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

远川科技评论2020-12-10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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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

SnapeMDEyMjA
2020-12-12
SnapeMDEyMjA
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
小石头W
2020-12-12
小石头W
国运在🇨🇳
Jerome_6615
2020-12-12
Jerome_6615
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
- 大考克:
  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Sonnymonkey
2020-12-12
Sonnymonkey
还行
kfnsybwofon
2020-12-11
kfnsybwofon
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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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kind":"news","is_publish_news":false,"is_publish_highlight":true,"is_publish_live":false,"is_publish_wemedia":null,"editions":null,"column":"","sentiment":"0","news_tag":"","news_rank":0,"symbols":[],"gpt_button":1},"commentList":[{"id":395736881,"gmtCreate":1607756282943,"gmtModify":1703849782544,"author":{"id":"3549354212299973","authorId":"3549354212299973","name":"SnapeMDEyMjA","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69c3a759696ffcee75aba6407c65a4e7","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idStr":"3549354212299973","authorIdStr":"3549354212299973"},"htmlText":"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listText":"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text":"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6,"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73688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kind":"news","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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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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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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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739947,"gmtCreate":1607753352289,"gmtModify":1703849777107,"author":{"id":"3468658323336580","authorId":"3468658323336580","name":"小石头W","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213fa3ba9cd3173261a3b6b51fbab243","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1,"idStr":"3468658323336580","authorIdStr":"3468658323336580"},"htmlText":"国运在🇨🇳","listText":"国运在🇨🇳","text":"国运在🇨🇳","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739947","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kind":"news","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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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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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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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447906,"gmtCreate":1607736586505,"gmtModify":1703849732199,"author":{"id":"3535363658058986","authorId":"3535363658058986","name":"Jerome_6615","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3b5287c143ef083fbc492947b32c9","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idStr":"3535363658058986","authorIdStr":"3535363658058986"},"htmlText":"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listText":"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text":"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3,"commentSize":1,"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447906","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kind":"news","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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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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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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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comments":[{"id":3178727,"gmtCreate":1607795054686,"gmtModify":1607822099756,"authorId":3560489719692524,"author":{"id":3560489719692524,"idStr":"3560489719692524","authorId":3560489719692524,"name":"大考克","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24736ac27fa53ef4df79888f11cc95d0","vip":1,"crmLevel":9,"crmLevelSwitch":1,"individualDisplayBadges":[]},"repliedAuthorId":0,"objectId":395447906,"type":1,"supId":0,"prevId":0,"content":"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 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 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text":"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 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 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html":"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 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 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langContent":"CN"},{"id":395459521,"gmtCreate":1607729164763,"gmtModify":1703849708295,"author":{"id":"3567639463146730","authorId":"3567639463146730","name":"Sonnymonkey","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82482ef70b03cbfd5ad6350db7c7a66b","vip":1,"crmLevel":4,"crmLevelSwitch":0,"idStr":"3567639463146730","authorIdStr":"3567639463146730"},"htmlText":"还行","listText":"还行","text":"还行","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45952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kind":"news","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21:51","market":"hk","language":"zh","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url":"https://stock-news.laohu8.com/highlight/detail?id=1189860812","media":"远川科技评论","summary":"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content":"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与很多人的惯常认知相反，东南亚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4e78285d2a9c4c265508a763d86ac6a9\" tg-width=\"1000\" 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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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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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490121,"gmtCreate":1607701579863,"gmtModify":1703849627175,"author":{"id":"3556681582729087","authorId":"3556681582729087","name":"kfnsybwofon","avatar":"https://static.laohu8.com/default-avatar.jpg","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idStr":"3556681582729087","authorIdStr":"3556681582729087"},"htmlText":"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listText":"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text":"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49012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kind":"news","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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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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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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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sCommentEnd":false,"newsSizeData":{"likeSize":79,"commentSize":20,"repostSize":0,"favoriteSiz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APP":{"userAgent":"Mozill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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