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快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6日凌晨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美国人上一次体验一场夹杂着中途换将、暗杀事件、对外政策抗议以及败者卷土重来的总统大选,是在何时?答案是1968年。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流报章厌弃多时的尼克松,在“沉默的大多数”托举下,赢得了重返白宫的机会(尽管上一次只是副总统)。将近60年后,特朗普的支持者以高调呐喊欢庆胜利。实际上,不论胜败,他们的声音始终震耳欲聋——想想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吧。2016年赢过一次的人,不会为袒露自己的喜好感到羞怯。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6日凌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发表讲话。(图|视觉中国)
马克吐温在一百多年前写过:“历史不会重复其自身,但押着相同的韵脚。”2024年美国的韵脚,当然与1968年不完全相同。但对公众来说,他们在过去四年,的确体验了与1960年代类似的动荡感。发生在欧洲和中东的两场局部战争,挑战了过去30多年被美国视为常态的全球领导力。整整一代人未曾体验的高通胀,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飙升,尚未宣告终结。大约12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激烈的黑白族裔冲突再度浮出水面;生效近半个世纪的堕胎权判例,在2022年被最高法院推翻。确定性似乎已然不复存在,动荡成为必须重新适应的常态。
如果说在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尚可以被视为“反常”的波动;那么在2024年,“常态”这个词本身已被重构。民主党在7月下旬,几乎是被恐惧推动着完成了候选人“换将”。面对一名身负数十项重罪指控,长期与主流媒体剑拔弩张的对手,他们依旧显得信心不足。卡玛拉·哈里斯模糊了她的政见表述,只为争取7个“摇摆州”那些尚未明示立场的中间派选民。
而特朗普在投票日之前,已经开始以胜利者的姿态指点江山。这一次,不再有彭斯、丽兹·切尼和米特·罗姆尼这样的共和党“老人”从旁掣肘。妮基·黑利和德桑蒂斯在短暂试水竞争后,献上了自己的效忠词。昔日的共和党基层选举机器,已经让位于马斯克和加密货币新贵组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特朗普甚至不屑于用副总统席位来酬赏共和党建制派。他选择了40岁的万斯——2016年特朗普参选时,万斯那本《乡下人的悲歌》才刚刚写成。
两位候选人都把11月5日这个投票日渲染为“生存抑或毁灭”的终结抉择。选民的反应又是如何呢?10月31日,美联社公布的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有七成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感到焦虑或是沮丧。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疫情期间的2020年大选。具体的政见之争已经不再能吸引公众的眼球,人们在苦闷和不安中,做出自己的决定。
以宾夕法尼亚为代表的“摇摆州”,再度成为决胜的关键。特朗普和哈里斯掌握的“安全”选举人票,几乎都超过了220张。那里是确定性的王国——不论你是否喜欢,“安全州”的人口结构、产业类型和政治倾向已经固化。而“摇摆州”的不确定性,几乎等同于美国的不确定性本身:有大城市和郊区,也有乡村;有艰难转型中的传统制造业,也有前途未卜的服务业;有拉丁裔、亚裔和阿拉伯裔,也有刚刚达到初次投票年龄线的新选民;有勉强站稳脚跟的新移民,也有急欲再度成为关注焦点的蓝领白人。政治科学家已经很难根据某项单一指标——例如族裔背景、简单收入水平或是年龄代际——来预测选民的投票偏好。它超出了简单数学模型的控制范围,演化成了情绪与认知之争。
情绪之争,意味着选择性忽视达到了新高度。正如在2020年,民主党选民不会将良好的纸面经济数据归功于特朗普;2024年的共和党选民,只会变本加厉地将通胀和物价归咎于民主党政府。患上“非法移民恐惧症”的选民,也不会在意:一旦特朗普胜选,他是否真有能力挨家挨户地搜查和驱逐非法入境者。他们召唤的是某种“确定性”;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被动荡和恐惧激发出的“确定性强迫症”,而不是可以落地的解决方案。特朗普的大胆姿态让他看上去更接近那个提供确定性慰藉的人。尽管他在2017—2021年早已证明:他的方案,恰恰与确定性背道而驰。
但尾部风险,从来都不是抑制情绪的关键。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自199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加拿大、西欧的人均GDP差距一直在拉大,而不是缩小。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阵营内部,美国的收入优势不减反增。在2024年,美国依旧贡献了全世界15%的GDP;1990年时这个数字是21%。而G7集团另外六家的份额,却从50%跌到了30%。然而,愤懑的美国蓝领选民绝不会认同,自己一直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更愿意相信,民主党政府在过去四年带来了衰退;自己的处境除了大选年,从未被真正正视过。他们也无暇细想,特朗普的“关税战”威胁和驱逐非法移民的承诺,或许会带来物价上涨以及劳动力不足。他们不会去计算美国国债和政府赤字的规模:那些都是“以后的事”。
当特朗普在10月30日乘坐垃圾清理车(回应此前拜登攻击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垃圾”的失言),以嘲讽者和代言人的姿态抵达“摇摆州”威斯康星时,他的支持者不会追究:正是为特朗普助选的喜剧演员欣奇克里夫,在10月27日纽约的集会上率先开启骂战,把波多黎各嘲讽为“垃圾岛”,才引来了拜登的还击。与此同时,哈里斯依然在勉为其难地撇清她和民主党左翼的联系,似乎认为模糊化的立场表述,可以在“摇摆州”为自己争取几个百分点的优势。
过去20多年里曾被民主党当作胜选武器的那些标签——女性身份、少数族裔背景、宏大社会议题——在2024年似乎已被刻意加以遮蔽。哈里斯的姿态,远不及2016年的希拉里·克林顿来得高调,反而透露出妥协和不自信。仿佛一个更加中性,更加缺乏棱角的候选人,才是激烈情绪的抚慰剂。这当然是拜登较晚退选的副产品,但多少也暴露了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和不自信。而他们的对手是一个不惮于用更激烈的言辞和太空歌剧式的叙事来回应现实的人,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这种奇特表演的力量,甚至还在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进一步入侵现实。
这就是2024年的美国政治。当动荡的感觉渗透进日常生活时,人们依旧本能地渴望某个承诺提供最终解决方案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做出承诺姿态的人;哪怕他兑现承诺的方式,是制造更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2024年的特朗普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者。他将以更大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回应那些渴望从他身上获得慰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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