联盟得以达成，可能需要双方共同做出让步。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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