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企改革政策频出,央国企分红稳定性和动力增强
投资要点
一、宏观层面,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低利率环境可能是较长时期的常态,社会财富对于稳健型资产配置需求是趋势性力量。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且当前流动性环境宽松,无风险收益率下降至3%以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下行,能够提供稳定高收益的优质资产相对稀缺,因而,港股市场股息率8%甚至更高的优质价值股获得青睐。从股息率与国债利差角度来看,截至2024年2月23日,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的股息率为7.4%,处于2020年以来的62%分位数水平,与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达到5.0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高分位数水平。
二、中观层面,国企改革政策导向下,优质央国企的分红比例有望不断提升。近年来国企改革政策频出,央国企分红稳定性和动力增强。
企业利润稳定性增强及现金流水平提升是分红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方案》以及国资委优化央企经营指标体系为“一利五率”,显示出新时代下,央国企从重视收入规模转向重视盈利能力和现金分红。
将“市值管理”纳入到业绩考核体系中是以此为指挥棒引导上市公司“及时通过应用市场化增持、回购等手段传递信心、稳定预期,加大现金分红力度”。
近年来,以三桶油、四大行、三大运营商为代表的港股高股息优质央国企ROE、分红比例整体呈现出平稳上行趋势。
三、微观层面,北水逐步取得港股高股息央国企标的定价权。
2022年年初以来,我们持续提醒港股高股息的优质央国企的配置价值,提出中资将会取得优质央国企的定价权。
——近年来配置型中资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资产荒”,特别是内地公募基金公司的固收部门、保险、银行理财子等机构对于高质量、有效资产的配置需求非常强烈,相较于A股,深度价值高股息的优质港股更具性价比,吸引南下资金流入。
当前AH溢价处于历史高位,港股具有较高性价比,后续港股高股息资产凭借自身“低波红利”的特征有望继续吸引南下资金流入。历史上,每当AH溢价高企之后不久,南向资金便积极涌入,直到AH溢价再次趋于收敛。截至2月23日,AH溢价指数为151.80,位于2015年以来的98.6%分位数水平。
比较两地上市AH股的股息率(近12个月),H股较A股股息率(近12个月)更高,即使考虑扣除港股通投资时港股将面临的约20-28%的股利税,港股高股息股票的股息率也更有吸引力。
——南下资金逐步取代外资获得港股高股息标的的定价权,成为高股息标的价值重估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以高股息的央国企为例,其港股通持股占比逐年攀升,由2018年底5.3%提升至2024年2月21日的13.5%,而衡量外资持股的国际中介持股占比明显下降,由2018年底的26%下降至16.6%。
四、港股高股息策略还有“非内地”的港股标的,特别是香港本地股值得重视。
除了优质的央国企标的,港股高股息标的池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香港本地股,如香港本地公用事业、金融、地产、综合行业等领域的优质高股息公司。
香港本地股每年派息稳定增长。以港资房企为例,2015年-2022年,每股派息呈现出稳健上涨的趋势,多数公司2015-2022年每股派息复合增长率大于3%;部分香港本地股承诺较高的稳定的派息比例或可持续、稳定增长的股息。另外,2022年,部分香港本地金融业、公用事业、综合业的代表性公司的分红比例维持在高位,每股派息基本上回到2019年的水平。
Hibor利率下行,高股息率的香港本地股吸引力提升。随着2022年初美联储加息、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上行,香港市场Hibor利率快速上升,与香港本地股股息率的利差不断收窄,一度超过本地股股息率。2023年10月以来,随着联储降息预期不断升温,Hibor利率下行,香港本地股股息率与Hibor利率的利差重新走阔,香港本地股有望重新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五、投资机会:高股息资产是港股中长期核心配置标的。
中长期来看,相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能够提供稳定的高股息的资产难能可贵。高股息资产是未来配置中国权益资产的重要投资策略之一。建议投资者立足长期、严格以“低波红利、类可转债”策略配置能源(石油、煤炭)、电信运营商、公用事业、地产、金融、高速公路等领域的央国企龙头,以及香港本地公用事业、金融、地产、综合行业等领域的优质高股息公司。
报告正文
一、宏观层面,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低利率环境可能是较长时期的常态,社会财富对于稳健型资产配置需求是趋势性力量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且当前流动性环境宽松,无风险收益率下降至3%以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下行,能够提供稳定高收益的优质资产相对稀缺,因而,港股市场股息率8%甚至更高的优质价值股获得青睐。
从股息率与国债利差角度来看,截至2024年2月23日,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的股息率为7.4%,处于2020年以来的62%分位数水平,与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达到5.0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高分位数水平。
