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正处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边缘。
疫情蔓延至全球70多个国家，欧美股市重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性的破1%，黄金大涨，石油史诗级暴跌，航空、旅游、餐饮、贸易、产业链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美国大选，特朗普和桑德斯崛起，政治激进的观点盛行，反映了美国贫富分化、社会撕裂、铁锈地带、逆全球化、民粹主义。
受全球疫情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和增速换挡叠加影响，中国经济此轮调整超过2003年非典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时间长短和幅度深浅尚不确定。目前大家对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3%、零增长还是负增长仍存争议，但创40年新低是无疑的。
这真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我从事宏观经济研究20年，纵观世界经济史，这绝对算大事件了。
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举，就像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滞胀与里根经济学，计划经济与邓小平改革一样。化危为机，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产、提振消费”。
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2018-2019年多次提出“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2020年1月31日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中提出“提前做好项目储备，疫情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2月28日发布报告《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提出“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引发各界讨论和资本市场反应。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新基建”，新未来，新的发展理念。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
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
四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五是新的内涵。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因此，我们建议还应加强软的“新基建”：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新基建”是未来发展的短板，这些领域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的大国重器。
“新基建”投资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比如，未来5G网络建设投资将达到1万亿以上，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数万亿投资，更重要的，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产业，带动十几万亿产值的新经济，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的基础设施。
中国过去几十年，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体制优势的重要体现。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怎么会有外资纷纷看好中国，涌入中国？怎么会有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高速增长？怎么会形成强大的全球产业链？怎么会形成全球互联网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中美争霸局面？
“新基建”不仅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国竞争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杀手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之战，胜负手。3月3日美联储紧急降息50个基点，3月4日中国政治局常委会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大放水，一个新基建，我相信历史将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在危难之际，“新基建”挺身而出。虽然一度备受争议，但今天它正在成为朝野共识，在万众瞩目中，身负使命，荣耀加身。
3、论战“新基建”：不是“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钱从哪来？
“新基建”点燃A股的希望，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各地纷纷加码新基建投资。
自我们旗帜鲜明提出“启动新基建”以来，引发各界讨论。但也有一些不同观点，大部分讨论是客观理性的，推动了各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化。
1）新基建正成为朝野共识，民心所向。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明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近期20多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优化预算内投资结构。”
2018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提出，“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等传统补短板领域。”
2）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社会上有些思想认识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非黑即白是情绪化的民粹的业余的。
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严重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3）有观点把“新基建”和“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等混淆，这种思想认识还停留在上个时代。
“新基建”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新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
“老基建”在部分地区尤其人口流出地区已经过剩，再投资劳民伤财。当然对于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长远来看道路桥梁建设的空间仍大，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
4）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我们建议，应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增加专项债额度，上调至3-3.5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尤其是新基建，基建投资可适度超前。
5）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对中国经济贡献不大。我们认为这种思维缺少前瞻性，“新基建”就像新兴产业，现在占比小，但成长快，未来空间巨大，潜力巨大，正是中国经济应该大力发展的新方向，这也是结构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
6）还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都市圈城市群化是未来人口流动的大方向。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我记得10年20年前，就有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城市规划屡次试图控制人口。1993年规划要求2010年控制在1250万，2005年规划要求2020年控制在1800万。但事实上，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2154万人，根据大数据推算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人。过去我们按照1800万人规划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机动车637万辆，而东京圈2014年有1602万辆。2019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仅699公里，而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高达3347、2705、1098公里。所以，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7）作为“新基建”旗帜鲜明的倡导者，这是我们前期观点的延续。