二、中观层面,国企改革政策导向下,优质央国企的分红比例有望不断提升
近年来国企改革政策频出,央国企分红稳定性和动力增强。
2022年5月27日,国资委发布了《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本文中亦称《方案》),指出部分央企存在“价值实现与价值创造不匹配”,同时也提出,将于2024年底验收各央企集团工作方案,考核上市公司发展质量。
进入2023年后,一系列政策落地更为密集,包括:国资委优化央企经营指标体系为“一利五率”、中央企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专题会、启动国有企业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创造行动等。
2024年1月24日,国资委宣布“进一步研究将市值管理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这是国资委首次提及将“市值管理”纳入到业绩考核体系。在1月29日,国资委进一步提出“各中央企业要更加突出精准有效,推动‘一企一策’考核全面实施,全面推开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考核”。而在1月25日至26日间,证监会召开2024年系统工作会议,亦提到“推动将市值纳入央企国企考核评价体系”。
企业利润稳定性增强及现金流水平提升是分红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方案》以及国资委优化央企经营指标体系为“一利五率”,显示出新时代下,央国企从重视收入规模转向重视盈利能力和现金分红。将“市值管理”纳入到业绩考核体系中是以此为指挥棒引导上市公司“及时通过应用市场化增持、回购等手段传递信心、稳定预期,加大现金分红力度”。
近年来,以三桶油、四大行、三大运营商为代表的港股高股息优质央国企ROE、分红比例整体呈现出平稳上行趋势。
三、微观层面,北水逐步取得港股高股息央国企标的定价权
2022年年初以来,我们持续提醒港股高股息的优质央国企的配置价值,提出中资将会取得优质央国企的定价权。
近年来,配置型中资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资产荒”,特别是内地公募基金公司的固收部门、保险、银行理财子等机构对于高质量、有效资产的配置需求非常强烈,相较于A股,深度价值高股息的优质港股更具性价比,吸引南下资金流入。
当前AH溢价处于历史高位,港股具有较高性价比,后续港股高股息资产凭借自身“低波红利”的特征有望继续吸引南下资金流入。历史上,每当AH溢价高企之后不久,南向资金便积极涌入,直到AH溢价再次趋于收敛。截至2月23日,AH溢价指数为151.80,位于2015年以来的98.6%分位数水平。
比较两地上市AH股的股息率(近12个月),H股较A股股息率(近12个月)更高,即使考虑扣除港股通投资时港股将面临的约20-28%的股利税,港股高股息股票的股息率也更有吸引力。
南下资金逐步取代外资获得港股高股息标的的定价权,成为高股息标的价值重估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以高股息的央国企为例,其港股通持股占比逐年攀升,由2018年底5.3%提升至2024年2月21日的13.5%,而衡量外资持股的国际中介机构持股占比明显下降,由2018年底的26.0%下降至2024年2月21日的16.6%。
(注:中介机构持股指的是港交所披露的中央结算系统(CCASS)里中介机构的持股,中介机构根据类型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国际中介、中资中介、中国香港本地中介、港股通。由于外资的持股中介机构往往是国际中介机构,因此国际中介机构持股占比可以大致反映出外资的持股占比,但不是精确的实际外资持股比例。)
四、港股高股息策略还有“非内地”的港股标的,特别是香港本地股值得重视
除了优质的央国企标的,港股高股息标的池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香港本地股,如香港本地公用事业、金融、地产、综合行业等领域的优质高股息公司。
香港本地股每年派息稳定增长。以港资房企为例,2015年-2022年,每股派息呈现出稳健上涨的趋势,多数公司2015-2022年每股派息复合增长率大于3%;部分香港本地股承诺较高的稳定的派息比例或可持续、稳定增长的股息。另外,2022年,部分香港本地金融业、公用事业、综合业的代表性公司的分红比例维持在高位,每股派息基本上回到2019年的水平。
Hibor利率下行,高股息率的香港本地股吸引力提升。随着2022年初美联储加息、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上行,香港市场Hibor利率快速上升,与香港本地股股息率的利差不断收窄,一度超过本地股股息率。2023年10月以来,随着联储降息预期不断升温,Hibor利率下行,香港本地股股息率与Hibor利率的利差重新走阔,香港本地股有望重新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五、投资机会:高股息资产是港股中长期核心配置标的
中长期来看,相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能够提供稳定的高股息的资产难能可贵。高股息资产是未来配置中国权益资产的重要投资策略之一。建议投资者立足长期、严格以“低波红利、类可转债”策略配置能源(石油、煤炭)、电信运营商、公用事业、地产、金融、高速公路等领域的央国企龙头,以及香港本地公用事业、金融、地产、综合行业等领域的优质高股息公司。
最后,我们列示符合当下部分建议行业方向里的港股高股息标的,供参考,不作为个股推荐。
六、风险提示
大国博弈风险;美国政策紧缩超预期风险;全球经济下行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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