在2010年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预测“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2015年预测 “海拔已高风大慢走”、“经济L型”、“一线房价翻一倍”、“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这一系列观点是我们过去十多年在系统深入研究德日韩台美英新等经济体转型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得出的重大判断，逐渐形成了“转型宏观”分析框架，实战经济学（参考专著译著《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大势研判》《新周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实战》《房地产周期》《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崛起》）。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与“洗洗睡”“离场论”等观点不同，我们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经济的客观专业理性建设性分析。我们可以选择战场，不能选择阵营，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大部分人都将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社会进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幸福，呼吸到自由、安全的空气。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亲爱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临重大抉择。成，则伟大崛起时隔五百年重回龙座；败，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长黑暗。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
4、扩大消费最好的方式是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产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实现中国梦
近年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政坛崛起，政治观点激进，映射出贫富分化、社会撕裂、铁锈地带、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美国社会深层次问题。
美国遇到的问题，中国就不存在吗？值得警惕和重视。
1）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20.2%的总收入，后50%的人口仅拥有12.5%的总收入。1968-2018年基尼系数从0.386升至0.486。
2）美国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38.6%的总财富，后50%的人口仅拥有-0.1%的总财富，后50%的人口受次贷危机冲击陷入负资产。
3）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1953-2017年间美国人均实际GDP1增长了238.9%，但是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却只增长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显著放缓。经济增长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阶层，而未惠及广大的中产阶级。
4）上升通道堵塞，阶层固化，美国梦褪色。可用“绝对流动性”这一指标来衡量：全社会子女30岁时收入超过其父母30岁时收入的比例。美国的绝对流动性在持续下滑，从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这意味着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们30岁时的收入基本都能超过其父母年轻时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
5）年轻一代幸福感和希望的逐步丧失。美国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乘着时代东风过上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有房有车、定期家庭旅行、足额的子女教育经费、充分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等。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往往要背负巨额教育贷款、遭遇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贷。因此千禧一代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支持者。
6）教育机会不公平加剧阶层固化，“寒门不出贵子”现象加重。在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常春藤联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学）中，只有13.5%的学生来自底层50%的家庭，3.8%的学生来自底层20%的家庭，而来自顶层1%家庭的学生却高达14.5%，甚至超过了底层50%的家庭。
7）美国大学学费快速上涨，助学贷款负担沉重。1984-2019年，美国CPI涨了1.5倍，住房租金涨了2.2倍，医疗服务涨了2.7倍，大学学费却涨了7.3倍。
2016年铁锈地带和失落的大多数助力特朗普爆冷赢得大选，这不是偶然而是时代的必然。
比特朗普更激进的是桑德斯，掀起“桑德斯旋风”，他的竞选主张是提高个税最高档税率至52%、提高企业所得税至35%、提高资本利得税、支持财富税、提高累进遗产税、支持金融交易税等激进政策主张，迎合了美国中下层人民对于当前收入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
而且，竞选之初就呼吁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反对中美贸易正常化，认为目前中美贸易关系不利于美国的就业增长和财富平等，计划通过修改贸易政策来赢得这场竞争，并希望与盟友一同对华贸易施压。
5、面对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国竞争，减税降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与民休息，是软的“新基建”。
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负担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会保障层次低。
1）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美国减税后可能减少宏观税负平均0.8个百分点/年，对中国产生压力。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3.7%。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占据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程度低。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对比鲜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群体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4）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议：
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恒大研究院“疫情与新基建”相关研究报告：
10、《新基建、减税，钱从哪来？赤字率该破3就破3！——2020年财政政策建议》，2020年3月9日
9、《任泽平：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而不是四万亿重来》，2020年3月6日
8、《任泽平：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2020年3月2日
7、《全球大瘟疫、金融海啸和新基建》，2020月3月1日
6、《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2020年2月28日
5、《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特大洪水灾害：1999年转危为机改革启示》，2020年2月18日
4、《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2020年1月31日
3、《大时代——2020年宏观展望》，2020年1月6日
2、《该出手了，财政优于货币：2020年政策建议》，2019年12月6日
1、《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2018年7月24日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研究院院长。
兼任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升级评审专家，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首都金融智库专家，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兼职导师，深圳市优化营商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枣庄市人民政府顾问，茅台集团研究院顾问，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MD、首席宏观分析师，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所长。在履职机构均获得佳绩，参与重大文件和改革方案起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百人量化绩效考核排名第4，中国资本市场大满贯冠军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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